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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自在


来源:凤凰江苏

文章自在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散文集”,过往纸本媒体通行而发达的时代,绝大部分非虚构的文章随写随刊,手边不留底稿,也不以为这些东西有什么结集保存甚至流传的

 

《文章自在》 张大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版)

文章自在

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散文集”,过往纸本媒体通行而发达的时代,绝大部分非虚构的文章随写随刊,手边不留底稿,也不以为这些东西有什么结集保存甚至流传的价值。二〇〇三年之后开始用电脑写作,一键轻敲,百篇庋藏, 都在硬碟文档之中,偶尔对屏卷看。不读则已,一读就想改;一改辄不能罢休,几乎除旧布新。也因之暗自庆幸:好在当时没有出书!在我的电脑里,绝大部分的散文稿都集中在一个档名之下:“藏天下录”。

这就让我想起一则九百年前改文章的老故事。南宋宰辅晏敦复是大词人晏殊的曾孙、晏几道的侄孙,可见传家文气,累世风流。有一次晏敦复为某一同朝仕宦作墓志铭,作完了拿给另一位词家朱敦儒过目,朱敦儒阅后道:“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晏敦复苦苦相求,朱敦儒才指着文章里的一句“有文集十卷”说:“此处欠。”晏敦复又问:“欠什么呢?”朱敦儒道:“欠‘不行于世’四字。”晏敦复明白了,他没有完全依照老朋友的指示修改,仍遵其意,添了“藏于家”三个字。

朱敦儒改晏敦复的文章,是“修辞立其诚”的用意。即使死者为大,也不应当予以过当的称许。文集十卷固然堪说是“立言”了,然而既未获刊行,便不可藉模糊之语谬赞。十卷文集之不得行于世,表示此人的文章尚未获公认,这就涉及作墓志者一言褒贬的文德。晏敦复大约还是不忍道破,遂宛转以“藏于家”来取代“不行于世”;既不失实,也保全了亡者颜面,如此修改,是小文章里的大判断。

然而,我毕竟还是把应该“藏于家”的一部分文字翻检出来,例以示法,针对的是那些和我自己的孩子差不多年纪、一样处境、苦于命题考作文的青少年,只为了说明一个概念,那就是“写文章,不搞作文”。由考试领导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在每一个学科、每一个领域的教学现场,老师们都有不得不逐潮而去、恐后争先、而徒呼负负的感慨。作文当然也是如此。你可以说:本来文章无法,可是一考就考出了拘絷文词之法。你也可以说:本来文章有法,可是真正让文章有妙趣、有神采、有特色、有风格的法,非但不能经由考试鉴别,也不能经由应付考试的练习而培养。

于是学子所能悟者,反而是最恶劣的一种心思,以为写文章就是藉巧言、说假话,“ 修辞败其诚”。其上焉者多背诵一些能够广泛发挥的铭言事典,临考时兵来将挡,水来将也挡;中焉者多援引几句烂熟于胸的俗谚成语,临考时张冠李戴,李冠张也戴;下焉者只好闲话两句,“匆匆不及草书”,顺便问候批改老师:“您实在辛苦了!”无论何者,面对考题,只能顺藤摸瓜,捕捉出题人的用意,趋赴而争鸣。国人多以中文系所、复献身教育的先生们会写文章,自然也知道如何教文章。事实却非如此。大部分的教育工作者并不写文章,但是所有的国文科教师都必须随时教作文、考作文、改作文。我们的教育主管当局只好辩称:作文是训练基本表达能力,不是培养专业作家。而我却要说:如果不能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不过就是取法乎下而不知伊于胡底,到头来我们所接收的成果就是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疏、语言乏味、见识浅薄。

今天自以为身处新时代进步社会的我们每每取喻“八股”二字以讽作文考试。殊不知眼前的考作文还远不如旧日的考八股—因为八股讲究的义法,还能引发、诱导并锻炼作文章的人操纵文气,离合章句,条陈缕析,辨事知理。而当前的各级升学作文考试,却由于不只一代的大人普遍不会写文章、教文章,而任令中文系所出身的学者,运用文法学、修辞学上极其有限的概念,设局命题,制订评分标准,刻舟求剑,胶柱鼓瑟,更进一步将写文章美好、活泼以及启发思维的趣味完全抹煞。达官显贵一至于贩夫走卒,在这一点上倒是齐头立足皆平等:不会作文章而乃不知如何表达,遂成举国累世之共业。

有文藏于家,时或欠公德。毕竟我眼里还看着:年复一年、有如必要之恶、不得不为之的各种作文考试依旧行之如仪;而举目多有、也只能听任其各申己说,致使作文不断公式化、教条化的补习教育也依旧大兴其道。实难想象: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大概除了等待天才如戈多、却永无可期之外,安能启迪造就愿意独立思辨且乐于真诚书写的人们?就一个写了四十多年、自负各体文章无不能应心试手的我来说,是可忍而孰不可忍?即使自私地从一职业作家的角度来说:一代又一代,不能识我之文的人愈来愈多,能够体会我意的人愈来愈少,也着实大不利己。于是搜筩发箧,检点篇什,编而辑之。在这本书里,除了序文之外,还包括概论三篇,引文三十四篇、例文四十篇,兼收苏洵、鲁迅、胡适、梁实秋、林今开、毛尖等古今诸家文各一篇,以及跋文、附录各一。

