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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密战》


来源:凤凰江苏

第一章 特务特科 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1) 谈起情报和保卫系统,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惊呼:“特务!”搞情报的人是特务,搞保卫的人要抓特务,反正离不开

《中国秘密战》 郝在今 著 作家出版社

第一章 特务特科 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1)

谈起情报和保卫系统,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惊呼:“特务!”搞情报的人是特务,搞保卫的人要抓特务,反正离不开那令人发指的“特务”。解放前,共产党谴责国民党搞“特务统治”;建国后,“抓特务”又是防止国民党破坏的重要任务:“特务”,似乎成了贬义词。定义总是形式的,实体才是实在的。作者决心找到中国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机构。

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国民党那儿,倒找到共产党这儿了。

据作者考证,在中国的情报、保卫界,最早出现“特务”一词与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都来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

1927年国共分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缺乏自卫意识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合法地位变成非法地位,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

这个“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委。当时的中央军委机构精干,书记周恩来、秘书长王一飞、参谋长聂荣臻;机关驻地汉口余积里12号,三楼三底两厢的石库门式房子,组织科在楼下西厢,秘书处在楼上西厢,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特务处就在隔壁的东厢。特务工作处负责人为顾顺章。此人曾在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中率领“打狗队”,1927年上海武装起义中担任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颇有城市战斗经验。1926年周恩来筹建中共保卫工作,曾挑选顾顺章、陈赓、陆留三人去苏联学习。

特务工作处下设四个股: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政治情报,了解敌人活动动向。负责人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那时的情报工作好做,武汉政府汪精卫还在同共产党合作,连武汉公安局长都是共产党员吴德峰。

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被迫回国时,保卫股抽调30人护送,完成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保卫业务。

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特殊工作,负责人李强,成员只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几个人。这个行动组织曾经处死一名企图接近苏联顾问团的英国间谍,刺伤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奸细尤金皮克。

匪运股的任务是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胡孑。

草创阶段的特务工作处工作十分活跃。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7月14日汪精卫武汉分共,特务工作处都能及时拿到情报。特务工作处还在南昌起义中积极配合部队破坏粤汉铁路,把撤退回国的苏联顾问的枪支秘密送往叶挺任师长的二十四师。还通过商人搞了些金融投机,炒卖国库券、钞票、银元,为中央赚取秘密活动经费。

不久,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这个“特务工作处”于1927年8月结束工作。

这就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特务”组织!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一点儿时间差。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门捕杀共产党人。还有军队系统的“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0年夏,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一个“特务组”,专门对付中共活动。

1932年3月,亲近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仿照意大利的棒喝党和德国的褐衫党,在中国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社员衣着蓝色衣服,又称“蓝衣社”。着力培植亲信的蒋介石,亲中选亲,又在复兴社之中特设一个“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由十个黄埔生组成,戴笠任处长。这个特务处的任务是情报工作、策反工作、行动工作,正是标准的特务职能。这个特务处成立的4月1日,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四一纪念日”,每年此日,蒋介石都要亲自出席纪念仪式。

这样,国民党也有称为“特务”的组织了。①国共双方,为何都把自己的情报保卫机构称为“特务”?

“特务”显然是现代产物,记载古代词汇的《辞源》之中,根本就找不到“特务”这个词。具有类似意义的词汇是“间谍”,释为“秘密侦探敌情”。例句:《史记》中记载李牧作战“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还有一个名词“间人”,意为“探子、间谍”,《孙子兵法》就有《用间篇》。看来,在中国古代,“间谍”还是一种军事手段,尚未形成独立行业。

1979年版《辞海》这样定义“特务”:“参加特务组织或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等反革命活动的分子。”这个定义将特务完全归于敌人。其实,“特务”其名,起初不含贬义。1937年1月西北政治保卫局颁发《特务须知》,把首长的警卫员称为“特务员”,很光荣的职务呢!①1990年版《语言大典》给“特务”的四项定义包括英文词义:“1.(specialtask或duties)军队中指担任警卫、通讯、运输等特殊任务的,如特务员、特务连、特务营。2.(specialagent)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3.(spy)间谍,敌对一方派往另一方搜集情报,进行破坏的人员。4.(stooge)为某一政府效劳反对另一政府的颠覆性特务。”这个定义已经将特务定为中性,敌我兼有,而且包括各类特务。不过,在军队类别中遗漏了一种侦察任务,军队特务连的编制之中总有侦察分队。想来,作者十八岁参军就当侦察兵,也算有过小特务的资历?

