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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实现革命诺言 雨花英烈黄励在狱中仍心系革命


来源:人民网

80年前,有位湖南籍著名女烈士黄励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墙上,留下“雨花台,雨花台,红骨都在那里埋”的遗言后,从容地走向雨花台刑场。

图为烈士黄励

80年前,有位湖南籍著名女烈士黄励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墙上,留下“雨花台,雨花台,红骨都在那里埋”的遗言后,从容地走向雨花台刑场。她被枪决的直接原因是她在狱中仍坚持斗争,将宪兵司令部的看守班长张良诚策反过来,成为传递情报和信息的“红色信使”,两人虽然都壮烈牺牲了,但让更多的人看清了敌人的丑恶嘴脸,从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放弃莫斯科的优越生活,毅然回国参加革命

黄励,湖南益阳人,1905年生,幼年丧父,靠母亲和姐姐做鞭炮、替别人洗衣服为生。后来,在舅父的资助下,考取了中华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党组织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去莫斯科的途中,她结识了河南同学杨放之。当时他们是从上海坐船到海参崴,然后取道去莫斯科的。船上有湖北、江苏、河南等省的学生,因船颠簸得厉害,有个河南籍的同学病倒了,黄励就忙前忙后地照顾病人,帮着倒水、喂药等,杨放之因为与病人是河南老乡,出于桑梓之情,也帮着照料病人,看黄励与病人非亲非故,能如此热情地照顾病人,杨放之对她很有好感。后来,他们又聊了很多,黄励的热情、对革命必胜的信心都深深地感染了杨放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时,王明宗派集团到处拉拢同学,制造“江浙同学会”、“工人反对派”等冤案,处处打击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老党员,黄励、杨放之等有正义感的同学很反感,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遭到了王明宗派集团的残酷打击。但两人的感情却在实际斗争中越来越深,志同道合的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在莫斯科结了婚。

1928年,黄励随瞿秋白到德国柏林出席世界反帝大同盟会议。1929年,邓中夏为保护黄励夫妇,带他们到海参崴参加第二次太平洋地区职工代表会议,会后黄励就留在书记处工作,主编《太平洋工人》杂志。在莫斯科时,黄励曾怀有身孕,但考虑到孩子出生后会拖累革命事业,黄励就决定把孩子打掉,杨放之虽然心有不忍,但是还是尊重黄励的选择,去医院打掉了孩子。一次,黄励与杨放之在黑海边度假,看到列宁缔造的苏联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一派欢乐详和,黄励动情地说:“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也能像苏联这样就好了。放之,现在国内正需要懂革命理论的人才,我们回去参加实际斗争吧。”就这样,两人放弃了在苏联的优越生活,冒着随时牺牲生命的危险,毅然决然地回到国内,参加革命斗争。

没来得及到苏区工作,女省委组织部长就不幸被捕

1931年秋,黄励回国后,任中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了全党。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机关不断遭到破坏。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杨放之也不幸被捕。1932年秋天,党调黄励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其时她的处境已非常危险,因为她此前的职务是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其主要任务就是援救革命者、救济死难烈士和被捕者的家属。由于四处奔波,经常抛头露面,所以很多人都认识她,国民党也开始注意她的行踪。为了黄励的安全,党中央决定派她去苏区工作。令人遗憾的是,她还没来得及成行,就被叛徒出卖了。1933年4月25日上午1l时,在西爱斯路住处,叛徒周光亚带着军警和法国巡捕逮捕了她。敌人搜遍了她的房间,在房内只搜出“大洋一元,小洋六角,手帕一条,钢笔一支,眼镜一副”。

法庭变成了战场,怒打叛徒周光亚

法租界巡捕房当天就将黄励移交给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法院第二天就开庭审理。

在法庭上,黄励化名“张秀兰”,同审判官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审判官对她的审讯,变成了她对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揭露和批判。审判官指责她只承认自己是“张秀兰”是“欺骗”时,她无情地揭露:你们国民党哪一天不在欺骗民众?!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又不敢公布,这不是欺骗?上海是中国人的地方,却要外国巡捕来抓中国人,这岂止是欺骗,简直是卖国!

由于敌人手里没有证据,法官只得让叛徒周光亚出庭作证。周光亚与黄励同为党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1931年回到上海,黄励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时,他任黄励的秘书,被捕后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很快成了可耻的叛徒,在上海市公安局特务股说服组做事,专门劝降共产党人。黄励看到周光亚后,怒不可遏,伸手要打叛徒耳光,被法警匆匆拦住。黄励仍不解气,又向叛徒脸上吐唾沫,厉声骂道:“你这个无耻叛徒,还有脸来见我!赶紧滚开,不要站在我的面前,污辱了我的眼睛。”法官狡诘地问:“这么说,你承认你是黄励,承认你是共产党了?”黄励豪迈地回答道:“我就是共产党员黄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共产党的事我做了很多,就是不告诉你们!”法官假惺惺地说:“你承认是黄励,那很好。只要你说一声从此不干共产党,保证给你高官厚禄。”她威严地斥责法官:“我是共产党员,要永远干共产党,什么高官厚禄,见鬼去吧!”法官说不过黄励,只得匆匆退庭。