小子何莫学夫散文?即使一生尽写一部书,而不行于世,但能博得三数学子青眼, 以为比课本讲义教材评量等物有趣,便值得了。是为序。

写好玩的

中小学教学现场一直有一个说法(我忍住不用“迷思”二字):不考作文就没办法教写作文。坦白说: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这个说法无法解释孩子在联考时代到会考时代从来不考玩耍,可是一样爱玩耍;不考滑手机,可是一样爱滑手机。

考作文之“理据”看起来是消极性的—也就是说:当教学手段无法激发学习兴趣的时候,就干脆不去激发兴趣,而是激发学习者“不学习就要倒大楣”的恐惧。目前会考学科之外以作文六级分为录取门槛就是这种手段的极致。

我多年来一向呼吁:要彻底除升学主义之魅可能很艰难,但是要从作文教学扭转八股流毒的取向倒是可以做到的。问题在于实施教育的人有没有办法不以考试领导教学(也就是不以激发恐惧带引学习动机)。

我的脸书之友庄子弘是两年之前参加会考的初中生,他传了私信给我,问我:“余秋雨和郭敬明到底怎样?”彼时已无大考小考,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半夜不睡可不只是因为隔日不上课的缘故,他恐怕是真心想印证一下—在他看来“文学造诣可疑”的作家们之浪得虚名或恐会让他睡不着觉吧?

我撑着答了几句,褒贬玩笑如何,也不太记得了,要之在于这位于我堪称陌生的小脸友对写作这件事有兴趣、对写作的价值判断有好奇心、对写作的成就或名声有想法,这些兴趣、好奇、想法或者不成熟,无论如何却是自动自发的。

我邻居的孩子也在今年应考,她是一位小提琴高手,非常注重课业,随时都检讨着自己和同学在学科方面的评比情况—老实说,我总觉得她竞心太强,日后一定很辛苦。可是,有一天,她忽然填了几阕马致远的《天净沙》,要我欣赏。我细读几遍,发现一些平仄声调上的问题,就提供了点意见。我问她:“这是学校的功课吗?”她居然说不是,“是自己写好玩的。”

“自己写好玩”,表示别人不一定以为好玩。可是从事教育的人不也经常把“适性量才”挂在嘴边,说是要寻找每个孩子真正的兴趣吗?“真正的”绝对不是“唯一的”或者“最喜欢的”,早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论述之中,就已经明白昭告天下人:对于一个少儿来说,真正的兴趣是无穷尽的,只要施教者(或成人)让事物显现其趣味。

庄子弘发文提到他的作文二级分,我无意也没有资格替他争取。可是冲他那一通扰人清梦的留言,我断断乎相信他还保有一种对于更繁复的文学世界单纯而执着的兴趣; 至于小提琴高手,我也几乎可以断言:她对元曲的兴趣并非来自与同学作课业较劲的动机,而是自然而然感动于、也回应了诗歌音乐性的召唤。

我一再回忆这些孩子青苗初发的文学兴味,其难能可贵,都令我泫然欲泣;因为我知道:再过几个月、也许几年,经历过课堂上随时压迫而来的考试恐惧,再加上种种为了应付考作文而打造出来的修辞教学,他们就再也不会相信文学最初的感动,也不再记得曾经骚动他们的文字。

他们终将随俗而化,视融入积极竞争而获致主流社会认可的成功为要务。也就像怀特(E. B. White)在《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中所讽喻的那样:女孩主人翁芬儿(Fern)很快地长大,之后再也听不见动物们的交谈。

我不是要告诉你文学多么美好,我只是要说:考作文杀害了孩子们作文的能力,让一代又一代的下一代只能轻鄙少儿时代多么言不由衷或人云亦云。一切只归因于年长的我们不会教作文。.

开口便是

李白有一篇标题很长的短文《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文中充分流露出对自己才思之满意。这篇文章是李白给李令问送行所作,想是送行之际, 水酒喝了不少,欢情融洽,彼此愈见欣赏,其情如此:“(李令问)常醉目吾曰:‘兄心肝五脏,皆锦绣耶!不然,何开口成文,挥翰雾散?’因抚掌大笑,扬眉当之。”

这一小段话就洋溢着十分饱满的文采。藉由李令问不免带些夸张意味的称赞,李白丝毫不客气地承认了他的能力,不是孜矻宿构、皓首摛文的普通作家,他仿佛有一种天生的能力。恰是《诗

经· 小雅· 都人士》所形容的那样:“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成章。”《诗经》里面所推崇的是旧都镐京人物仪容之盛,由于怀念前代人的谈吐,而发明了“出言成章”的语词。至于心肝五脏皆锦绣,其思理之敏捷、修辞之丰瞻、用事之典雅、声韵之铿锵,犹较《诗经》所形容得更为灿烂,而李白“抚掌大笑,扬眉当之”八字之奇倔潇洒,确实当得起!放心说自己想说的话,才能到这个境界。所以,理解“出言成章”的关键,要之在于“其容不改”。《诗经》所描述的旧都镐京之人,为什么能说出那样美好的语言呢?他们有着上国之人的自信啊!

