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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一块倒卧青石,翻开了大明王朝的深宫往事


来源:凤凰江苏

在南京雨花台,离方孝孺墓不远处的一个小角落里,静静地立着一个不大的碑,旁边有文字介绍说是“太监义会碑”,全称“南京司礼监等衙门太监等官义会碑”。

在南京雨花台东岗,离方孝孺墓不远处的一个小角落里,静静地立着一个不大的碑,旁边有文字介绍说是“太监义会碑”,全称“南京司礼监等衙门太监等官义会碑”。

“太监义会碑”文物保护标示碑(摄/王满)

细观石碑,其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额为青石材质,阳面刻双凤,云祥装饰,竖题阴刻隶书“皇明”二字,阴面刻有四只飞翔的鹤;碑身也是青石材质,因有玻璃罩保护,看不清阳面镌刻的字,阴面无字。碑座拟是白玉石材质,有祥云飞鹤装饰。

由于该碑长期俯倒于地面,且背面朝天,奇迹般地躲过历代战乱,而且在多次文物普查中,它也多次成为“漏网之鱼”。2001年,太监义会碑出土于南京雨花台风景区梅岗北麓,碑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通高348厘米。碑首有双凤等浮雕云纹,碑座下部镂刻海水、江牙、山峰和四合云纹,上部饰云雁祥云图,工艺精湛,碑上有“南京司礼监等衙门太监等官义会碑”字样,碑身高246、宽94、厚23厘米,碑文上列了27名宦官的名号和出生地。

其中第一排王章、王弼、党存仁、舒忠、赵继暹;

第二至四排,刘登、赵秀、贺贵、王德、马龙、张宠、(佚名)、孙相、王守谦、李利、刘尚忠、朱相、刘芳声、李奉、杨安、刘王、李荣、周元诏;

第五排李国祥、刘进朝、杨奉;

最后一排仅朱有光氏。

从籍贯上看,顺天府人最多,10位;保定府5位;关中4位;西安府2位;河间、真定、南阳、湖广各1位;无籍贯2位。还有一位可能因故得罪于世,名号俱废,只知是关中咸阳氏。

沉睡至今的太监义会碑究竟建于何时

太监义会碑,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宦官丧葬合作团体。据说宫中的老太监,一旦失去劳作能力,就要被驱逐出宫,同时也要避免泄露后宫隐私。明朝时,有明确规定年老的宦官不许回家,而是将其一概迁至寺庙,每天烧香度日,由宫中供给其衣物柴米,终其天年。

明宦官刘若愚在《酌中志》记载:“中官(即太监)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在明代北京的西直门外,南京中华门外,都设有安乐堂,专门安置有病的宦官,并在这里为病殁的宦官料理后事。许多服务于北京的年老力衰宦官都被安置到南京养老,这是南京宦官的主体来源。

南京城南牛首山郑和墓为中心的宦官集中安葬地,目前已考古发掘的太监墓葬有十几座,这些墓葬,应该就是“太监义会”所建。

太监义会碑的碑额镌刻“皇明”,表明碑刻年代为明代,但碑文并未记述具体年代。宦官政治是明代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南北两京均有二十四衙门宦官机构设置。众多宦官的存在,为南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而太监义会碑作为目前南京仅存的唯一一处明代太监义会碑刻,尤为珍贵。

太监义会碑碑额镌刻“皇明”(摄/王满)

那太监义会碑究竟立于何年呢?目前,所有确定立碑之年的公开资料,均依据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一书。在《汇编》第五十七册中,记载了明万历年间乔应春撰《新建护国报恩千佛寺宝像碑记》,在碑阴列出宦官姓名共四十排,共计八百三十七名宦官,这是一次全国大规模的宦官集体募捐寺院行动。

众多的不知名中小型宦官都参与了千佛寺宝像落成捐施活动。而在太监纪念碑第十三排中,专家发现27名太监中有刘进朝的名字,在二十四排发现27名太监中的孙相,在三十一排中又发现碑上王弼的名字。由此推断,这27名太监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人,“太监义会碑”自然也就是明万历年间的产物。

宦官是明代政治史上的重要角色

宦官虽为刑余之人,但因身处深宫,日日与皇帝相随从,其言行好恶足以影响皇帝试听,甚者可以通过皇帝影响朝政,故宦祸为历代帝王所禁忌。明朝立国之初,太祖朱元璋鉴前代得失,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宦者不及百人,这时候,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一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不得擅自作主”。