第一章 特务特科 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2)

1996年出版的《中国特务》一书,认为以上定义都不科学,重新定义:“为了国家、阶级或政治集团的利益,受组织或领导的委派,默默从事情报工作或搜捕、暗杀、破坏等行动工作以及其他维护本国、本阶级或本政治集团利益的秘密工作的人员。”这个定义明确了“特务”的三大特征:一是“因公”活动。也对,中国古代,因公活动的人叫“间”(间谍),因私活动的人叫“侠”(侠客)。不过,这个“公”不知是否包括现代的“公司”,为跨国公司窃取经济情报的商业间谍算不算“特务”?第二特征是受组织或领导的委派活动。即使是特务分子,如果擅自杀死私仇者也不是特务行为,而属刑事犯罪。这个特征也不好掌握,看看系列间谍电影“007”,那受组织委派的特务往往又“擅自”行动。第三特征是秘密行为。这就抓住了特务的行业特点。可是,特务未必全秘密,情报搜集工作就可以部分地公开进行。各国驻外使馆中,就有拿着外交护照的公开的特务。从特征来定义特务难以完整,《中国特务》又提出特务的三大业务:情报工作、行动工作、策反及心理作战。还有一些划分,如按组织机构划分为行政系统、党务系统、军队系统,如文职特务、武装特务、秘密特务、公开特务……

看来,这特务真是够“特”的,无论怎样定义,都显得不够严谨、不够周全。生活实际,不照定义那样划分得清清楚楚。以“特务”论,中国古代就有军事、警察、司法各系统混同的情况。其实,现代也未必清清楚楚。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中统”与“军统”,可是“复兴社”的情况就有些复杂,其中只有力行社的特务处才是严格意义的特务。国民党抓共产党的时候,所有的地下党员都算特务;跑到台湾以后更是超度紧张:情报工作是特务,联络工作是特务,就连统战工作也算特务。

作者至今没有完全考证准确,中国的情报、保卫组织的名称都是来自何处。

苏联那里,1917年设立“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改称“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伯乌”。看来,中共创建情报保卫组织之初,并未照搬苏联的组织机构。也对,苏联那里是国家政权组织,中共这边正处于非法状态。那么,周恩来的“特务工作处”从何而来?美国倒是惯用“特务”这个名称,负责总统警卫工作的机构,设在“财政部”,叫做“特务处”。莫非这就是中共使用“特务”名称的来历?还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最初的“特务”组织都隶属军事系统,莫非借用军队的“特务连”?

“调查”,最早见于国民党,后来共产党也有“调查部”,大概取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1907年美国司法部设立调查室,1924年扩大为调查局。这也是苏联不用的名称。

“二厅”大概是国际惯例。清朝政府改革官制,1906年设立了一个职权相当于总参谋部的“军咨处”,这个军咨处下设七个厅,“二厅”专门负责对外情报间谍活动。这个“二厅”世界通行。美国陆军情报局简称是Armyg-2,空军情报局简称A-2.国民党有“参谋本部第二厅”,中共中央军委也有“二局”,总参谋部也有“二部”。军队之中的老大总是作战部门,情报部门排老二也够显赫的了。

作者执拗地探询各种“特务”机构的区别,见到有关专家就追根问底。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足以称为中共的顶级“特务”了,却这样提醒作者:你们年轻,许多事情弄不清楚,过去的工作,不像现在划分得这么明确……①这番话使作者恍然大悟。

包括被称为“情报”、被称为“保卫”、被称为“特务”的工作,都不是按照定义运行的,而是怎么有效就怎么做。

中共自创建之日就十分重视保卫工作。1921年7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中召开,会址还从上海市区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得保守秘密。”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少党员的身份公开,广东区委委员杨殷在广州市公安局任顾问,曾调查廖仲恺被刺案件,1926年又负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保卫工作,从广州工人纠察队和南海农军中挑选人员,组织了一支保卫大队。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省港大罢工,都设立了纠察队、监察队、侦察队、调查队等保卫组织;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普遍设立了农民自卫军,维持乡村治安。不过,这些早期的保密措施和保卫组织,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中共在地下状态期间,曾在内部称为“秘密工作”。后来有了农村根据地“苏区”(苏维埃区域),保卫工作建立公开机关;又将非苏区的这块工作称为“白区工作”、“城市工作”。

