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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文化日历 | 3千学生游行砸烟馆 日军未敢开枪


来源:凤凰网江苏综合整理

1998年9月16日南京报刊以显要位置发表了江泽民同志的署名文章:《忆厉恩虞同志》。文中诉说了他们二人几十年交往的革命友谊,提及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由学生领袖厉恩虞等发动和组织的清毒运动。

《厉恩虞纪念集》

2000年4月15日,由江泽民总书记提议并直接关心的《厉恩虞纪念集》正式出版,江泽民为该书题写书名。

厉恩虞,又名陈震东,1919年9月18日生,南京人。1940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1941年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青年救国社,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活动。1942年就参加了反对校方施行法西斯管理的倒樊运动,在沦陷区第一次驱逐了校长樊仲云这个汉奸文人,他和同学王嘉谟崭露头角,成为学生领袖。

1998年9月16日南京报刊以显要位置发表了江泽民同志的署名文章:《忆厉恩虞同志》。文中诉说了他们二人几十年交往的革命友谊,提及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由学生领袖厉恩虞等发动和组织的清毒运动。

日本公开种植鸦片

日本对华鸦片战争

1907年,清政府与英国订立了《中英禁烟条约》,英国政府承诺逐年减少对华输入鸦片数量。到1917年4月,英国官方已经完全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在英国逐渐从鸦片贸易的舞台上退去之后,日本接替其成为对华鸦片输入的最大东家。

日本军方历来认为,中华民族“是个鸦片中毒很深而不能自拔的民族”,并且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

“9·18”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负责政治事务的第四课将鸦片作为征服中国一种特殊的武器,设计了一套侵略东北、华北乃至全中国的鸦片政策。关东军将从前日本浪人分散、小本经营的贩毒活动,发展为关东军直接控制、支持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毒品战争。

关东军向满洲倾销的毒品不但有鸦片,还有吗啡、金丹、海洛因等精制毒品,大多以奉天为集散地,毒品来源于国际贩毒集团、热河、朝鲜和台湾地区。

1924年11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三次国际鸦片会议上,声名狼藉的英国和日本以“生产的英国”和“秘密贩卖的日本”,被视为鸦片问题上的双恶。会议集中围绕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秘密贩毒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面对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的对华贩毒活动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更加变本加厉。有组织的军事贩毒活动,使关东军很快赚足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军费。据资料显示,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军费,几乎全部来自其贩毒网。

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曾说,他在满洲的成功只靠三件武器:女人、炸弹和鸦片。

“七·七事变”后,日军以天津日租界作为制毒、贩毒的基地,向华东、华南的上海、香港等地大肆走私贩卖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进展,鸦片、吗啡等毒品就像水银泄地,流向中国的每个角落……

此外,日本还特设了“宏济善堂”特货公司,负责毒品的产、供、销,致使毒品迅速地扩大到所有的沦陷区。日本特货公司每年赚取的巨额利润,对外保密,由日本在华所设的最高经济机关——“兴亚院”直接掌握。

抗战胜利后,从“兴亚院”档案中查出“宏济善堂”仅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中,仅销售鸦片烟土即高达1800万两,每年从中获利约5亿多美元。

宏济善堂戒烟部,名义上帮助戒烟,实际上是由日本当局暗中操纵的鸦片贩卖组织。

“清毒运动”

时间回溯到1943年,南京沦陷已近6年。

在日军的铁蹄下,毒品危害如瘟疫一般在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城里蔓延。面对日本的鸦片毒化政策,汪伪政府不仅不设法抵制,反而与其狼狈为奸,肆无忌惮地大量运售鸦片、公卖毒品,又允许在统治区内开设吸毒烟馆,从中抽税。

据当年上海《新闻报》报道,沦陷区鸦片种植面积共有1500余万亩之多,吸毒者猛增到3200万人左右,占沦陷区总人口的8.8%,其中以南京尤甚。当时南京大小烟馆达数千家之多,“五步一灯,十步一枪,横床吸毒,到处皆是”。

日本在华贩售鸦片赚取巨额的利润,这些巨额的不义之财都是通过其特设机构全部汇往东京,不准汪伪染指。于是烟馆税收就成了汪伪内部争夺的一块“肥肉”。

汪伪政权内有两大主要集团,一是以陈璧君、林柏生为首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梅思平为首的“CC派”。伪政府批准开设烟馆的税收,归周佛海兼任部长的财政部管理,其中相当数额,落入“CC派”集团腰包之中。“公馆派”在毒品利润和烟馆税收上,均无利可得,自然恨上加恨。“公馆派”曾要求“CC派”和“宏济善堂”让出部分利润(每月四千万元左右),但又被周佛海以国税收入不能动用为由拒绝。为此,两大集团交恶,矛盾日益加剧。

