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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保法修订:拍卖业将如何面对变局?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即使没有外资企业冲击,中国艺术品市场也充满危机。”北京拍卖行业协会会长、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学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的这番话,背景是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即使没有外资企业冲击,中国艺术品市场也充满危机。”北京拍卖行业协会会长、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学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的这番话,背景是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中,不再限制外资拍卖行在中国拍卖文物。

此次《征求意见稿》中其他与艺术品交易相关的改动,还有取消拍卖前报批程序、扩大民间古玩买卖机构生存空间等。

虽然从业者对于这次修法也有更高期望,但是改革终究满足了中国拍卖行业多年来的若干期盼——更为开放的市场、更为频繁的交易,特别是更为方便的民间参与。

中国拍卖业“狼来了吗”

对于不再限制外资拍卖行在中国拍卖文物,拍卖界没有“狼来了”的忧虑,而是普遍持欢迎态度。

这些品牌公司将带来专业先进的国际规范,对中国企业有示范作用。比如其独立的财务制度可以避免假拍、拍假行为,严格的征集程序能最大限度规避风险。

“国内公司经常是老板说了算;老板换人了,客户会担忧服务质量受影响。”甘学军对比说,人们只关心苏富比、佳士得的拍品,但没人关注它的老板是谁。

北京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季涛也认为:外资拍卖企业将给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拍品和客户,且有助于海外文物回流。

上世纪90年代,两大世界拍卖巨头——佳士得和苏富比开始布局中国,先后在上海和北京成立办事处。

2013年,佳士得获得在华营业执照,成为中国首家独资国际艺术品拍卖公行;而苏富比选择与北京歌华美术公司合资成立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

由于不被允许在中国境内征集文物类标的,它们缺乏书画、杂项等大成交额拍品,如2015年苏富比(北京)秋季拍卖成交额仅1650万元。其从境外征集的标的只能在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内拍卖,成交后另行缴纳关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55条第3款规定:“禁止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的文物商店或者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征求意见稿》)中则删去了这一规定。

甘学军觉得,解禁外资企业一定会给国内拍卖公司带来冲击,但不是说它们很快就能在中国市场大展拳脚。

“其策略将是积极而谨慎的,但绝不是独霸中国市场,将来也不可能。”他分析说:“还有拍卖等其他法律要遵守,对中国文化环境‘水土不服’的问题依然存在。”

比如,佳士得、苏富比在中国青铜器、高古瓷等方面具有长期优势,但在中国受到禁止拍卖出土文物的限制;同时,文保和拍卖方面的法规,都规定拍卖企业不能进行购销活动,虽然这在国际拍卖机构是正常业务。

季涛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缓冲期是3至5年:“(它们)原来主做油画等当代艺术,现在改成中国文物,要想形成一定影响力和市场规模,短期内不会对国内企业造成很大冲击。”

外资公司的新角色

在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双舟看来,中国拍卖业已具有一定规模,不再需要特殊保护。过去禁止外资企业经营文物拍卖,不仅未能防止文物流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反作用。

近年来,多起流失文物在海外被拍卖的事件引起国人对外资拍卖行的反感。如佳士得2000年在美国拍卖王处直墓被盗彩绘浮雕武士石刻、2009年在法国拍卖圆明园兽首等。事实上,国外法律对此没有限制。

“一些人觉得外资拍卖行在中国也会这么做,其实它们更爱惜品牌,比国内企业更守‘规矩’,甚至有些死板。”季涛说。

比如北京永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曾是佳士得的品牌授权公司,长达8年经营获得行业内较大认可。

由于进出境、关税等诸多限制,为避免在监管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触犯中国法律,该公司从不拍卖回流文物,使得佳士得许多重量级拍品无法进入中国。

此外,外资拍卖机构还要遵守母公司所在国家的法律,很多法律已转换成为公司规定从上到下执行。

比如根据反洗钱法或遗产法等相关法律,外资拍卖公司只允许买家用个人名下账户付款,不准朋友或亲属代付;相较之下,国内银行有很多变通做法,像由付款人出具保证书以避免纠纷风险。

除了为国内企业提供就近观摩先进经营理念、操作流程的机会,中国拍卖界还寄望国际拍卖行对进一步改进中国法律法规、行政管理制度发挥作用。

在甘学军看来,目前国内监管体制总体不利于艺术品交易行业的持续发展,在从业资格培训、拍卖师管理、文物出入境等方面限制繁多,影响中国市场走向国际化。

[责任编辑:唐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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