如何加强作文能力?这是个问题吗?如果有那么一整天—只要二十四小时就好—我不需要接触这样一个话题,至少不必听到和感受到家有升学子女的父母这种奇特的焦虑,那么,我或许会觉得生活清静而愉快一些。然而想要臻于此境好像并不容易。在我们的身边,总有人认为自己的子女多多少少有表达障碍。

“文非吾家事”的焦虑似乎还带来了不少商机。近年来不少人自觉有能力帮助孩子写作文,教材一本一本地写,CD 一套一套地录,似乎就把孩子们“带进”了“文学的殿堂”,或者是让“文学”丰富了“孩子的心灵”。这些帮助学子“加强作文能力”的人并不觉得为了通过升学考试而补习作文是一件多么不对劲的事—不是也有很多人补习数学吗?不是也有很多人补习英文吗?不是也有很多人补习音乐吗?如果没有一级一级的考试检核“把关”,还有谁愿意运用整篇整篇的文字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呢?

毋宁从相对的观点来说:一旦通过了考试,学子们还愿意自动自发、写命题作文的大概很少。就像数学或英文一样,一旦在生活现实里工具性的应用机会少了或是没了, 人们当然不会纯粹以“加强能力”为目的而主动演算或是锻炼。质言之:各级考试“诱导”考生学习作文所加强的,不是一种随身携带的能力,而是用后即丢的资格。人们通过了考试,却会更加打从心眼儿里瞧不起作文这件事:以为那不过一个跨越时费力,跨越后却可以“去不复顾”的门槛;一种猎取功名的、不得已而施之的手段。作文,若不是与一个人表达自我的热情相终始,那么,它在本质上根本是造作虚假的。

我服兵役的时候在士官级的军事学校担任文史教官,一连两年面对数百名大部分是高中联考门前的落败者。几乎所有的学生基于种种原因痛恨作文,其中一个在课堂上公然睡觉罢写的学生说得实在而有力:“教官出的题目我没话可说。”孩子们真的没话可说吗?还是他想说的话被作文的形式给封闭了呢?我想了几天, 终于想出一招,让学生先读一篇他们自选的故事,并且用自己的语言复述一遍这故事; 我只规定:在口头复述的时候不可以用“后来”、“然后”、“结果”这些方便滑溜的连接语词(用一次就扣十分)。口述完成而能够不遗漏原故事的内容,就拿满分。

没有人在第一次拿到满分,大部分的人连六十分都够不上。但是,在和惯用连接语词展开搏斗的同时,他们开始构思、开始组句、开始谋篇,不得已而拿起笔来打草稿。很快便可以文从字顺地说明一个事件,掌握一段情节,甚至提供充分而不累赘的细节。打消我们日常口语中毫无意义的口头禅,有如清理思考的芜蔓,掌握感受的本质,这种工作不需要花钱补习、买讲义、背诵范文和修辞条例,它原本就是我们自有自成的能力。担心孩子作文写不好的父母倘若实在焦虑得很,请听我一言:找一篇有头有尾的故事,让你的孩子读熟了,再请他用我所要求的方式口述一遍。

我的老朋友胡金铨导演一向以风趣冷隽著称,他编剧本、写小说、也作杂文,总出之以干净俐落的口语,我听他说故事、讲笑话,只消一遍,就印象深刻,铭志不忘— 这不是因为我有多么

强大的记忆力,却是他“开口成文,挥翰雾散”的本事。口语简洁,文句清通,周转叙述的角度有如调度一个个节奏明快的短拍镜头,就能够让聆听者(读者)畅然领会。《胡金铨说笑》是为了纪念这位妙趣横溢的长者而作,行文之时, 也刻意模仿了胡导演精悍的语气。也许父母们自己应该先试一试:你能够干净俐落地说话吗?

例1

口头禅四训

我们台湾人普遍重视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模样,却似乎很不在意他人耳中听到了我们说的什么、或者是怎么说。人人都懂得若干塑身美白养颜健体的门道,但是一旦讲究起说话的品质,就会招致异样的、质疑的眼神:你要参加演讲比赛吗?在我上中小学的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人不对装腔作势的国语演讲比赛发自内心地反感,然而比赛的优胜者通常就是那些装腔作势的同学。

这种反感多少也带有某些政治意识,仿佛字正腔圆者演而讲之的内容特别虚情假意,或者是趋炎附势。连带地,在生活中字正腔圆地说话的人,反而成了不受欢迎的异类。语言的使用在于使用者对语言认识的程度与坚持的态度。中国古代讲究言谈的人也是在一定的阶级和文化圈之中。在某一些特定的历史进程里,一群又一群主导社会发展的中坚分子不约而同地讲究谈吐,使言说之趣蔚为风尚,甚至启蒙了思想。不过,一旦占居大多数的庶民都在潜意识或无意识的状态之中排斥“准确地讲话”,则言谈就无所谓优雅风趣,甚至连清楚明白都谈不上了。

现在的人也不是不爱说话,大部分说着话的人都把说话视为天生而能,便不加琢磨锻炼,也没有人会劳神分辨谈吐之高下深浅,甚至多以经常有机会公开说话者为“名嘴”,而误以为“名嘴”之“什么都能说”、“什么都敢说”就是会说话,“如何造就说话的典范”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美学问题。大众既然看多了电视,也就朗朗然跟名嘴们学会了种种口头禅。这是近年来常民社会言语品质益发低落的原因。

我对人们不自觉而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有独到的敏感,总是会追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说话的?”我有一个朋友开口闭口就是:“说句不好听的……”当他说完了整个句子之后,我

忍不住问道:“你这话没什么不好听的啊?还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说话的?”他乍听我这反应,愣了一下,也并不觉得他的话有什么不好听, 可是当对话继续下去,他又来了:“说句不好听的……”我还是一样地问:“你这话没什么不好听的啊?还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说话的?”如是者三,最后他终于忍不住,脸红脖子粗了好一会儿,迸出一句:“说句不好听的,你这样我很难说话呀!”