直到成立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才出现“特务”这个名称,才符合特务定义的核心部分。

至于分为“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调查工作”、“统战工作”、“联络工作”,那都是往后的情况了。

遇到分类难题,作者有一个高招:采用同心圆式划分。核心,符合最苛刻的定义;往外扩展就开始搀杂模糊成分,甚至具有边缘内容,始终是沾边就赖;直到怎么看都是另一件事物,那才算出圈。

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3)

“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特务”、“间谍”、“警察”,这是核心部分;较为宽泛的划分,也就是“圆心”之外的圆圈,再算那些“白区工作”、“城市工作”、“统战工作”、“联络工作”……这个同心圆一圈一圈扩展,总要有个能够涵盖全部的名头。思来想去,采用一个相对模糊而又相当诱人的名称——“秘密工作”!这就是本书书名的来历。有一本外国同类题材著作,就题名《秘密战》。

“秘密战”的范围相对宽泛,可也不能无限模糊出去,那样,“特务”就不“特”了。本书的内容,还是尽力阐述“特务”的核心定义。

中国早期的特务组织,尽管机构很小功能不全,却是以后影响中国政局的庞大特务组织的前身。

“党务调查科”后来发展为赫赫有名的“中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复兴社“特务处”,后来扩大为赫赫有名的“军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国民党庞大的军警宪特组织之中,这党务系统的“中统”与军队系统的“军统”,始终是核心特务组织。

“特务工作处”虽然只活动了三个月,却培养了中共最早的特工干部,此后成立的“中央特科”,骨干大多来自这个特务工作处。

第一章 特务特科 特区中央特科(1)

在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内部,“中央特科”赫赫有名。

中央特科,创建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上海创造了无数中国之最:最大的城市,最宽的外国租界,最多的市民人数,还有,最复杂的情报斗争!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英国、法国租界的巡捕房、包打听,弄堂码头的青帮、红帮,共产国际的情报站、中共特科的打狗队……上海是国际公认的“冒险家的乐园”。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再次转入秘密活动,中央机关又从广东搬回上海。1927年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如果说,此前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还是个短暂存在的临时机构的话,这个“中央特科”就是专业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了。了解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必须追寻这个“特科”。

“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组织逐步扩大,先后设立四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通讯,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总务科的重要任务是保障中央会议。那时的中共中央革命热情高涨,自身处于非法状态,还要召开一些全国性大会。1930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会议、1931年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会人都有好几十。总务科先租下外国租界之中的楼房,安排自己人居住进去掩护,再把数十位会议代表分别安排在旅社住宿。开会时楼外有红队便衣骑车望风巡逻,楼下有“太太”打牌望风,楼上有总务科“佣人”服务。代表们在楼上开会,一旦有情况外围立即报警阻击,代表则从暗道转移。总务科还负责营救被捕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两次被捕,都由特科收买巡捕房营救成功。1929年8月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亲自策划劫刑场。30日,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龙华执刑,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由于沿途警戒森严,运送武器来迟,千钧一发之际,手无寸铁的红队眼看囚车路过,无法出手。罗亦农就义之后,特科冒险收殓埋葬遗体,还竖立了化名“罗四维君子之墓”的石碑。

负责情报的二科完全在搞“特务”工作。二科的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陈养山、欧阳新、刘鼎、李宇超等人,都是中共的情报奇才。科长陈赓乃黄埔三杰之一,东征中救过蒋介石一命,还到苏联学习过保卫业务。二科发展了一个重要情报关系鲍君甫。国民党成立调查科以后,立即寻求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选中的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陈养山的密友!经过特科积极争取,鲍君甫同意为共产党做事。于是,国民党驻沪特务系统建立伊始就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特科营救任弼时,就是通过鲍君甫往租界巡捕房送钱。更为有趣的是营救关向应。1931年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也落入敌人手中。法国人看不懂中共文件,托鲍君甫找一位“鉴别专家”。于是,特科的刘鼎就负责鉴别关向应的文件书籍了。不久,手抄的机密文件被刘鼎悄悄取回,鲍君甫又对法国人说,鉴定证明此人的书籍没有政治价值,不过是个普通学者。关向应得以平安出狱。特科的关系遍布各界。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也经周恩来批准而秘密加入共产党,多次提供情报,积极营救李大钊。

