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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非遗地图|南京白局:“白局姐妹花”的戏曲人生


来源:凤凰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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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南京白局被列为第一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7日,南京白局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传递南京本土文化的一张名片。(文/叶祥兵 摄/华贤东)
2007年南京白局被列为第一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7日,南京白局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详细]

南京白局是南京地区独特的曲艺形式,最大的特点是用地道的南京方言演唱和念白。南京白局起源于乡间吹打班子的民间小调以及明清时的俚曲,形成于织锦机房。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对于每个人来说,“家乡话”是深刻于脑海中无法磨灭的故土情思;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方言,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最具地域特色的文化标签。

地方曲种是方言文化的最佳代表。用关中方言演唱的秦腔,高亢激越,响彻在苍茫悲壮的黄土高原之上;唱腔悲忍的河北梆子,生动诠释了“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文化传统;吴侬软语演绎的苏州评弹,轻清柔缓,抑扬顿挫,与江南水乡清秀雅致的文化风貌,相得益彰……

但说到南京有什么独有的地方曲种,恐怕如今连一些“老南京”都答不上来。

“一张桌子两张凳子”,低沉悠扬的胡琴,配以酒杯、小碟的打击伴奏,加上词调婉转,音韵流畅的南京话,这就是南京唯一的方言说唱曲艺——白局。因为表演时不取报酬,有“白唱一局”的说法,故而得名。而白局的起源兴衰,都与南京另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云锦,息息相关。

白局起源于六合乡村,成长于南京城内大大小小的织锦机房,是云锦织工创造出来的民间艺术。过去云锦制造都是两个人操作一台大花楼机,一人坐在织机上面拽花,另一人在织机下面摔梭开织。繁琐枯燥的劳作不免使人心生烦恼,于是两个人便开始一唱一和,用江南江北和周边地区的戏曲小调,倾吐心中郁闷,谈论金陵四十八景,借以自娱自乐。

久而久之,这种以自娱为主要目的的表演逐渐走出织坊,走进市井,摆开了戏台。“南京白局”就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然而随着清朝的灭亡,民国时期国内连年战乱,南京的织锦业在一片战乱中迅速衰落,织锦工人纷纷转投别处,白局也随之式微。

今天,南京白局的传承人只剩下黄玲玲、徐春华、周惠琴、马敬华“四姐妹”,而这四姐妹,都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未来,有没有人能够挑起传承发扬南京白局的大梁,成了她们解不开的心结。

黄玲玲:“不疯魔不成活”的白局迷

“我这一生,除了白局,好像什么都不会,像我这样年纪的老太太,本来可以在家打打麻将,跳跳广场舞,但是呢,却一直放不下白局这个事业。我女儿说我是‘着了白局的魔’。”今年已经71岁的黄玲玲这样描述自己和白局割不断的羁绊。

其实她和白局的相遇,却完全是一次偶然。1960年,时任南京市总工会主席夏冰流为挽救白局,组织成立了南京白局实验剧团。一天黄玲玲在大行宫闲逛时,碰到两个同学,她们刚刚考上白局剧团。“我这两个同学就问我去不去,我说去干嘛呀,她讲,唱白局呀。我说白局是个什么呀,她讲就是唱一百种戏。当时我想,一百种戏怎么个唱法……其实我这个同学也不晓得啥是白局。”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黄玲玲不禁哑然失笑。

出于对白局“唱一百种戏”的好奇,黄玲玲考进了白局剧团。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黄玲玲从此爱上了白局,并为它奔波劳碌的半个世纪,耗尽了自己一生的心血。“可能这就是命运吧,命运让我对白局产生了热爱,我也不想反抗它,那就尽力做到吧。”伴随白局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黄玲玲此时的心境却格外澄澈,单纯得像一个孩子,把一切都看得很简单:我热爱白局。

对白局的热爱始于何时,黄玲玲已经说不上来了。也许始于进团之后苦练唱、念、做、打的戏曲基本功;也许始于师从老一辈白局艺人纪鑫山、聂少庭学习正宗的白局演唱技巧;也许始于在身段老师刘梦平、张宝艳的指导下,苦练身段、眼神;又或许,是始于白局实验剧团在“文革”期间宣布解散之后的失落与不解……

2008年6月,南京白局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南京演艺界的一张文化名片。2008年下半年起,黄玲玲被邀请进位于甘熙故居内的南京民俗博物馆,每周在甘熙宅第的梨园雅韵戏台上表演白局。

虽然年事已高,但表演依旧精彩。“我始终记得老师傅们告诉我的一句话:‘戏比天大’。”台上,她是“戏中人”,台下,她浑然忘却了自己是一个71岁的老人。

对于白局未来的传承和保护,黄玲玲说:“不能只看眼前,要看到光明。”她觉得政府在这面的投入已经很多了,“白局传承人也要有奉献精神。”

的确,这么多年来,为白局,黄玲玲已奉献得够多了。参加电视节目,她不在意自己的名字是不是出现在荧幕上,但“南京白局”四个字一定不能少,“我黄玲玲个人不算什么的,我只是来代表‘南京白局’的”;为了办好南京红太阳小学白局伴奏乐器学习项目,她要求自己学古典乐器孙女免费给孩子们教课,孙女称她是“法西斯奶奶”;为了留住学白局的年轻人,她和这些小学员们签合同,自己掏腰包给他们“发补贴”;为了丰富白局曲目,文化程度并不算高的她自学改编和创作剧本,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点灯熬油……