“基本上”三字也流行过很长一段时间。据我的观察,是从八○年代的文化界开始,始作俑者是一批留洋后返台任事的学者,他们这口头禅是从“basically”翻来的,无论语意可以解做“根本地”、“本来地”、“本质地”、“实际上”、“直截了当地说”……翻成中文的口头禅则一律出之以“基本上”;也没有人会追究“那么基本以下是什么?”。我的朋友某教授在我一小时长的电台访谈节目里可以说上五十八次,所说的内容未必真的很“基本”。到了二十一世纪,“基本上”有了分身。有的人显然不安于陈腔滥调,却改不了, 只好改说“原则上”。大约就在此际,“事实上”也加入了这一“失义语汇”的行列。TVBS 某主播兼政论节目主持人堪称大宗使用此语之翘楚。就其上下文来说,所言之物未必尽属事实层次,比方说这个句子:“事实上谁也不能证明是谁作假。”

另一个不择时不择地不择人皆可出的口头禅是“其实”。我考之于不少语言学家、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为什么无论在什么样的上下文语境里,人们总是那么喜欢说:“其实……”

我当然可以把“其实”当成“呃”、“well,”甚至等同于清嗓子的一声咳嗽,不必深究其义。不过,世上没有不具备意义的语言;仔细想来,在对话中能够被说者和听者同时“充耳不闻”的语词很可能正涵藏了人们共同的、不可明言的设想。人们为什么会说“其实”呢?“其实”有个不被道出的假设,隐藏在这个语词的前面,即是“你已经知道的是不实的”,有了这一假设,才需要我来告诉你“你应该知道的”。换言之,总是说“其实”、“其实”的人潜意识已经假设:听者是无知的。

试举一例以明其本源:由于在电视谈话节目中人人争锋,最好能在他人语句之间钻缝拦截,是以具有拦截力的简短发语词最容易达阵,如“其实”、如“事实上”。按照修辞的惯例,此二、三字一出,必定表示拦截发言者一定有什么不同于前一位发言者的高明意见,殊不知拦截则拦截矣,抢话说的人经常是这么往下说的:“其实—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泛滥的电视言谈非但不能保障谈吐教养之提升,反而保证了修辞品质之匮乏。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近年我的香港朋友来访,会不约而同地问我:台北人为什么不再像过去几年那样谈书、谈电影、谈艺术,甚至谈政治经济……“大家都在谈吃!”而且谈来谈去,用的都是“好吃”、“好好吃”、“好吃得不得了”以及“感觉好舒服”、“很有质感”、“口感很特别”、“感觉对了”这一些彻底缺乏感受能力的话。为什么?我的答案也很乏味,千篇一律就是电视新闻,新闻电视。

趣味的浅薄、题材的贫瘠、修辞的枯乏,都还不算什么。你还会愈来愈熟悉下面这样的语言,电视剧演员都这么说话:“你造吗?有兽,伟直在想,神兽,伟像间酱紫,古琼气对饮缩,其实,伟直都宣你,宣你痕脚阿—做我女票吧!”简单翻译成我少年时听过的、不算字正腔圆的普通国语,这段话应该是这样说的:“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我会像今天这个样子,鼓起勇气对你说: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喜欢你很久了—做我的女朋友吧!”

有些话,无论如何,就是改不了、免不了要那样说,有人随俗,称之为口头禅;有人尚古,称之为发语词。有人说无伤大雅,忽之略之可也。有人说这些都是转接语,不拘泥于字面之义而误会就好,何须望文生事?也有人直斥为无意义的废话—既然没意义,干嘛一定要分析出内涵来呢?

它们无意义吗?还是具现了某些被吾人集体或个别隐藏起来的情感与思维面向?善于听人说话的人会注意这样的问题,让我们听得更传神。比方说:“你懂我意思?”“你懂我意思?”根本上就是“夹带着”“我看你是听不太懂我的意思”的意思。说的人也许未必真那么想,也未必真要那么没礼貌,但是出口如连珠,往往每三句话就夹一个“你懂我意思?”特别显著促迫。

听见这样的话,我通常立刻回答“不懂”。对方也怪,经常根本不在乎我懂或不懂,只是继续说下去。所以这种“你懂我意思?”往往蕴含着“我不太确定我说了些什么,拜托你!请你说‘懂’,好让我能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有了点儿资历的外务员、推销员、直销会员、保险公司营业员经常说这样的话。此话看似对自己所言信心满满,然而却正是深刻地缺乏信心的掩饰。正如我前文说过的: 常不自觉地把“其实”挂在嘴边的人多半有几个特质:一是不相信听者会立刻同意他的看法,二是不认为听者懂得他所说的内容,三是自己对所说的话的确凿性、真实性并无实际的把握,必须用这个发语词来强调、以说服听者或者自己。甚至第四他明明是在说假话。

如果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就那么两三个魔咒,我觉得常民文化真是单调得可以了!“基本上”现在已经为许多人自觉糗蛋,而改用“大体上”、“大致上”、“原则上”,不论怎么用,“上”字是跑不掉啦—套句纪晓岚跟公公说过的话:下面就没有了。

