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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苏州书院的吴文化印迹


来源:姑苏晚报

历史上苏州书院的吴文化印迹。

正谊书院旧址

正谊书院旧址

紫阳书院旧址

紫阳书院旧址

紫阳书院创建人张伯行像

紫阳书院创建人张伯行像

最早书院:和靖书院

三千多年前,泰伯和仲雍南下,从黄河流域带来了中原文化,也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从此,中原文化与长江下游及太湖流域原生的本土文化逐渐得到了融合。之后孔子的学生言子和澹台灭明在吴地讲学,传播儒家文化,使得文化的融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奠定了苏州教育的基础。六朝唐宋始,苏州开始“黜武尚文”,安史之乱以后,我国的经济中心开始转移至南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大发展,因而,到了明清时苏州更是文风鼎盛。在这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苏州历代的文人墨客都以一种文化的自觉,将吴文化的精髓传播开来,在这个过程中,从宋开始的苏州的书院是功不可没的。

苏州的很多书院都是为纪念历代大儒而建立的,它们既是传播先人儒学思想的教学场所,又是对先人祭祀的场所。在教学与传播的过程中明显地打上了吴文化的烙印,也为吴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建于理宗端平年间(1234年)的和靖书院,是苏州历史上最早的一所书院,创建人是提举曹幽,为纪念和靖先生尹燉而命名,院址在虎丘云岩寺西。宋代诗人郑起的诗《虎丘尹和靖书院示开讲》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和靖书堂八面开,新分半席在山隈。若无人听都归去,传语生公借石来。”这无疑为吴文化的形成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和靖书院之后,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平江知府黄镛为纪念言偃,建立了学道书院,院址在城东南旧长洲县学南。澹台书院、金乡书院都是纪念澹台灭明而建立的书院,其主要任务是推进儒学的传播,同时也推进了本土文化的发展。

紫阳书院是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由江苏巡抚张伯行在苏州府学中创建的。位于苏州府学内尊经阁后,因朱熹号紫阳而得名。因其办学有特色,康熙帝于六十一年(1722)赐额“学道还淳”。乾隆帝六次南巡,六次都到紫阳书院。乾隆十三年(1748年),赐额“白鹿遗规”,并多御诗嘉勉,苏州中学校园内至今仍保存着乾隆御碑。

苏州的各书院均以传播儒家经典为己任,在传播的过程中,又因课程、教学内容、教师等因素,自觉或不自觉的体现出地方文化特色,对传承吴文化的精髓,丰富吴文化的内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推广吴文化

苏州各书院的课程,大体以经学为主,算术、舆地、说文、经术、金石、史学为辅,注重精研朴学,强调实事求是。但是,苏州各书院不同流派的理学家对《四书》、《五经》的研究有所侧重,他们的研究及教学也有所侧重,吴文化的印迹明显。以苏州紫阳书院为例,创办者江苏巡抚张伯行是理学家,当时,官办学校一律以科举考试为教学内容,他则以朱熹之学为宗,将其理学思想与苏州的教育实际相结合,对紫阳书院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读书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明确、细致的规定。对此,张伯行在《紫阳书院碑》中这样记道:

爰建紫阳书院,……诸士子可以朝斯夕斯,若工人之居肆以成其器矣。夫所谓道者,在人伦日用之间,体之以心,践之以身,蕴之为德行,发之为事业,非徒以为工文辞取科第之资已也。诸士子勉旃,勿务华而离其实,亦勿求精而入于虚。

张伯行鉴于“近日士尚浮华,人鲜实学,朝夕揣摩,不过为猎取科名计,于身心性命家国天下之大,茫乎概未有得”的为学弊病,引导有志之士讲求正学,学习苏州府学首任教习胡瑗先生,主张“明体达用”,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对学风的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吴文化“经世致用的务实性”在书院教学中的体现。

沈德潜于乾隆十六年(1751)出任紫阳书院讲席,他工于为诗,提倡温柔敦厚之诗教,主张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吴文化特色极其鲜明。其主讲紫阳书院十六年,“所汲汲引导士子者,则在务为返躬践履、行己治人之有体有用之学,其根则在经史、古学之体悟发明。”

苏州各书院教育极为重视修德。他们往往秉承儒家的教育理想,以“至德”成就道德人格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厚德载物”作为吴文化核心的道德内容,成为了人的立身之本。这与现代教育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立德树人”的教育思想也是一致的。