三科红队是行动组织,二十多条好汉在上海滩出生入死。罗亦农被叛徒何家兴、贺慈华夫妇出卖,英勇就义。红队誓死报仇,满城追杀,何贺二人刚刚躲到蒲石路居住,第二天就被红队上门惩罚。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但是,这个白鑫熟悉中共秘密活动规律,多次躲过红队刺杀。特科精心策划,陈赓、鲍君甫亲自现场侦察,就在白鑫动身离开上海之际,红队在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门口将其击毙!①四科的无线电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创建。以往,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通信。可是,邮政通信必经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不可靠。中共秘密通讯的传统做法是派遣专人送密信,但是,秘密交通员还得通过警察搜查,风险仍大。于是,绝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再复诵出来。穿越山水阻隔,潜过敌人封锁,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沟通一次,效率太低。根据国际秘密工作经验,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联络方式还是无线电通讯。可是,电台这种现代化设备,却是难以到达中共手中。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讯。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帮助李强筹建,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通讯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第一章 特务特科 特区中央特科(2)

1930年9月,周恩来亲自布置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一批各地来人聚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秘密学习。租界警方发现这个工厂颇为奇特,突袭逮捕了5名教员和15名学员。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

上海的电台,不但要同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联络,还要沟通国内的江西根据地。江西苏区的红军在文家市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电台,可是,红军战士把这个嘀嗒做响的怪物给砸烂了!毛泽东当即叮嘱红四军参谋处长郭化若,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加一条,要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和无线电人员。1930年12月龙岗战斗,不但活捉了敌军师长张辉瓒,而且缴获了一批电台和10个无线电技术人员。可是,不懂技术的战士又把电台砸坏了,只剩下一部还能收报,但是不能发报。国民党十八师的台长王铮被俘虏,继续当台长,但这次是红军十师的无线电电台台长。红军十师的秘书长欧阳毅调到电台当政委,不久又由冯文彬继任。从此,江西苏区的红军与上海的中共中央之间,沟通了迅捷的无线电联络!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中共中央又派人在各根据地都设立了电台。从莫斯科到上海,从上海到江西、鄂豫皖、湘鄂西、陕北,中共的秘密通讯从空中跨越国民党的陆地封锁,畅通无阻。②1927年11月创立的“中央特科”,标志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关的诞生。

总结中共创建的历史,往往要说,毛泽东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创建了红军。那么还应该说,周恩来开辟了城市秘密地下工作,创建了情报保、卫工作。

当然,各项工作原本都是集体努力的成果。不过,看一看其中的个人特色,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中央特科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天。周恩来还规定了特科工作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除了筹办专门的情报保卫机关以外,周恩来还与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共同研究,拟订《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还设立直属中央的由吴德峰任局长的交通局,负责党组织之间的秘密联络。

文武兼备。早年对特科工作的领导,锻炼了周恩来主持多方面工作的能力。

以中央特科的创立与成绩,可以说,中共的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起点颇高。

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如此评价:“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的向前努力。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

尽管有了出色的成绩,中央特科这个初创的情报保卫组织,还是相当幼稚。从特科选择的首位负责人顾顺章来看,就有致命失误。不过,国民党那边的特工负责人徐恩曾又何尝没有致命失误。

很快,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就有了直接交锋的机会……

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中共中央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应该说,在中国大地展开殊死斗争的国共双方,对于情报保卫工作都抓得够早。这也许来自中国人善于“用间”的传统,这也许借鉴美国苏联的国际经验,但是,更为重要的却是——斗争实际的需要。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双方情报保卫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中共中央机关。中共中央机关一直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却没有任何合法的生存权利,全靠特科警卫。而掌握政权力量的国民党,更是动用全部特工与警察力量,力图侦破中共中央机关。

改写历史的时机意外出现。

1931年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与鄂豫皖苏区派来的交通完成交接后,顾顺章却逗留武汉不走,24日因叛徒指认被捕,当晚叛变。