小说家阿城极擅谈吐,也不免有口头之禅,他的惯用语亦非独有,而是很多北京人都会说的一句:“完了呢—”相当于吾人的“然后”。听人说一件事儿,有时间性,前一时到后一时之间,我们似乎总用“然后”带过。我儿子年幼时的“然后”说得很浮滥,如:“我想吃草莓吐司,然后呢,也可以吃蓝莓吐司。”你千万不要撑他两种吐司,他的意思是草莓或蓝莓吐司都可以的。阿城不说“然后”,他说“完了呢”,即使没有时序性的叙述也免不了。如:“当年洋人那些个银子都是打墨西哥炼的,完了呢,中国的瓷器就换了墨西哥的银子。”“说老实话”、“说句老实话”也是一绝。当年有一烟友,开口就是:“说句老实话。”我登时悄悄替他算了起来,一根烟,二十一句老实话,不可谓不是老实人了。这句话的确可以有反面的指涉,意思是:“我经常动些不老实的念头,但是我不会说出来;因为要在脑子里过滤过滤,所以说的时候,我把那些个不老实的玩意儿都留着不说了,单说这老实的。”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常说“结果后来”,说得很快,听着像是“就来”。有一天我家老爷子听不下去了,跟我说:“你舅舅今天不会来。”我当然听不懂,老爷子很耐心地再问我:“你镇天价说的‘就来’、‘舅来’,又是什么意思?”我一字一字说:“很简单哪,就是‘结果后来’呀!”老爷子接着问我一段话,教我至今难忘:“结果是结果,后来是后来;‘后来’还不算‘结果’呢,有了‘结果’,还有‘后来’吗?”从那一天、那一刻起,我硬是“戒”掉了“结果后来”这个台词。戒掉废话,就是把想说的什么想清楚的开始。

“戒掉废话”,如果说成“戒掉废话的部分”似乎也可以,至少在今天大部分常民语言环境之中,这么说并不干犯谁。我和家人坐在餐厅的一角,赞叹着此地装潢优雅,用具精洁,侍者服饰美观大方,应该是在完整规划、训练了一大套know how之后才输入开发的日式料理。的确,坊市间家常的闲话不是没有道理:经营者的用心,顾客一眼就看得到。就在这一刻,耳边传来服

务生的轻声细语:“现在为您介绍菜单的部分喔。”这只是“部分”的开始。“接下来为您上前菜的部分喔”、“现在为您上主菜的部分喔”、“现在为您补充酱料的部分喔”、“为您加开水的部分喔”……

我于是侧耳倾听邻桌动静,发现每一位服务生都是这么说话的—他们总在为客人作部分的服务。或者应该这么说:在每一次将要实施特定的服务项目之时,服务生都会提醒他们的客人:这是整个流程中间的某一个部分。

不,不只是这一家餐厅,还有旁的许多餐厅;也不只是餐厅,还有旁的许多服务行业,几乎所到之处,你都能听到人们告诉你:这是“某某的一部分”。任何能发声的传播媒体也是这么来的:“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国际新闻的部分……”“现在为您报导听障奥运的部分……”“把话题拉回到黑心鲍鱼的部分……”有些人不说“的部分”,他们说“的区块”;意思却没有什么不同,听来更有修饰性,好像“区块”比起“部分”来不那么笼统,所指涉者也较为深入。是的,“block ”听起来是要比“part”更具备定位的效果,比方说:“目前在版面上放置的广告区块共有五家”似乎并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但是“我对煮咖啡这个区块比较熟习”就令人有喝到渣子的感觉。“区块”也许拗口,所以不少人简述之为“块”。

我时时刻刻会听到影音媒体访问来宾,不论言及哪一个领域、哪一个专业,都会出现这样的“一块又一块”,“在流行时尚这一块,您可以称得上是达人了……”“个人理财这一块真是相当复杂的……”,甚至“说到台湾政坛地方派系这一块,真是无奇不有”。就我印象所及,只有蛋糕、披萨、牛排之属是可以块论的。至于牛排,无论是tenderloin、T bone、porterhouse、strip、rib eye、club、sirloin、flank 等,我会称之为“部位”,可是股市名嘴会告诉你:“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部位还不是很好,投资人应该谨慎。”

我不只一次地提到常民语言的暧昧、胼赘与含糊,总希望有读者在这种千把字的小文章里看到现代人说话用字的修辞惯性之中埋伏了多少“不思维”的情境。说话不经由思维,就只能人云亦云地使用惯性发语词、连接词和虚字,在我这一代人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这样说话的人却很可能自以为是很谨慎的,站在我面前的餐厅服务生继续说:“ 先生,现在为您收回菜单的部分喔!”“你还是全部都收回去吧。”我说。

他一脸茫然,却仍然非常有礼貌地说:“为您收回菜单的部分有什么不对吗?”不不不,是我不对,我一定有哪一个部分出了问题!