审讯无法再进行下去,审判官慌忙念了一纸判决书:“根据本法庭审理结果,被告张秀兰原名黄励,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有廖平凡(即周光亚)等人供认。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本庭决定被告张秀兰,将交由上海市警察局移提归案讯办。”随后,黄励被带上手铐,在第二天深夜被押上从上海去南京的火车,第三天被转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狱中争分夺秒为党工作,把看守班长策反为“红色信使”

在看守所,黄励争分夺秒,为革命做工作。她给难友们讲革命故事,教大家唱《国际歌》,还把苏联的海员歌译成中文来唱,鼓舞大家的斗志。她还与陈赓、罗登贤、夏之栩等人一道,将敌人营垒中的人分化出来,参加革命。

看守所有个所丁,叫张良诚,安徽人,从小失去父母,青年时流浪南京,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因办事伶俐,被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警务处第六科当勤务兵,警务处长看他办事勤快,人又老实,很是喜欢,将他补为看守所的所丁,当时犯人称看守为班长,故狱中同志都叫他张班长。他为人正直,对叛变投敌的人十分鄙视和憎恨,对于政治坚定的同志则很尊重。当时狱中的犯人把张良诚的态度形容成一支政治测量表,从他相待的表情中就可以判定这个人的政治表现如何。陈赓对蒋介石威逼利诱的那种鄙视精神,罗登贤痛打叛徒余飞的英勇气概,黄励怒斥叛徒周光亚的英雄壮举,让张良诚佩服得五体投地,陈赓、罗登贤、黄励、夏之栩等政治犯是最能受到张良诚敬重和亲近的人。黄励等人就找机会与张良诚不断接触,对他进行政治宣传,将他争取过来为党工作。

开始时敌人想动摇黄励的革命意志,将她安排进“优待室”,一个人住一间房子,而且不上锁,让她随意出入,还可以看报纸。黄励利用这一点点“自由”,经常找张良诚聊天。有次黄励问起了他的身世,张良诚说自己是安徽人,生于1911年,从小就失去父母,很早就到南京来谋生。黄励眼圈一红,想到自己同样苦难的童年,从小就失去父亲,自幼靠母亲和姐姐做鞭炮、替别人洗衣服为生。所幸的是,自己在舅父的资助下,有书读,并考取武昌的中华大学。于是她对张良诚说:“你年轻,又诚实,很好。当一名所丁,这样下去很可惜。年轻人要有志气,找出路。”说到这儿,她故意顿了顿。张良诚忙问:“黄姐,我怎么去找出路呢?”“你在司令部是没法找到出路的。”“要向哪一方面找出路呢?”张又问。“共产党是不讲究资格的,你想找出路,只有走这条路。”说完,黄励目光深邃地看着张良诚,张良诚会意地点点头,从此他更加同情革命,愿意为革命工作。

此后,张良诚经常暗中给政治犯送消息、传递条子、送信件,甚至把某些人叛变的行为告诉黄励。当时看守所里有位叫黄海明的难友,有一个一岁多的女儿叫曼曼,黄励经常抱着孩子玩、唱歌给孩子听,还借这小孩传递消息。黄励等事先将写好的条子装在孩子的口袋或尿布里,对张良诚说,送“男号”某某人,就由张抱着孩子到“男号”巡逻,“男号”内即有人隔着铁窗抱孩子,挑逗孩子玩,顺便就从小孩身上摸走条子,男号要回话时,也写好条子放在小孩衣服内,然后叫张良诚送还给黄励等人。

为了让党组织及时了解狱中情况,黄励连续用了几个晚上,瞒着敌人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把狱中叛徒的情况,向狱外党组织作了汇报。当她把这封信交给张良诚,要他送出狱外时,她紧紧地握住张良诚的手:“事关重大,你……”张良诚从黄励的眼神中已明白这信的意义非同小可,他毫不犹豫地说:“黄姐,你放心,‘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你说过的话,也就是我现在要说的。”张良诚很快地走了,并很好地完成了黄励交给的任务。然而,他终究没能逃脱敌人的魔掌。

一天,张良诚在夫子庙见到刚出狱的陈赓(因党组织营救出狱,而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内的难友们一时不明真相,纷纷谣传陈赓同志已经投敌,在外面要和人结婚了)。陈赓一方面挂念狱中的难友,另一方面也为了打消同志们的疑虑,让大家继续坚持斗争,就写了一张条子和5块钱托张良诚带给黄励,条子上写道:“我是不会叛变的,你们在狱中安心斗争。”

