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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滉之女回忆:“节俭和廉洁是他留给我的最大财富”


来源:新华网

他是清华最光荣的儿子,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他为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清华大学图书馆门厅墙壁上汉白玉烈士纪念碑的这段铭文,纪念的是一位清华学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

图为施滉

编者按:雨花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最集中的殉难地,这里曾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烈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和烈士相关的绝大部分亲历者已不在人世。现在的烈士亲属,特别是直系亲属也大多年事已高,对他们进行抢救性的口述史采集,刻不容缓。

为此,南京市委宣传部、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日报社共同举办“红色文化看传承·世纪追寻家国史”——雨花英烈近亲属口述史征集活动。工作人员将奔赴全国多个省市,寻访一批有代表性的雨花台烈士亲属,挖掘其本人亲历亲见亲闻的与烈士相关的事迹,并了解烈士事迹和精神对整个家族、家庭及家风形成等方面的影响。

【烈士小传】

施滉,1900年出生,云南省洱源县人。

1917年考入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

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

1924年秋,施滉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

1927年3月,施滉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成为清华留美学生中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并担任美国共产党中国局第一任书记。

1929年,他被派往莫斯科任少年共产国际翻译。

1930年,施滉回到祖国,在中共中央从事翻译工作。

1932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

1933年冬,施滉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始终坚贞不屈。

1934年初,施滉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年仅34岁。

【口述人】施琦生,施滉烈士独生女

在海军青岛辛家庄干休所一间简朴的住宅里,寻访组见到了已89岁高龄的施琦生老人。尽管腿脚有些不便,但老人精神不错,记忆力过人。她接过我们带来的鲜花,小心翼翼地敬献在客厅壁橱上供奉的父亲遗像前,细心地把每枝花整理好,庄重得像在进行一个仪式。

8个月大就离开父亲身边,记忆中只见过他两面

谈及父亲施滉,施琦生更多的印象,不是来自记忆,而是源自照片。客厅壁橱的桌上,摆放着父亲的遗照,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照片上的施滉,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眉宇间散发出勃勃英气。“这应该是父亲求学时拍摄的,我每天都要端详好几遍。”

“我1927年在美国旧金山出生,那时父亲、母亲都忙于革命工作,无暇照顾我,差点要把我送到当地的儿童托管中心。后来,在亲戚的建议下,我8个月大的时候,就被裹在襁褓里,随母亲坐船从美国返回北京。母亲把我托付给外公外婆照料,仅仅3天后,她就又离开我去工作了。”施琦生回忆道。

在记忆中,年幼的小琦生只见过父亲两次。“一次是在我三四岁时,当时我还在睡觉,迷迷糊糊地被叫起来,外婆指着一个陌生的叔叔说,这是你爸爸,快点叫人。他抱着我亲了两下,很快地又走了。还有一次,我长大了一些,爸爸回来陪我吃了一顿晚饭,我吃到一个菜花,觉得不好吃,就把它吐了出来。爸爸把脸一板,说外面有很多穷苦人,连饭都吃不上,你怎么能这样浪费呢,哪怕是一粒米、一片菜叶,都要珍惜。在他的注视下,我只好乖乖地把菜花捡起来吃掉。不久后,他就牺牲了。”

虽然和父亲相处只有极其短暂的时光,但施琦生还是能感受到浓浓的父爱。“我小时候,父亲还从国外专门给我寄了婴儿衣服回来。我特别宝贝,很多年后都舍不得扔。”

“长大了以后,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父亲回来看我。”说到这里,施琦生的眼眶湿润了。“为了想多了解一些父亲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时,我特意去雨花台,站在写有父亲事迹的陈展墙前,看着他的照片,百感交集,心里特别难过,又觉得父亲很伟大,为了革命,他这么年轻就牺牲了。”

第一名保送资格被“挤”掉,萌发改造不平社会的革命思想

“我父亲出生在一个贫寒的白族小学教师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帮家里拣豆子、拾柴火煮豆浆,天不亮就随奶奶挑着担子,上街卖豆腐脑贴补家用。”施琦生说,父亲5岁的时候,爷爷为了谋生,就带着他离开了家乡,去外地教书。

“1913年夏天,父亲小学毕业后,随爷爷到达昆明,进入云南省军医学校学习。”施琦生说,1916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按照规定,第一名应该保送到高等学府深造,但学校竟保送了一名家里有钱有势的学生。这件事情让父亲“很早就认识了这个畸形社会的不公平”,在他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之后,他萌发了改造这个不平的社会的思想。

1917年秋,施滉考入清华学校。“在清华的7年间,父亲过着清苦的生活,虽然他在图书馆勤工俭学,利用假期当家庭教师,但微薄的收入仍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和学业。同班其他同学会从物质上资助他一些。他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当了班长。”施琦生说。

父亲极为节俭和廉洁,父母两人曾一天只吃一个洋葱

“父亲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给我,我从他身上继承到的最大财富,是为了理想不畏艰险,个人生活十分节俭和廉洁,不追求物质生活,不谋私利。”施琦生说。

1923年,施滉、冀朝鼎和女师大附中学生罗静宜8人,成立了一个名叫“超桃”的秘密核心组织,提出了“政治救国”的主张。“就是在那时,父亲和母亲罗静宜相识。”

1924年,施滉携罗静宜去了美国读书,并在美国结婚。1927年,两人双双加入美国共产党。

“在美国时,父亲一边忙着学业,一边还要自筹经费办报纸、宣传革命。当时的活动经费,基本都是靠他勤工俭学赚来的。”施琦生说。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租了个小房子,当时成了宣传革命的据点,好多人跑到我们家里来听课,甚至在我们家里住。最困难的时候,父母两人一天只吃一个洋葱,连房租也交不起,差点被房东赶走。”她说。

施琦生说,父亲是一个非常清廉的人,这种品质也深深地影响了全家。“我刚懂事的时候,父母就教育我,不能因公谋私,公家的东西,哪怕是一张纸都不能拿。新中国成立后,我母亲在国家机关工作,她的工资中,相当一部分是用来买图书、文具,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按她的级别,可以申请高干住房,但她只要了普通住房。1989年她去世时,全部的遗产只有3000元钱。”

从未因为自己是烈士子女,而要求享受什么特别的照顾

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施琦生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上大学时,也积极投入到爱国学生运动的洪流中。她满怀报国之志,学习十分刻苦,“当时我报考了华北大学等3所高校,都录取了。在华北大学上完学后,我又去哈尔滨学了两年俄语,后来参加了海军,当俄语翻译。21岁那年,我就入了党。1958年,我转业到青岛海洋大学,做行政工作,一直到离休。”

没有任何装饰的白墙,磨得已经有些褪色的地板……环顾四周,施琦生的家显得有些简陋。“我结婚的时候,住的房子是借来的。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在整个干休所里,装修基本上是排倒数,除了两个柜子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其余的家具、电器,都是从亲戚朋友家‘拾旧货’来的。”施琦生笑着说,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教她背《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们家不注重物质享受,精神上愉快是最重要的。”

“我是烈士子女,但不应该戴着这个光环。”施琦生说,一直到今天,他们全家都没有申请烈属待遇。“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烈士子女,而要求享受什么特别的照顾。但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把烈士的精神传承下去。”

“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讲外公的故事。”施琦生说,女儿陈维真也是大学老师,外孙现在美国读博士,“外孙初中的时候,家里就带他去雨花台拜祭过太外公。他从事的是生物科研方面工作,很想学成以后归国,为国家做贡献。”

[责任编辑:华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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