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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文艺应是精神生活的伊甸园


来源:凤凰江苏

28年前,该剧在人艺首演即大获赞誉,剧中角色也成为北京人艺舞台上的经典人物形象。“此番重排,我们要继承经典,向老艺术家致敬。”排练结束后,濮存昕接受了本刊采访。

傍晚的首都剧场,演出还未开始,寂静的院落和高大的国槐树为伴。和此对比的是,后台三层的排练场灯火通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濮存昕,正在和演员龚丽君加紧排练即将上演的话剧《洋麻将》。

濮存昕

28年前,该剧在人艺首演即大获赞誉,剧中角色也成为北京人艺舞台上的经典人物形象。“此番重排,我们要继承经典,向老艺术家致敬。”排练结束后,濮存昕接受了本刊采访。

文艺工作者心中应怀着“真善美”

本刊:刚刚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在社会各界反响非常强烈,您怎么看待这个时间召开这样一次超规格的文艺座谈会?

濮存昕:习总书记讲话的精髓,与我们每天在舞台上面对观众所接受到的信息是一致的,百姓在生活中需要文学、艺术来满足审美的需求。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是一个时期内文艺界的纲领,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发展方向。那么当下,当文艺界有些问题需要重塑的时候,开这样一次会议是很有必要的,以明确文艺的发展方向,呼唤新的定位。但不管怎么定位和调整,有一条是永远不变的核心,就是为观众服务。就像电影《梅兰芳》中,福芝芳(梅兰芳之妻)所说,梅兰芳不是她的,而是“座儿”的。“座儿”是谁,就是观众。文艺工作者要拿“座儿”说话,为观众创作、服务。

文化发展有过很多经验和教训。比如50年代那会,文艺单位国有化,有积极的影响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大锅饭”、创作的停滞、作品的拔高、概念化。后来我们想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打破长期以来国有化文艺团体的创作懒惰。但现在看,用经济改革方式推动文艺改革,注定要衍生一系列的新难题。

现在的文艺市场,有为钱的,为得奖的,为领导的,为艺术家自己的,就是为老百姓的文艺越来越少,真正的好作品越来越少。产生问题的根源,需要大家重新调整认识。

本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切中时弊,对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比如他指出,“文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您怎么理解。

濮存昕:文艺作品的确存在娱乐化、庸俗化的现象。这和长期以来主流作品空洞、不精彩有关。不能简单地指责社会文化信仰的缺失,真正要思考的是我们的作品观赏价值在哪里,怎样让老百姓爱看。

现在中国老百姓有钱了,口粮不缺了,要品味人生了。我们的文艺使命就是让人民对生命有认知,有幸福指数,丰富精神世界食粮。如果作品陈腔滥调,老百姓不爱看、看不懂,就没有完成使命。我不反对通俗文艺和感官文艺。但是一定要两者兼备,现在主流文化弱了,要从根本上注入活力,创作出精品力作。

首先是作家要有责任感。今后文艺工作者再也不能“国家给我什么课题就做什么剧本,给我任务就完成任务”。而是要有文化自觉,自觉来源于对文艺的热爱。一心追求利益目的,作品必然失败。真正生动的、充满生活气息情趣的、富有思想性的作品,一定是从生活出发,自然地表达感受,融入作者对生活的热爱。文艺工作者也可以怀着良好的愿望创作批判现实的作品,但心中应有准绳,那就是“真善美”。

“文艺是公益事业”

本刊:谈到要创作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前。文艺作品不能沾满铜臭气。您怎么看待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北京人艺是怎么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濮存昕:盲目将文化产业化,通过文化拼命圈钱,违背了文艺的本质。文艺是关注人命运的作品,不只是娱乐,切莫因为追随市场而变得庸俗,要坚持作品的思想性。以北京人艺来说,从创立之初彭真市长建议我们的名字为“人民艺术剧院”开始,宗旨始终是追求文学品质,演出人民爱看的剧目。所以我们始终把重点放在打造好剧目上面。一方面开发原创话剧作品。近10年,我们的原创剧目将近20个。同时又恢复了30台保留剧目,大都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作品,那是人艺剧院最辉煌时期的作品,要恢复起来,既是希冀现在的观众能看到这些好作品,让演员有机会学习、进步;一方面希望这些剧目能传下去。一代代人都能感受其中的文学魅力。

而经济效益最大化向来不是北京人艺的目标。人艺的有些好戏,票供不应求,但我们一直没有提价,更抵制1000元以上的价格。我们还坚持了10多年学生公益场,深受学生欢迎。一些叫好又叫座的戏,提前3小时学生就排起长队,40元学生票坐的是800元票价的位置。

本刊:这样做,经济效益上会不会吃亏?

