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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英雄出少年”:牺牲在雨花台的黄埔英烈


来源:凤凰江苏

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军校”,因培养了众多著名的军事人才而扬名中外,也因其中有许多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而备受瞩目。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展厅内,有着不少身着戎装的烈士肖像。仔细聆听讲解内容,观看展板上的文字说明,你会发现,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出自黄埔军校。他们年轻、活跃、英姿飒爽,为了心中的信仰,抛弃了高官厚禄,放弃了个人的锦绣前程。在革命低潮时期,在个人生死存亡之际,毅然披荆斩棘,走上革命道路。

油画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军校”

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军校”,因培养了众多著名的军事人才而扬名中外,也因其中有许多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而备受瞩目。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展厅内,有着不少身着戎装的烈士肖像。仔细聆听讲解内容,观看展板上的文字说明,你会发现,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出自黄埔军校。他们年轻、活跃、英姿飒爽,为了心中的信仰,抛弃了高官厚禄,放弃了个人的锦绣前程。在革命低潮时期,在个人生死存亡之际,毅然披荆斩棘,走上革命道路。

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军校”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内共陈列有14位黄埔英烈,分别是教育长邓演达、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团长金佛庄、黄埔教员顾名世,黄埔二期生胡秉铎,三期生高文华,四期生袁国平、文绍珍,五期生蓝文胜、周不论,长沙分校学生谢士炎、柳志杰,武汉分校学生徐楚光,以及在黄埔学习过的林翠等。

邓演达、恽代英的英名早已深刻铭记在人们心中,而其他的黄埔英烈,因牺牲早、身份确认曲折,许多往事都如烟散去,名字也渐渐被人淡忘。这里,我们重温胡秉铎、文绍珍、蓝文胜等三位黄埔共产党人似火青春的感人事迹。

“贵州青年”胡秉铎

贵州青年的杰出代表胡秉铎(1902-1927),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贵州青年》编辑、“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青年军人》周刊总编辑、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部机要秘书、东路军总指挥部第一科上校科长、参谋处参谋、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两次参加东征,后参加北伐。1927年,在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被害。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合影(前排左四胡秉铎;左五周逸群)

1922年,胡秉铎考入北平朝阳大学,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由于他思想激进,且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在同学中有很大影响,连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贵州青年周逸群等也对他敬佩不已。

1924年1月,周逸群力邀胡秉铎南下共同创办《贵州青年》,胡秉铎给予热烈的回应。经他之手出版的《贵州青年》不仅准时,而且质量高,战斗性强,很快以鲜明的战斗风格受到社会的关注。肖楚女称赞它是“贵州人为了要求贵州的光明前途而办的”。

1924年8月,经邓中夏推荐,胡秉铎从上海前往广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不久,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月,加入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发起成立的“青年军人社”,并担任《青年军人》周刊总编辑。同年2月,加入周恩来领导组织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和徐向前、周逸群等人成为联合会负责人,积极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与“孙文主义学会”展开辩论和斗争。

他在《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一文中指出:“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都是站在一条联合战线上,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前者的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的胜利亦有助于前者”。我们“需要一个国民革命,以求推翻资本帝国主义,打倒本国封建军阀。这个需要,乃是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也是资本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中国人民之反应。”“若是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走狗,都应参加,应该努力。”这篇论文有力地驳斥了“孙文主义学会”的谬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胡秉铎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胡秉铎因尚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与何应钦又是贵州同乡,私交也好,于是继续留在第一军进行情报工作。期间胡秉铎收集了许多情报、资料,直接提供给周恩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处于低潮,胡秉铎置生死于度外,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一天,他正在秘密召开共产党员会议时,因人告密而被捕入狱。何应钦因慕其才华,软硬兼施,诱其投降。胡秉铎不为所动,他在狱中给父亲写信说:“因事被警察厅下狱了,儿已失去自由,望家中不必挂念,干革命总是要有死难的,为布尔塞维克而死,虽死犹生”。不久,他被害于南京,时年25岁。

黄埔第四期政治科学员文绍珍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地下党领导人文绍珍(1908—1931),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员。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 国民革命军东路先遣军成立,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征得黄埔军校领导同意,调出学生30名(均系共产党员)到先遣军中从事政治工作,文绍珍是其中之一,担任连指导员。

文绍珍,又名文丹慈,湖南石门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东路先遣军连以上干部、共产党员一律被清洗。因文绍珍身份没有暴露,时任东路军党代表的王尔琢将其安排在李明扬部任连长,由中央军委直接联系。