“南京的美景,那真是,草帽么得边儿——顶好;上鞋不用锥子——针好(真好)。夫子庙不但风景美,秦淮风味小吃哦——那才是,名扬天下哦!”交谈时,黄玲玲老师时不时会带上一两句白局的经典唱词,于她而言,白局已经完全融入她的生命之中了。

徐春华:南京本土文化的守望者

与黄玲玲的单纯不同,同为南京白局传承人,徐春华看得更远,也显得“复杂”得多。“白局不仅仅是一门曲艺,它是南京本土文化的一部分。”

这样的认识,与她“两次”学习白局的经历不无关系。徐春华也是1960年考入南京白局剧团的,但起初她对白局谈不上喜爱。“不喜欢,认为好像比越剧那么好听的东西差远了,又要说南京话,又没有多少唱的旋律,真的不大好听。”

另一方面,当时的白局剧团正在进行“改革”。传统白局一桌两椅,演员是坐在那儿演唱。而当时剧团想把白局改良成“南京戏”,“就把我们这批学生都作为戏剧演员来培养,又要练功,又要掰腿,又要下腰,还要翻跟头。”这对于当时已经18岁的徐春华来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挑战。

加上60年代白局演唱的题材也很受限制,所以最初这五年学习白局的经历对于徐春华来说,“学了五年,白局还是没唱出来。”

“文革”期间,南京白局实验剧团宣布解散,剧团演员纷纷转业,徐春华被留在总工会文化宫,从事群众文化工作,这也成为了她日后再度学习白局的契机。

1980年,白局剧团的老师傅们退休了,整个社会的文艺风气也发生了转向。徐春华经常拜访这些老艺人,退休的老艺人们也常到徐春华家中聚会做客,自娱自乐之时,把过去传统的原汁原味的白局也带进了徐春华的家中,徐春华家的客厅俨然成了白局艺术沙龙。

当时的情景,徐春华历历在目:“80年再听这些老艺人,他们唱的东西,确实我们60年代没听过,因为那个年代是禁止唱的,很多题材,《二姑娘害相思》这些东西,在毛泽东年代哪能给我们唱啊,所以知道都不知道,所以后来我们听到老师唱,哎呀,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其实曲牌我们有时没有完全学会,为什么?在剧团的时候,因为没用上的就没有学,比如我们一面排戏一面学。排戏用上的曲牌我们就教了,没有用上的一些小曲牌就没教,觉得小调多就没教。当时,这些老艺人唱起来,觉得很多语言太贴近生活了,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唱得生硬。”

这个时候,徐春华对白局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渐渐体会到了白局音乐中的旋律之美,对白局也产生了感情,就这样,徐春华开始了她的第二次白局学习之旅。纪鑫山、聂少庭、梁汉臣、左邦运、吴洪祥……每一位老师傅都让她获益匪浅。

也是在这个时候,徐春华对白局的认识也更进了一步。她开始反思60年代的白局改良为何失败:白局的音乐部分并不大气,小调众多,唱大戏的气氛不够,“戏剧改良”看这条路走不通,还是要回到曲艺的形式来。

另一件让徐春华重新审视白局的文化价值的事件则是与导演张艺谋的合作。2010年,电影《金陵十三钗》开拍,为了真实地还原历史,再现民国南京风貌,导演张艺谋请来徐春华教剧组演员说南京方言。电影播出之后反响强烈,更是掀起了一股南京方言的热潮。

这次经历让徐春华感受到了文化的价值和力量,“那么我就明白了南京方言在南京文化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就看到了作为南京方言最直接的代表——南京白局,它在南京本土文化中占据的地位。”在那之后,徐春华就在自己的南京白局社内成立了“南京本土文化沙龙”。

南京评话、南京白局、南京白话、南京吆喝……每到周末,这些以南京方言为基础的南京本土文化传承人都会在徐春华的文化沙龙里聚会。大家在这里登台表演,举行茶话会,共同探讨南京的本土文化。徐春华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本土文化”这个“根”。

而对于南京白局乃至整个“本土文化”的未来,徐春华觉得,“希望在年轻人身上”。白局要适应时代,要具有生活感,需要创作出新段子;在音乐上也需要创新,运用新的乐器等等。徐春华想的是:“我已经老了,不敢说懂年轻人的想法,只有年轻人懂年轻人。”

2015年,南京出版社出版了徐春华的一本自传式的“传承自述”,书名就叫《我与南京白局一生缘》。谈及自己56年的白局事业,徐春华说出了和“小师妹”黄玲玲相似的话语:“我这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别的女同志会的东西我都不会,首先做饭不行,厨房的手艺不行,再说跳舞、打麻将都不会,都没有兴趣,扑克牌都不会,我就一门心思搞这个。”

支撑她们一路走下来的,是对白局那份热爱的情感,当然,也有对于守护传统,传承文化的一份责任感。

“秦淮生,秦淮长,儿时划船摇着桨,十里水路轻歌唱,如今又迎新篇章。”正如徐春华老师新创作的白局段子里描绘的那样,相信南京白局会迎来自己的“新篇章”。

[责任编辑:邬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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