当张良诚由洞门口将这张条子给黄励时,被黄励同室的女犯胡小妹看见了。胡的丈夫是叛徒,胡本人临近分娩,想保释出去生孩子,就将此事报告给看守长姚慕儒(犯人都称他“姚姚”),开始姚所长害怕自己被卷进去,不想关押张良诚,胡小妹就闹,说要向上报去。姚所长心慌了,就准备逮捕张良诚。6月中旬的一天,犯人们正在看守所内放风,看到张良诚提着自己的一只旧箱子和一些零碎的东西,对看守们说:“你们查罢。”监狱的犯人都惊呆了。不久,军法处将黄励叫去。回来后大家才知道,是因为胡小妹告密,敌人把胡释放了,而张班长则被捕了。在放风时,张良诚曾对犯人讲,事情发生后他本可以逃走,但他不愿意牵累别人,他不怕坐牢,这一个罪死不了,至多关个三年五年,坐几年牢反倒可以好好地学习,自己还年轻,正需要学习。

策反案让宪兵司令谷正伦羞恼成怒,也让更多的人走向革命阵营

张良诚案由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的李华龙法官审理。李华龙开始拟定的刑期是6个月,但军法处主任贺伟峰怕判得太轻,宪兵司令谷正伦不答应,就将判决书发下来让李重拟,李华龙乃根据法条的最高刑拟定为一年又6个月。贺主任还是担心拟得太轻谷司令不会答应,最后李华龙拟定为5年。贺伟峰认为这下差不多了,就亲自将处理结果送给谷正伦过目,想可以说明情况,通过批准,结果谷正伦大发雷霆,认为他的司令部里竟然出了为共产党办事的人,这还了得,为了杀一儆百,遂将张良诚改判“枪决”。虽然贺伟峰再三说项(因张良诚平时表现较好,故贺肯去说情),仍未能获得准许。谷正伦也意识到张良诚罪不当死,故口头答应“张良诚被处决后送一口棺木作为对他的怃恤”。

张良诚案使敌人惊恐万分。大批革命者没有“转变”和投降,而反革命营垒中的一些人,却转变到革命方面来,与共产党人站在一起。他们对黄励又恨又怕,感到不除掉黄励,劝降他人的工作就难以奏效。为此,国民党中央党部批示迅速处决黄励。同号子的难友为黄励准备了一套就义时穿的干净衣服;黄励也知道自己牺牲的日子不远了,但她依然谈笑自若。当难友们问到她的情况时,她拍拍后脑勺微笑着说:“快了,快了,快到雨花台了!”放风时,她总是抱着曼曼,在小院里边走边唱,乐观而又自豪。就在就义前几天,她还将一张条子交给一位难友,托他转给陈赓,告诉他狱中最新的消息。

1933年7月5日清晨,狱卒传呼黄励的叫声,惊醒了狱中许多难友,他们知道黄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就帮她换上干净的衣服,理好她蓬乱的头发。黄励深情地看了难友们一眼,叮嘱她们:“我们最后一定会胜利的!不要为我难过,保重身体,将来为党工作。”黄励想到丈夫还在监狱服刑,便从头发上扯下一把头发,用小毛巾包着,对难友说:“我的丈夫现在也在狱中,如果有幸能活着出来,请你们把这包东西给他,我今生不能再与他并肩作战了,但愿我的一缕青丝可以陪伴他一生。”

当她步出牢房时,难友们都痛哭流涕,有人还高呼“黄大姐!”黄励边走边高声说:“我去了,同志们不要哭,要坚持革命到底!”。在敌人押着她走向囚车时,她对押送的宪兵做了最后一次宣传:“你们都是穷苦人,国民党杀害共产党人,就是不让中国的穷苦人翻身。你们杀了很多共产党、革命者,能杀得完吗?越杀革命者越多,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

1933年7月26日,黄励牺牲后20天,张良诚也在南京宪兵司令部遭秘密杀害。可是当敌人秘密处决张良诚时,张像共产党人一样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打倒谷正伦!”口号声震动了整个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也震惊了谷正伦,他羞恼成怒,又急又气,但张良诚人已经死了,无从加刑,谷正伦便命令撤消给张的怃恤金来自我解嘲。

张良诚的壮烈牺牲震动了监狱内外,有一名看守,也曾帮助过犯人递条子,担心自己受牵连,便逃离看守所,潜伏市面。同时,看守该所的一营驻军,敌人怕其叛变,亦将它调往汤山驻扎。

姚慕儒所长的文书金国南,既是张良诚的同乡,又是张的好友,他得知张的死讯后,随即向姚提出辞职,要求去上学,当即被批准。他为了通知其时关押在南京模范监狱的夏之栩、帅孟奇、宋涟、肖明等人有关张班长牺牲的消息,曾以夏之栩弟弟的名义(化名夏超)去模范监狱探监,使他们得知了此噩耗。金国南后来考进一所学校,1937年被关进了南京反省院,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保释出狱,随即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八路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的重新寻找出路,正是受了黄励和张良诚的精神鼓舞。

[责任编辑:华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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