曾经,四位导演和我在聚会闲谈或节目访问中都提及了台湾社会的语言环境败坏的问题。作为电影导演,不能不考虑作为整体表演重要环节的语言能力该如何巩固和培养,但是每每看着绮年玉貌的明日之星,脱口而出的居然都是童子语甚至娃娃语,语言内容之浅薄贫乏固无足论,就连正确、坚定的语气都无从掌握。关于国语语境的崩溃、沦丧,陈可辛摇头表示震惊;王家卫说他祇能感觉到那是一种“懒音”—从字面上说,就是“懒得发出声音”的说话;冯小刚则认为现在这种说起话来软溜溜、黏乎乎、不清不楚的调调儿连大陆年轻人都学上了,蔚为时尚流风;侯孝贤说得更明白:台湾演员根本上已经“不会说话”了。

坏语言不容易被察觉,乃是因为大家都使用这种语言。人们长期浸泡在不准确的发音环境里无甚讲究,总以为“听得懂意思就好”。一旦想到“发音字正腔圆、声调抑扬顿挫”就不免想到小学生演讲比赛,以为那是装腔作势。的确,我自己打从小学开始听人比赛演讲就浑身起鸡皮疙瘩,那显然是一种类似刑罚的处境。然而在夸饰的演说和准确的言词之间,还是有很明显的差别,只不过我们大多数的人宁可不讲究。

常民语言之败坏总可以归咎于大众传媒。我昨晚看电视新闻,当TVBS 某女记者在一所医院里说出下面这两句话的时候,我立刻关掉了电视机:“目前还没有查出车祸受伤的老阿伯是什么人,老阿伯还处于一个无名氏的状态。”看起来没什么谬误的语言之所以会令我不安,是因为我很怕自己不知不觉受其蛊惑,堕入冗赘、支离、繁琐且逻辑错乱的文法之中,难以自拔。一如:“前第一夫人吴淑珍此刻正前往台北看守所对陈水扁总统进行一个探视的动作。”一如:“李老板终于在所谓的金融海啸之中,凭借自己所谓的毅力和所谓的发明,开创了一片所谓的自己的天空。”也不只是主播、记者满口胼词赘语,不论餐厅里做的是什么菜,吃得满脸油光接受访问的民众似乎只会这两句:“口感满顺的,对啊。汤头也超赞的,对啊。绝对物超所值,对啊—耶!”你知道他脑袋里的词汇不够用,所以最后祇能用手指笔画两个“V ”字对着镜头“耶”一下,表示努力助兴了。

人们总愿意在瘦身、减重、美白、化妆和服饰上尽量让自己显得美好,却很少花时间反省自己的语言是不是平顺或准确,人们一点儿也不希望、不追求自己是个能流利运用字句的人,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总是任由自己完全接受大众媒体惯用词藻和语气的操控,随波逐流。我们在彩妆和名牌手提包似乎很强调个性,但是说起话来千篇一律, 众口一声,而浑然不觉得“丧失了自我”。这不是很荒谬错乱的心态吗?

我长期观察吾人所生活的语境,在它最败坏的期间养儿育女,忽然略有所悟:原来这样的常民语言和我八岁左右的孩子也就是正在逐渐脱离儿语的年纪相当接近。换言之:大部分你我身边五十岁以下的成人平日交谈的状态,从未离开过自己八岁左右的情境。孩子们在这个阶段,依然备受呵护,不大挨得起严厉的指责,一旦吵闹过度而受到训斥的时候,还时时以嗫嚅支吾之态,表达天真烂漫之情,企图免责。

说穿了,成年的男女耍幼稚、混含糊,本质上是一种力图以“可爱”为遮掩、为修饰的伪装;当这种“扮小免责”之情普及于整个成人社会,就不要谈什么品质、品味了。我跟十足忧心这个“语言返童现象”的冯小刚说:“这叫‘可爱文化’,如果连对岸的成人也这么说话,一切没治!”冯小刚的脸垮了下来,他一定在担心,也许观众根本看不懂“非诚勿扰”四个字。

论世知人

在书市上,常是名人传记受人青睐,同样地,在一般报刊上,捕捉人物生命与生活片段的文字也比较受人欢迎。披文而知人,情味最易跃出纸上。《孟子· 万章下》有这么一段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原本说的是:了解一个人的作品,还得明白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要明白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就还得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这话,日后缩节成“论世知人”,也用来指称议论世事的得失,鉴别人物的高下的活动。

此处说“论世知人”,则是为了提出一个概念:无论描写多么平凡的人,都会因为带入了时代特征而让那人物立体鲜活,即使所谓的时代并不关心个别的人物。个别人物(尤其是亲人、家人、爱人)不好写,常在于作者与传主亲近密切,难以客观耙梳。用情愈深,走笔益滞,失去了观看的距离,更不容易、也不习惯将之“位置”在一个他自己的背景之中。

毛尖写评论十分犀利,写人物亦冷隽,但是这一回写的是父母,热则不能免俗,冷则不近人情,更见难度。《老爸老妈》文长三千字,归结成寥寥数语,也就是文中的这么几句:“老爸老妈,在集体生活中长大,退休前的家庭生活也是公共生活一样,当历史插手突然把他们推进一百平方米的屋子,当他们只拥有彼此的生活时,他们才真正短兵相接。”从“公共生活”过渡到“只拥有彼此”,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人拥有和表达感情的方式,于是老爸老妈不只是毛尖的父母,还是历经那“把自己献给工作”的亿万男女—即使出身不是上个世纪中大陆地区的台湾读者—也可以约莫体会“爸爸妈妈所做的唯一私人的事情,就是生下了我和姐姐”中微酸带苦的趣味,以及“现在年纪大了,终于老爸过马路的时候会拉起老妈的手。不过等到了马路那边,他马上又会放开手,好像刚才只是做好事”中的甜蜜与压抑。

