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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为山:鲁迅与美术


来源:凤凰江苏

吴为山,国际著名雕塑家。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主席,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雕塑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为山,国际著名雕塑家。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主席,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雕塑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年获英国皇家“攀格林奖”、2009年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2011年获首届中华艺文奖、2012年获法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国际美术金奖、2014年获美国洛克菲勒“RRC首届中国艺术年度人物”、2015年获得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文学博士,韩国仁济大学名誉哲学博士,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院士(FRBS)。2016年获国务院新闻办颁授的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交流使者。

吴为山教授一直以挖掘和精研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生命题,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精神在中国雕塑创作中的融渗和表现,创作了大量具有影响力的雕塑,在世界多国展览,并被重要博物馆收藏。他所创作的近五百件中国文化名人系列雕塑被季羡林等誉为“时代造像”,被国际评论界认为是“中国时代新精神的代表”。韩国建有他的雕塑公园,南京博物院等建立“吴为山雕塑馆”,罗马意大利国家博物馆、英国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等世界著名博物馆永久收藏其作品《齐白石与达芬奇对话》 《孔子》等。他的代表作《孔子》《孔子问道于老子》立于世界多个国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赞吴为山作品表现了全人类的灵魂。

吴为山教授首创中国现代写意雕塑之风,提出写意雕塑的理论和“中国雕塑八大风格论” ,出版多部理论著作。这是对中国雕塑优秀传统的全面总结,对中国雕塑当下创作的发展方向起到极大的引领作用。

吴为山教授长期以来积极推动当代中国艺术在世界的传播,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族魂——鲁迅(头像) 吴为山

一本翻开的书,一本厚重而巨大的旧书,一个硬朗坚毅的身影从书中走来,步伐坚定、从容。这是鲁迅,是刀刻的鲁迅,是青铜铸造的鲁迅,是一座精神俱在的不朽雕像。“鲁迅形象”始终是现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最普遍也是最“刻骨”的存在。

这匠心独运的设计,在中国美术馆五楼揭开了“只研朱墨作春山——纪念鲁迅逝世80周年美术展”的序幕。它以“在挣扎中觉醒”、“榛莽中的新芽”、“希望的茂林嘉卉”三个篇章展示了鲁迅美术思想的形成、鲁迅以新兴木刻运动而倡导的大众文艺之发展、鲁迅逝世后其思想对美术的影响。第一篇章以鲁迅的名章为标志,这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刻出的印记,而这印记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第二篇章以鲁迅设计的猫头鹰为标志,这是黑暗的枭鸣,是警世之音;第三篇章以鲁迅所画的凤凰为标志,古风新姿,昭示着生命的涅槃。

鲁迅的美术思想,不仅在文字中,也在他的绘画、书法与设计中。他以生动而深刻、感性而有内涵的视觉创造,以文字的透彻和锐利,阐释美、表现美。他是美的觉醒者。他的觉醒非但将沉睡的历史之美予以活化,更在以美唤醒国人,引领一个民族美的步伐。在他的精神世界,美基于远古神话,基于秦砖汉瓦,基于甲骨魏碑,形成神出古异、意象融融的美学特征。在民族危难、浴火重生的二十世纪上半叶,这美转换为力量和正义,他以悲剧与崇高,斗争与反思为基调,以大众的艺术引领青年艺术家,以刀刻的黑白启迪一个时代。正如著名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熊秉明所写:“鲁迅一向对艺术有兴趣,并且被西方现代艺术所吸引。他翻译过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曾经专文介绍德国女画家珂勒惠支、比利时木刻家麦绥莱勒。两人都以强烈的黑白对比的版画来表现人生的悲惨和战斗,含有浓厚的社会主义思想。后者在手法上深受立体派和表现派的影响:粗犷、炽热、简净、痛快。这也是鲁迅在创作上所追求的。他的小说决非平实的写实主义。”从熊秉明先生的评述我们可以了解到鲁迅在传统之外的现代性,而这现代性恰恰从美术的形式语言中找到精神的注释。