苏州的书院师资力量雄厚,学者鸿儒层出不穷。主持人及师资的选聘,不拘省份,品行方正,学问博通,为士林所推重,显现出一种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也是吴文化的重要特征。比如苏州紫阳书院,其山长和师资都是当时一流的文人。据同治朝修《苏州府志》所列掌院题名,历任紫阳书院者,全部是进士出身的学界名流,学术底蕴深厚。诸人之中,或耽于经术,或擅长诗赋,或融贯经史,或兼备众学,故于士子之陶铸,学风之推扬,多有佳绩可称。其中彭启丰、石韫玉为状元,邹福保、冯桂芬为榜眼,还有清代诗学家沈德潜、乾嘉名家钱大昕、近代改良家翁心存等著名学者。再如,正谊书院18位山长中,除2人资料未详外,有1位状元、1位榜眼、13位进士、1位举人。其中有著名学者吴廷琛、翁心存、冯桂芬等人。此外,清代中小书院的师资水平也很高。现代苏州教育以打造名师专业成长高端平台为抓手,以“教育为人生”的境界发展好每一位教师的行动,就是秉承了苏州教育注重高水平师资的一贯宗旨的。

吴地文化发达,崇学重教。藏书、读书、教书的风气盛行,人才辈出,国学大师、文学家、艺术家等批次产生。如乾隆年间,在名士沈德潜的领导下,紫阳书院涌现出钱大昕、王昶、王鸣盛等“吴中七子”,竞相传唱充满古典精神的诗文,闻名全国,推进了吴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钱大昕主持紫阳书院讲席长达十六年之久,在他任掌教时是紫阳书院最盛之时,门下“生徒达二千余人”。冯桂芬主持正谊书院3年,培养了众多人才,较为著名的有吴大徵、叶昌炽、陆润庠、王颂蔚、管礼耕、柳商贤、潘锡爵、袁宝璜等苏州才子。到晚清,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一代国学大师俞樾主持学务,因太平军占领苏州而陷于萧条的紫阳书院也因此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这对吴文化的传承与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不专攻科考

苏州各书院秉承吴文化兼容并蓄的开放性精神,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教学模式,奠定了苏州教育的基本范式,时至今日的苏式教育也可以从中追本溯源。

书院实行自由讲学,提倡的是平等论学,百家争鸣。学术氛围浓厚,学术思想自由。教学时,讲授者与学习者可以相互争辩,持有不同甚至相反见解主张的学者可以在一起互相切磋、探讨,不同学派之间也可以进行广泛的辩鸣,追求的是“和而不同”学术风气。比如,晚清时的正谊书院就以倡导西学、注重革新而成为有较大影响的学府。时任讲席冯桂芬主张“采西学”“,制洋器”,率先提出了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从”,这对近代吴地书院的学风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一直影响到现代苏州的教育。

苏州的书院强调因材施教,自修互动。其教学主要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教师的教授为辅,教师的教授也特别注重对学生的启发诱导,山长和名师们常常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及其研究特长,就经典的内涵以及读书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对学生进行指导。大师讲学,每次只选其一点着重发挥,其余则让学生独立思考,各有所思而不求一律。学生要做读书日记,记录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苏州的书院一般藏书都很丰富,这为学生读书和研习提供了方便。教学内容,也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有差异地选择,决不强求一致,其学习进度的快慢也取决于学生的领悟能力。现代苏式教育所提倡的教学理念也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书院是由私人讲学之地而发展起来的教育场所,所以书院也兼有教育教学功能和学术研究职能。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其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书院的主持人大都为当时的学术权威,他们一面致力于自己的学派研究,同时,他们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讲授给学生。如,钱大昕在紫阳书院先是做学生,受王峻、沈德潜两位名师的教泽,还结识了惠栋、沈彤、李果、赵虹、许廷鑅、顾诒禄诸学人,而“引为忘年交”。他主持讲席长达十六年之久,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字音韵学、舆地、职官、氏族、金石、年代、元史等方面均成果累累,他以此教导自己的学生,于一时学风之转移影响颇大,对苏州吴派学术思想的传播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苏州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繁荣,也逐步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经世致用在书院教学中主要表现为学、用结合,注重知行结合,将教学与道德的完善、品性的修养结合起来,讲求“躬行践履”。书院的掌院们认为只教学生“穷理”是不够的,还要“笃行”,要把读书穷理与“躬行践履”相结合,引导学生把做学问和做人有机地结合,把掌握的知识义理付之于亲身实践。

苏州的书院能够主动地规避科举考试对书院的负面影响。南宋之后,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官学教学、科举考试内容基本重合,书院也受到了科举考试的影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苏州的书院教学并不专攻科考,它强调的是研习经史、传授学术,这是一种层次更高的教育,同时,对科举应试也是大为有利的。加之苏州书院的山长均是进士出身,有的还是状元、榜眼,其学术涵养与学术影响力非同一般,他们的科举应试能力和经历也是非同一般的,他们所进行的是高于一般科举应试的教育,当然也就使得苏州的书院成为了全国一流的学术与人才的培养摇篮。其中,科举考试的成绩单也是令苏州人自豪的。据李嘉球统计,自唐代开始科举,全国历代共考出文状元596名,武状元115名,苏州地区状元各有45名(文)与5名(武),分别占全国7.6%与4.4%,名列各地区之首。这与苏州书院的高质量的教学是密不可分的。

苏州的书院从宋至清代末年,在吴文化的滋养之下,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同时,对吴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开了苏式教育的先河,为我们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责任编辑:曹蔚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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