1929年,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文绍珍以南京失业青年身份登记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设置的军事教育机构)。进入军校后,南京市委任命他为市军委负责人之一,直接领导军校党支部的工作,并兼任炮兵学校党支部书记。

当时的形势极端恐怖,但文绍珍仍坚定沉着、机智勇敢地开展工作。他一面帮助在南京的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原黄埔军校同志恢复关系,一面团结进步青年,利用合法机会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一次,文绍珍得悉蒋介石要来军校作报告,立即与市委联系。市委赶印了一批揭露蒋介石内战罪行的油印传单,由文绍珍布置给军校党支部在会前散发。蒋介石当场看到了传单,惊恐万状,暴跳如雷,痛骂在场的特务无能。

1930年秋,南京军委系统被敌人破坏,军校党支部书记、军委负责人先后被捕,文绍珍立即到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军委指示他迅速离开南京,到武汉继续做军运工作,并同意他与在北平学习的未婚妻、共产党员宋濂一起去武汉。在他由上海乘车去北平路经南京时,

在车站得到地下工作同志的通知:他在南京莲花桥12号的住所已被特务搜查。文绍珍未作片刻停留,随即乘车去北平女友住处。可是此时,在南京的特务已在文绍珍住处查获宋濂在北平的地址,已追踪至北平。文绍珍、宋濂等人被捕后转押至南京宪兵司令部。国民党特务机关先是指使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出面劝说:“奉蒋委员长之命只要承认是共产党员,并交出南京地下党组织,那么要官有官,要钱有钱,婚礼从丰,一切由我们负责。”文绍珍回答:“我的事,你们都知道,不需要我说什么,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其实,在被转解南京的途中,文绍珍就曾对未婚妻宋濂说“:你出去后(宋身份未暴露)买两瓶酒,洒在雨花台,就很感激你了。”寥寥数语,表达了他坚定的决心。文绍珍最终被害时年仅23岁。

南京宪兵三团上尉副官

蓝文胜(1906-1933),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1931年春,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在南京宪兵系统建立中共特别支部,蓝文胜担任支部组织委员。至下半年,南京宪兵系统的特别支部已发展有20多位中共党员,成为在军委领导下一个强有力的战斗堡垒。

蓝文胜,湖北广济人。1926年初考取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学员,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北伐战争,在北伐军攻克武汉后,被编入武汉分校,有机会受到邓演达、恽代英等人的教诲。

1927年初,还聆听过毛泽东关于两湖农民运动的演讲。武汉开始“清共”后,在同乡和家人的帮助下,蓝文胜辗转由唐生智部队进入南京军官研究班,不久到宪兵教练所当上教官和区队长。1931年初,蓝文胜恢复了党组织关系,与江苏省委军委接上头。这年,党组织在宪兵系统建立了特别支部。此时,蓝文胜已调至宪兵第一旅旅部任上尉副官,收入颇丰。他把自己的工资甚至过去的积蓄捐出,作为共产党的活动经费。他在夫子庙大庆楼旅社长期包了一个房间,作为联络点,安排他的堂弟蓝世才在旅社当茶房。他们除必要时在旅社里以打牌、唱戏、拉胡琴取乐作伪装开会,平日依靠交通站传递消息。蓝文胜化名为“蓝芳小姐”,用别人认为是青年男女谈恋爱、写情书的通讯方式,避开人们的注意。他还利用旅部上尉

副官的职权,把家乡来的十余名进步青年安排进宪兵系统,并发展了五六个人入党。为了工作方便与安全,他将乡下的妻子也接到南京,协助他传递情报。1931年秋,蓝文胜由旅部调至宪兵第三团任团长上尉副官。

1932年初,蓝文胜随部队调至苏州。这年2月,江苏省委军委负责人路大奎被捕叛变,供出宪兵系统内有党员和联络点。3月,江苏省委巡视员施其芦被捕叛变,供出苏州中心县委书记王伯奇,王伯奇又供出苏州所有党员,包括与他有过联系的宪兵刘纯如。宪兵三团团长得知自己团内有共产分子,大吃一惊,派自己的“心腹”副官蓝文胜陪同押送犯人,顺便摸清底细。蓝文胜临行前,烧毁了文件,并关照好妻子,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他听说南京市委整个遭到破坏的消息后,通知省委军委和有关党员暂时隐蔽、停止活动,然后回到苏州,继续坚持工作。同年5月,苏州宪兵第三团截获了省委军委写给“蓝芳小姐”的信,并侦查得知蓝芳即蓝文胜。蓝文胜不久被捕遇害,时年27岁。

作者单位: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责任编辑:唐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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