濮存昕:如果为了钱做戏,那就会“越做越细”,五千年的文化就被扔了。我们要敬畏文化,和敬天敬地一样。从经济利益上讲,我们是吃亏的,但我们培养了市场,让更多年轻人感受艺术魅力,从他们中间将诞生一批戏迷、文艺爱好者。从社会效益和长远的经济效益上讲,一点也不亏。

而且,因为对话剧品质的打磨,我们演出还是能挣到钱。2012年我们票房5700万,今年力争更高。但是我们不能钻到钱眼里,不能泛着铜臭气。所以在演出成本逐年提高的背景下,我们反倒希望降低票价,目的就是惠民,让更多观众走进剧场。

剧场是可以改变一个城市性格的,城市的晚上,人们饶有兴味地在剧场观看演出,体育馆灯火通明,电影院在放映电影,也有人在欣赏歌剧,会让这个城市有温度,有湿度。

所以我说剧场是老百姓提高文化修养,陶冶精神生活的地方。文艺应该成为百姓精神生活的伊甸园。正因为肩负着这种使命,我始终认为文艺是公益事业。当然这并不代表应该回到政府包办的老路。我们要用市场化运作,呈现给能让观众花得起、又愿意为之消费的文化产品。形成能维持运转的良性循环,这才是健康繁荣的文艺市场应有的链条。

“群众是我们心中的圣人”

本刊:维持市场的良性运转,必须赢得观众的认可,这也是所有文艺形式都要面对的问题。北京人艺聚拢“戏迷”的靠的是什么?

濮存昕:曹禺曾在《群众是我们心中的圣人》一文中写道,我们“尊重群众,尊重人艺之友的呼声,因为你们在我们心中才是圣人,真正的圣人。”为人民创作,把观众视为师友,为戏剧艺术源源不断地培养观众,是北京人艺牢固与戏迷纽带的关键。在人艺,一个优秀剧本要成为舞台上的经典,不知要经过主创者和观众们多少次打磨。老舍的剧本都被“枪毙”过。《茶馆》一开场经典的“八张桌子”是当时北京人艺副院长焦菊隐的精心安排,剧本流畅清晰的结构来自于老舍与焦菊隐的反复修改。

因此观众知道,这儿的戏有保证,愿意买票来看。人艺靠着这些观众生存到今天。现在,我们需要吸引新一代戏迷,这一代年轻人不同于旧时,作品过硬,他们会鼓掌。若作品不好,他们会摇头。所以我们得知道要给观众展现什么样的好作品,把戏演好了,自然就有影响力。如今我到了快退休的时候,我把现在的任务叫做“择善固守以待来者”。

本刊:但不得不说,许多文艺院团还是在勉强度日、暮气沉沉,一些文艺形式面临着永久流失的危机。

濮存昕:我们要有保护传统文化的责任感。过去尝试把地方戏曲、传统文化剧团推向市场,事实证明不尽人意。一些老艺术家不得已随着生命带走本应该流芳千古的传统文化。国有化艺术团体的改革,绝对不能搞成国家断粮、拍卖资产,企业接手。这样是不负责任的。

民间艺术传承人制度应该迅速建立起来,只要能带出接班的下一辈,就应该扶持。要判断谁有能力在市场中生存,谁真正热爱老祖宗传下的文化遗产,支持扶持这样的团体和艺术家。能保留多少保留多少。不要因为没有观众关注就判定一些地方戏曲等传统文化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只认传统文化的市场价值,艺术慢慢就毁了。我们不仅不能当金钱的奴隶,还要让金钱当奴才。钱是我们的工具,不是目的。几百年上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不能在我们这里慢慢没了,至少要维系。待老百姓有相应的欣赏能力时,再将其推向市场。

本刊:有人说,文艺的春天来到了。文艺工作者应当怎样做好新时期的文艺工作?

濮存昕:像总书记所讲,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国家对文艺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我们也必须有责任感地创作再创作,演出再演出,把一道道“精神食粮”奉献给观众。现在北京人艺坚持每年有400多场演出,我个人每年演出就达到100多场,还要加上排练。我基本每天都在背词,晚上演出,白天排另外一个戏,工作量很大。但能在个人最旺盛的创作年龄段有如此大的演出量,也是一件幸事。这让我想起崔健的一首歌词,“我希望人人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尽管我们比不了拷贝艺术的观众量。但我们希望,凡是走进剧场的观众,就能享受到一场文化盛宴,感到物有所值。虽然我个人的演出密度很大,但就好似当年当知青下乡割麦子一样,我相信只要一刀刀地割下去,就能割到头,一场场的演,就能迎来文艺的复兴与繁荣。

本文来源:《中国政协》

[责任编辑:华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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