这里还需交待一个背景。就在彼时的1943年底,日本政府推出所谓“对华外交新政策”,表示要“尊重”中国主权,重视汪伪政府。此时,部分汪伪人员开始意识到日本气数将尽,竞相另觅新路。

当时汪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因无法染指鸦片利益气愤不过,就想利用他兼任的汪伪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会”秘书长和“中国青年团”总监的名义,以倡导戒烟为名,利用民众仇恨烟毒的心理,收回鸦片公卖权。他希望利用青年学生打砸几个烟馆,造点舆论,打击一下“CC派”,同时也想培植个人势力,捞取更大的政治好处。

1943年冬,林通过手下在“中央大学”找到厉恩虞、王嘉谟等学生骨干,联系发动反烟毒运动。厉、王两人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成员,二人随即向当时中共南京工委书记舒诚做了汇报。舒诚指示,反烟毒运动既要利用林作为掩护,又不能为林所利用,要注意隐蔽,避免暴露,并主持制定了斗争方略和具体行动方案。

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吹响了号角!

厉恩虞

3000学生游行砸烟馆,日军未敢开枪

1943年12月17日,南京夫子庙一带人声鼎沸,群情高涨。几千名学生高呼禁毒口号,正在举行游行示威。边上,日本宪兵队正虎视眈眈。学生们把从鸦片烟馆抄出的大量鸦片、毒品和烟具等付之一炬。

当天,南京中央大学的200多名学生,在厉恩虞、王嘉谟带领下,游行到烟馆集中的夫子庙地区,砸了“逍遥阁”、“云裳阁”、“广寒宫”等几家大的烟馆,向广大群众宣传烟祸的危害性、严重性,指出这样下去,比当年林则徐所说的“国家将无可用之兵,无可筹之饷”更为严重,那就是国家危殆,种族灭绝。围观群众热烈鼓掌支持。

在砸烟馆时,王嘉谟在与宪警说理斗争中,头上挨了日本宪兵一刀,鲜血直流。消息传开,激起全市大中学生的公愤。“青救社”及时召开了紧急会议,邀请各校学生代表参加,决定翌日举行全市青年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在集合地点、游行路线、口号内容决定后,学生们又组成纠察队以防敌人破坏。总指挥厉恩虞要求纠察队员随队伍行进,保持高度警惕,随时查看有没有混入可疑之人;万一遇到敌人破坏,要忠于职守,维持秩序,以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或在混乱中引起伤亡。

12月18日下午,以中央大学为首的各大、中学校三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国民大会堂”广场,总指挥厉恩虞宣布示威游行开始,浩浩荡荡的清毒队伍,沿着国府路往西,转向中山路,经过新街口,向南直奔夫子庙。

一路之上,队伍严肃有序,悲壮激昂,不断高呼口号,唱进步歌曲。一阵又一阵的“反毒化政策”、“我们不要毒品”、“打倒丧心病狂的毒贩子”等口号,此起彼伏。沿途市民高举双手,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

队伍行进到当时最热闹的夫子庙,冲砸了所有的烟馆和赌场、舞厅,当场收缴了烟土、烟枪、烟灯等大量烟具和赌具,装上人力车随队向群众公开展览。再经白下路,转入太平路,回到“国民大会堂”,将缴获的逾万两的烟土,大量的烟具及赌具,堆放在大会堂广场中央,由厉恩虞、王嘉谟点火焚烧,一时火光冲天。

此时,广场大批日本宪兵、伪警持枪戒备,面对敌人的刺刀,2000多名学生毫无畏惧地唱起了《毕业歌》、《满江红》。

当日的清毒斗争迅速席卷南京城,并波及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的广大青年学生。华东地区的镇江、扬州、徐州、常州、无锡、苏州、上海、杭州、芜湖、南通,华南的广州,华中的武汉三镇,华北的北平、天津,青年学生相继而起,横扫满天弥漫的毒雾……

青年学生的清毒运动,迫使汪伪政府假戏真演,不得不禁毒。日本在停办“宏济善堂”特货公司后,向汪伪政府表示放弃鸦片毒品经营,不再种植制造和输入毒品。这也是表面文章,暗里仍在干着偷运贩卖毒品的勾当,但终归不能像以前那样公开地干了,数量从此大幅度减少。

汪伪档案史料证实,1944年3月以后,日本鸦片输入量减少60%以上。汪伪政权也迫于形势,接受青年学生提出的根绝鸦片毒品的要求,并于1944年3月正式颁布了禁烟条例。

条例提出:禁止鸦片及一切毒品的种植、制造和贩卖。关闭所有制毒厂、所。各大、小城市开设之烟馆,一律闭歇。烟民办理登记,每月拨款一千万元作为南京、上海开设戒烟医院之经费,勒令烟民投戒,其余中小城市委托公、私医院兼办。

[责任编辑:胥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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