细心的读者还可以玩味毛尖用笔细腻多姿,文章开篇第二段描写的是她的儿少时代,所以会用“然后”、“然后”、“而平时呢”之类天真稚拙的口语,其下岁月飞逝,二老告别公共生活,开始进入小家庭的晚年,而毛尖的修辞也逐渐老熟而冷峭。在许多看似寻常琐碎的日常细节中不断提醒读者:即使在被高度压缩和制约的现实生活中,夫妻的情义竟是在通过两种扞格不入的“美学原则”(“爸爸重形式,妈妈重内容,一辈子没有调和过”)的不断碰撞,而更加巩固绵延。

《峭壁上的老山羊》写的是马哥,一个亲近的朋友,也是和我一起工作多年的伙伴。马哥犹在壮年,却因工作意外而过世。我受丧家嘱托,在告别式上报告马哥一生行谊。这篇文章所掌握的,差不多是我另一篇文章的标题:“眷村子弟江湖老”。马哥没有混那狭义的江湖,但是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经常离家,离开熟悉的生活、一个人到远方陌生之地,总是与现实格格不入,却总是在帮助他人。

行文之际,我不断地提醒自己:马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那是哪样的一代人呢?那一代人有一种不着边际的高傲:他们出身社会边缘,却自觉扛负着一个国族的核心价值,可是生活、理想、梦都在远方,只有不断向未知之地行去,才能踩踏在尊严之上。我没赶上那一代的末班车,差个几年,可是这中间有一段适合观察、见证的距离,使我能够书写。

例1

老爸老妈

毛尖

叫着叫着,爸爸妈妈真的成了老爸老妈。一辈子,他们没有手把手在外面走过,现在年纪大了,终于老爸过马路的时候会拉起老妈的手。不过等到了马路那边,他马上又会放开手,好像刚才只是做好事。

老爸老妈有一个上世纪六○年代的典型婚姻。妈妈去爸爸的中学实习,应该是互相觉得对路,不过还是得有个介绍人,然后就结婚,然后各自忙工作。在爸爸终于从中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前,我没有在家里见他完整地待过一整天。妈妈也是一直忙进修,尤其因为声带原因离开学校转入无线电行业,她就一直在读夜校忙学科转型。我们都是外婆带大的,好在我们的同学朋友也都是外婆带大的,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也从来没有见过哪一家的父母会在星期天,父母孩子一起出门去逛公园。那时候一个星期只休息一天,国家为了电力调配,妈妈所在的无线电行业是周三休息,爸爸和我们是周日休息,当时,全国人民估计都是发自肺腑地认为,夫妻错开休息日是一件非常经济合算的事情,即便在家务上也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益。而平时呢,爸爸总是在我们差不多上床的时候才回家,一家人团聚的时间本就非常少,这样,好不容易有个休息天,妈妈要做衣服补衣服,爸爸要接待他的同事和学生,即使在嘴上,他们也从来没有向我们允诺过旅游这种事情。

和所有那个年代的人一样,爸爸妈妈所做的唯一私人的事情,就是生下了我和姐姐。我们都住在外婆家,小姨和姨夫也都住外婆家,小姨负责买,妈妈负责烧,外婆负责我们,男人都不用负担任何责任。爸爸天经地义就回家吃个饭睡个觉,还赢得外婆的尊敬,“男人在家待着还叫男人啊!”在一个大家庭,女婿其实是和丈母娘相处的。而等到外婆家的大院子面临拆迁,爸爸妈妈才突然焦头烂额地意识到,以后,大家得各自独立生活,更令他们感到手足无措的是,他们以后不仅得小家庭生活,还得二十四小时彼此面对。

他们都到退休年龄了。终于,他们有了时间相处,或者说,结婚三十年后,他们告别外婆家的公共生活,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小家庭生活。很自然,他们不断吵架。离家多年的我和姐姐就经常接到妈妈的投诉电话。让他去买菜,买回来十个番茄、两斤草头。两斤草头你们见过吗?整整三马夹袋。算了,菜从此不让他买了。买饼干总会的吧?也不知道哪个花头花脑的女营业员忽悠的他,买回来包装好看得吓死人的两包饼干,加起来还没有半斤,却比两斤饼干还要贵。老妈在电话那头叹气,最后就归结到老爸的出身上去,地主儿子,没办法!

没办法的。爸爸重形式,妈妈重内容,一辈子没有调和过的美学原则到了晚年,变本加厉地回到他们的生活中来。离开外婆的大宅院搬入新社区后,妈妈和爸爸各自安排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爸爸的房间是国画和名花和新家具,妈妈的房间是缝纫机和电视机和旧家具。妈妈把底楼的院子变成野趣横生的菜地,爸爸把客厅变成一尘不染的书房。妈妈出门不照镜子,爸爸见客必要梳洗,用妈妈的话说,不涂点雪花膏好像不是人脸了。他们总是一前一后地出门,每次都是妈妈不耐烦等爸爸,搞得社区里的保安在很久以后才知道他们是一对夫妻。不过,他们这样各自行动多年后,倒是被爸爸概括出了一种“一前一后出门法”,而且在亲戚中推广,中心意思是,一前一后出门,被小偷发现家里没人的几率大大降低了。老妈知道这是老爸的花头,不过,她吃这套花头。这么多年,老妈总是让老爸吃好的穿好的,早饭还要给老爸清蒸一条小黄鱼。家里的电灯坏了,老妈换;电视机坏了,老妈修;水管堵塞了,老妈通;老妈是永远在操劳的那一个,而老爸就为老妈做一件事,每天早上,从老妈看不懂的英文瓶子里,拿出一片药,“喏,吃一片。”