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走上了问鼎权力巅峰的第一步。朱棣先后派李兴使暹罗(今泰国),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域,王安等督军营,马靖巡视甘肃。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又增设东厂,委任宦官主持,专门侦察刺探臣子民众情形。这样,宦官可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以及刺探臣民隐情,大权在握,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

太监义会碑旁小道(摄/王满)

朱棣孙子宣宗朱瞻基采取了一项措施,在宫中设立“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取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两三百人,由司礼监秉笔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从设立内书院始,宦官读书成为定制。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筹算智,欺君作奸。

至英宗朱祁镇时代,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握有典兵之权。朱祁镇即位时年方九岁,还是一个只知道玩乐的顽童,由太监王振带着他游玩。他对这个鬼点子层出不穷的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称为“王先生”。王振利用朱祁镇的信任假传圣旨,总揽朝政,没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为太上宰相,而且成为太上皇帝。朱祁镇成年后,皇家教师刘球上奏章劝朱祁镇亲政,王振认为是讥讽自己,把刘球逮入锦衣卫诏狱,乱刀砍死,尸体肢解,抛掷荒郊。

有一天,王振前往国子监视察,祭酒李时勉对他没有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时勉盗用国家树木,让他在国子监门前戴枷示众三天。数千学生哭号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辗转求到朱祁镇的母亲何太后那里。当何太后询问朱祁镇时,他惊愕地说,“一定是王振干的事”,并下令释放。

王振

明代宦官权力全面扩张,是在宪宗朱见深统治时期,他赋予亲信宦官汪直以军政大权。一些外廷官员想得到升迁的机会,往往走汪直的路子。只要汪直肯在宪宗面前美言,则此人官运立刻亨通。由此一来,那些想走终南捷径的人,莫不以结识汪直为荣,这样一来就抬高了汪直的身价,也给汪直的弄权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武宗朱厚照十五岁即位,是一个只对女人和游荡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从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利用皇帝的昏庸和信任掌握了政府大权。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字。刘瑾使刚上台不久的朱厚照相信,以托孤大臣谢迁、刘健为首的忠心耿耿的朝臣,是阴谋使皇帝陷于孤立的“奸党”,把他们统统地赶出朝廷,连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也于廷杖后贬窜蛮荒。从此朝中文武大臣要么对刘瑾侧目而视,要么争先恐后拍他的马屁,刘瑾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大权。

朱厚照

刘瑾当权只有五年,右都御史杨一清利用“八虎”之间的矛盾,刺激张永反戈一击,告刘瑾谋反,武宗下旨逮捕刘瑾,籍没家产。从刘瑾家中抄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其中,有两柄貂毛大扇,里面暗藏机关,以指按动,便弹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武宗看了,也吓得目瞪口呆。刘瑾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至此,明代宦官的权力完成了其扩张的全部过程,明代宦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以后魏忠贤的专擅独断,不过是这些前辈们的历史延伸与再现。

这时,宦官来源较之明初,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多数为私阉以求进者,并蔚为风气。名人何乔远言及明代宦官现象时说“祖宗朝宦侍皆出俘虏罪囚,至景泰中乃有自宫求进者,暂置之罪,竟得收用。姿势甸畿之民,以至山东齐、鲁、关、陕之间,其希图避徭役以幸富贵者,家有数子,辄一阉之,名曰净身男子,上书求用,至以千数,以无所付托,流为弃人乞子者,亦属也。”

南京雨花台是南京城南最大的岗埠。早在六朝时期,就被视为南京城南锁钥,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六朝以来,既有佛教寺院建筑于此。明代,出南京城南门,雨花台一代寺院林立,民间有“出了南门尽是寺”之说。不独寺院,自六朝以降,历代名人墓葬亦多择于此地。

太监义会碑(摄/王满)

就与宦官相关的墓葬及坟寺而言,雨花台附近已经发现的宦官墓葬有葬于德恩寺侧的杨云墓;葬于古塔院的南京司礼监左监丞梁端墓;葬于雨花台东首养回红村的内官监太监郑山母季氏墓和南京尚膳监佥事幸福母刘氏墓。这几处墓葬地点均与碑刻出土地点相近,可以证明雨花台一代存在一处宦官丛葬地。具体还有待考证。

太监,这一大明王朝的特殊群体,“退休后”居寺群居组成“义会”,故宫在望,太祖有荫,死后立碑,强调姓名和籍贯,他们或许也想借此流芳百世,但留下的却是这个残缺人群的无奈和辛酸。这里也成为雨花台众多人文景观中的独特一支。

[责任编辑:华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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