鲁迅认为:“故美术者,有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缘美术必有此三要素,故与他物之界域极严。”“美术”之目的与致用在于:美术可以表见文化;美术可以辅翼道德;美术可以救援经济。他提倡“为人生”的艺术,注重美术的现实性、民族性、时代性和公用性,追求强有力的艺术美。因此,美术,在鲁迅的世界,已超越了作为艺术的门类,它反映了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心象,它对应于民族性格和个体人格。在他逝世80周年的今天,中国美术馆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共同举办展览,通过丰富的文物、文献和美术作品,展现、重温鲁迅及其美术思想,以启迪我们新的进步。

在挣扎中觉醒

鲁迅的收藏反映了他的艺术趣味和艺术倾向,也是其美术思想形成的基础和来源。鲁迅身处20世纪上半叶,古代与现代、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与激荡。他的收藏涵盖了古、今、中、外的各类艺术品,显示了他广阔的艺术视野和独到的艺术眼光,也决定了他的审美和精神取向。

“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旧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说的小一点就是文艺之业。”(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载《而已集》)

鲁迅的美术活动始自童年时代对美术的喜爱,他搜求绣像绘本,影描《荡寇志》《西游记》绣像,读《诗画舫》《山海经图》《点石斋丛画》,这些儿时的美术读物内容和形象都富于想象,神话的意趣和绘画的意象给了他最早的艺术蒙养。之后他供职国民政府教育部,主管社会教育和美术馆、博物馆事宜,遍览国子监、雍和宫、历史博物馆等地所藏历史文物,大量接触古代艺术,闲暇时间搜集、购买古代碑帖及画像石拓片,抄写碑帖文字,且做系统整理和研究。许寿裳评价鲁迅:“搜集并研究汉魏六朝的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画像和图案,是旧时代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着手的。”展品中的《孝堂山郭氏石祠画像》,呈现了汉代人的朝会、宴饮、百戏、出行、骑射等生活场景,气势通达,形质古异。《比丘与居士造像之一》自由舒展、简约悠游。《晋代爨宝子碑拓片》苍茂沉厚,真意弥漫。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价: “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这些拓片是鲁迅收藏的六千余件金石拓片的缩影。我们从鲁迅书法中所表示出的恬淡自然,内敛含蓄,可知碑帖对他的影响。他设计的北大校徽将篆体“北大”二字上下排列,简洁明朗,蕴涵丰富。手绘火鸟图案乃古文字象形之活化。这些古典意象,折射着中国写意美学精神。

鲁迅的目光不仅专注于中国古代艺术,也放眼于外国艺术。与当时美术界着力推崇西方油画不同,他选择了版画这一创作便利、传播迅捷的艺术形式进行收藏、倡导和推广。鲁迅收藏的外国版画包括德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作品达两千多幅,囊括了写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各种艺术流派与风格。展览中展出了鲁迅收藏的珂勒惠支《农民战争》《面包》,梅菲尔德《士敏土之图》,克拉甫钦科《静静的顿河》插图。这些外国版画经过鲁迅的介绍和传播,在20世纪30年代对艺术青年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木刻青年模仿、学习的范本。鲁迅非常欣赏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曾委托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代为购买,不遗余力地介绍到中国。鲁迅在《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中评价: “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珂勒惠支的大量作品以战争、死亡、妇女和儿童为题材,体现了艺术家丰富的人文关怀和对人性、正义的反思。展览中的珂勒惠支《面朝右侧自画像》,孤独的身影和略带忧伤的表情饱含着作者深切的悲悯情怀。这件作品是在去年中国美术馆举办大型珂勒惠支展上,由珂勒惠支的曾孙詹·珂勒惠支捐赠的。鲁迅时代的中国,同样有着流离失所、饥饿死亡,他将珂勒惠支的作品介绍到中国,希望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艺术家,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大众。鲁迅所藏司徒乔的《五个警察一个〇》就是这样一件表现底层人民不幸生活的作品:五个警察残暴地殴打一名孕妇,铁拳下的孕妇没有丝毫尊严,卑如草芥。这件作品是1926年鲁迅在画家个展上购得,这种关怀和支持,鼓舞着青年艺术家。他还在《看司徒乔君的画》中不吝言辞:“有时他将自己所固有的明丽,照破尘埃……如协下的矛伤,尽管流血,而荆冠上却有天使。”鲁迅更为看重的是司徒乔和珂勒惠支作品中共同的人民性和正义性。