老妈吃下这片钙,擎天柱一样地出门去劳动,遇到天气不好,她还不吃这片钙。在老妈朴实的唯物主义心里,钙是需要太阳的,所以,她只在有太阳的日子里补钙。她吃了钙片去太阳下种菜灌溉,觉得自己也和青菜番茄一样生机勃勃。

妈妈在菜园里忙的时候,爸爸看书。爸爸有时也抱怨妈妈在地里忙乎的时间太长,但妈妈觉得,两个人都待在房间里做什么呢?我和姐姐鼓励他们去外地外国看看,但他们从来没有动过心。我有时候想,也许他们还在彼此适应。下雨天妈妈没法去菜园子干活的时候,爸爸就会出去散很长时间的步,他说下雨天空气好,他这么说的时候,有一种老年人的羞涩,然后,他匆匆出门,更显得像是逃避什么似的。

老爸老妈,在集体生活中长大,退休前的家庭生活也是公共生活一样,当历史插手突然把他们推进一百平方米的屋子,当他们只拥有彼此的生活时,他们才真正短兵相接。老妈也曾经努力过让老爸学习做点事,两年前,老妈眼睛要动手术,她一点没担心自己,只担心住院期间爸爸怎么办。他让老爸学习烧菜,她在前面示范,老爸就在后面拿本菜谱看,老妈菜刚下锅,他就一勺盐进去了,然后老妈光火,不欢而散后,老妈就在手术第二天,戴着个墨镜回到厨房做饭烧菜。我和姐姐说我妈命苦,小姨却觉得,要不是我爹,我妈没这么快好。那是一代人的相处方式吗?不过老爸拍的老妈戴墨镜烹制红烧肉,虽然魔幻现实主义了一点,确是很有气势。今年是他们结婚五十年,我和姐在饭桌上刚提议要不要办一个金婚,就遭到了他们的共同反对,好像他们的婚姻上不了台面似的。五十年来,爸爸从来没有买过一朵花给妈妈,有一段时间,他在北京学习,他给家里写信,收信人也是外公外婆,他从北京回来,也没有特别的礼物给妈妈。爸爸说你妈只喜欢油盐酱醋,买什么都难讨她喜欢。她也几乎不买新衣服,爸爸不要穿的长裤,她会改改自己穿,家里两个衣橱,爸爸的衣服倒是占了一大半。每年梅雨过后,我们有个习俗叫“晾霉”,也就是挑个艳阳天,把所有的衣服被子全部晒一遍。小时候我们很喜欢晾霉,因为会晾出很多婴儿时期的小帽子小鞋子,家博会似的,爸妈年轻时候的衣服也会晾出来,爸爸的衣服就明显要比妈妈的多。妈妈只有一件碎花连衣裙特别宝贝点,这件衣服不是她结婚时候穿的,也不是爸爸买给她的。我和姐姐在青春期的旖旎想象中,一直把这件衣服想象成一件

特殊的礼物, 来自妈妈结婚前的某个恋人什么的。

很多年以后帮他们整理老照片,才发现,这件衣服是妈妈在爸爸学校实习时候穿的,他们六个实习老师在宁波四中门口的照片,笑容都看不太清楚了,但小碎花裙摆在飞扬,妈妈那时候一定非常非常快乐。是为了这一点快乐吗,妈妈伺候了爸爸一辈子,爸爸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一辈子的伺候。常常,晚饭的时候,爸爸被匆匆而来的同事叫走了。常常,本来说好一家人去看电影的,外婆说,不等你爸了,给邻居阿六去看吧。常常,家里有人生病需要个男人的时候,都是小姨夫请假。常常,我们也看不过去的时候,会跟妈说,没想过离婚吗?老妈没想过。跟小津电影中要出嫁的姑娘一样,她把小碎花连衣裙收起来放进箱子的时候, 她就把自己交给了另一道口令,这个口令没有她撒娇或任性的余地,这个口令让她厕身于一味付出的传统中,她实在生气的时候,还是会把晚饭给爸爸做好,

因为骨子里她跟外婆一样,觉得一个男人是应该把自己献给工作的。

这是我的老爸老妈。他们现在都快八十了,因为爸爸做了虚头巴脑的事情买了华而不实的东西,还会吵架,吵完妈妈去菜园子消气,爸爸继续等妈妈回来烧晚饭。这辈子,爸爸只学会了工作,没学会当丈夫。不过,当我翻翻现在的文艺作品,影视剧里尽是些深情款款的男人时,我觉得我父亲这样有严重缺陷的男人,比那些为女人抓耳挠腮呕心沥血的小男人强多了。而老妈,用女权主义的视角来看,简直是太需要被教育了,但是,在这个被无边的爱情和爱情修辞污染了的世界里,我觉得老妈的人生干净明亮得多。

(本文由毛尖女士授权收录,首发于《艺术手册》杂志二○一五年九月)

[责任编辑:林景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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