顾顺章其人自幼好勇斗狠,研习武术。五卅运动敢冲敢拼,加入共产党后被任用为工人纠察队教练。从苏联学习保卫业务归来,又成了中共最早的保卫专才,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顾顺章能够赤手空拳无声杀人,擅长化装易形盯梢脱逃,在中国特工界是首屈一指的行动专家。1927年批判右倾错误,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改组中重视工人成分,顾顺章开始进入中央核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又成为中央特科的实际负责人。可是,这个受到重用的工人领袖却使周恩来颇为担心。顾顺章确实机灵能干,上台能演魔术,下台双手打枪,顾顺章却又放荡不羁,呼朋唤友,赌钱嫖妓,往往以特工需要为由违反党纪。1930年5月,周恩来特派聂荣臻到特科工作,从政治上监督约束顾顺章。

正当周恩来考虑调换特科领导的时候,顾顺章在武汉出事了!

顾顺章一直具体负责特科工作,认识全部特科人员;顾家亲属全在中央“住机关”,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顾顺章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敌人一网打尽!可是,图谋个人前程的顾顺章却要待价而沽,非要面见蒋介石方肯提供全部情报。而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也要邀功请赏,急于向党务调查科直接报告。于是,秘密电报接连发到南京中央党部徐恩曾处。

就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负责人徐恩曾的身边,潜伏着共产党中央特科的三位情报工作人员。1928年,陈立夫指派表弟徐恩曾开办无线电训练班,扩充党务调查科的特务系统。特科得知消息,派遣共产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先后考入这个训练班,组成秘密党小组。周恩来布置这三人隐蔽身份,深入要害。学业出色的三个青年陆续取得要职,李克农在无线电管理局掌控总部,胡底调往天津掌控北方机关,而钱壮飞居然当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1929年12月,徐恩曾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际负责全部党务系统的特务工作。级别不高,权力极大,国民党最高特工领导徐恩曾谨言慎行,反复考察,还是把钱壮飞放在自己的身边。

共产党特科的负责人投降国民党,国民党特工的负责人身边有共产党,一场激烈的情报战紧张进行。

一夜之间,武汉接连发往南京六封紧急电报,封封落入钱壮飞手中。出门逛窑子的徐恩曾大权旁落,连密码本都交给钱壮飞保管。钱壮飞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报告李克农,李克农又转报陈赓……

从武汉乘船到达南京的叛徒顾顺章,指使国民党特务扑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看到的只是空房。

周恩来提前半步布置中央机关全部转移!

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中央领袖回顾半生出生入死的经历,都说:那是中央最危险的时刻!

亲身参与拯救中央活动的李克农认为,这是特科从保卫转到情报,又进行反侦察的成果。

创下奇功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被中共情报界称为“龙潭三杰”!

一次惊心动魄的情报斗争,充分反映此时此刻国共双方特务组织的勇敢与幼稚。共产党虽然躲过一劫,却也遭受沉重打击。顾顺章发狂地在上海搜捕,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特科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关系有的被捕有的撤出。顾顺章熟悉的特科干部各自转移。一科洪扬生于1934年被俘叛变(建国后入狱改造)。二科陈赓转入军队(建国后位居十大将之首)。三科谭忠余留学苏联在肃反中被害(后来平反昭雪)。四科李强转往苏区(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部长)。

周恩来果断安排特科改组,从外面调来顾顺章不熟悉的干部。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赵容(康生)调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康生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康生接管特科,不久,康生调临时中央组织部,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从此,中共情报圈流传着“先生”、“老板”、“小开”这三个绰号。

经历巨大打击的中央特科惨淡经营。1933年1月,博古领导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待不下去,转往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特科负责人潘汉年随同前往。留在上海的特科隶属于上海中央局,主要搞军事情报。2月,国民党成立特务机关“上海行动区”,特科红队击毙上海行动区负责人马绍武。1934年6月26日,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连遭6次破坏,红队拼死还击,还是大多被捕。1935年1月15日,红队王德明、邝惠安、欧志光等被押赴龙华刑场,牧师祷告劝说,众豪杰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1935年9月,尚存的特科成员大多转往天津,由王世英带领在北方局领导下的华北联络局开展工作。11月19日,特科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动随之结束。①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段悲惨的挫败时期。遭受沉重打击的不止是中央特科,上海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连续不断地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上海的党组织基本被搞垮。

[责任编辑:林景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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