鲁迅的收藏反映了他的艺术趣味和艺术倾向,也是其美术思想形成的基础和来源。鲁迅身处20世纪上半叶,古代与现代、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与激荡。他的收藏涵盖了古、今、中、外的各类艺术品,显示了他广阔的艺术视野和独到的艺术眼光,也决定了他的审美和精神取向。他在《木刻纪程》小引中写道: “别的出版者,一方面还正在绍介欧美的新作,一方面则在复印中国的古刻,这也都是中国的新木刻的羽翼。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鲁迅对传统和外来这两者的兼容并蓄不仅指引着中国新兴木刻的发展,而且使现代中国的艺术初露新芽。

榛莽中的新芽

正是在鲁迅身体力行的倡导下,新兴木刻终于在榛莽中露出了日渐生长的健壮的新芽。木刻青年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感,他们深入观察社会,表现人民的苦难与抗争,揭露社会黑暗和侵略者的罪行,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创作于这个时期的木刻作品充满激情和力量,不仅开拓了美术创作的题材内容,而且影响了当时整个美术创作领域。

“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鲁迅:《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20世纪上半叶,面对苦难深重的中国社会,鲁迅呼唤艺术家走出“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创作现代的,表现中国人思想与情感,生活与奋斗的新兴艺术。现代书籍装帧和新兴木刻在鲁迅的引领和倡导下应运而生。

鲁迅是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五四运动以后第一个在自己的作品上讲究装帧的实践家,经常自己动手设计书籍封面,手绘封面字。他的“封面字”字体特点鲜明,在文字的变体中体现文化感,以文字构成的新形式表现文学作品的主题。汉字中的象、形、意的构成特点和书法中笔画的书写意象都成为鲁迅“文字设计”或“设计文字”的基础和元素。他将文学深刻的思想性,敏锐的艺术感觉和鲜明的设计形式对应起来,使人们一眼便识读出文学作品的内涵。《国学季刊》《桃色的云》将中国古代碑拓图案运用到封面设计中,古朴雅致。《壁下译丛》《文艺研究》刊物封面则运用了简介、抽象的视觉元素,与期刊的性质相契合,这是鲁迅对书籍设计的真义之理解。由于他的重视及其对装帧设计新风尚的引领,陶元庆、钱君匋、丰子恺等许多艺术青年参与到书籍装帧的设计中来,不仅涌现出一大批艺术风格多样的书籍装帧,也极大影响了当时的文学、艺术与大众阅读。中国美术馆纪念鲁迅逝世80周年美术展以林立的书墙来展示鲁迅及其指导、带动下涌现出的一大批优秀的书籍装帧,观众穿梭其中,能够充分感受到装帧艺术的魅力。

新兴木刻运动是在鲁迅的直接推动下发展起来的。1931年,鲁迅在上海举办木刻讲习会,邀请日本美术教师内山嘉吉传授木刻技法。为配合讲授,鲁迅每日带来德、英、日等国版画,利用课余时间供学员观摩,并进行讲解。这个木刻讲习班为新兴木刻运动培养了木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版画的开端。鲁迅为新兴木刻的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多次举办展览展示自己收藏的外国木刻,每次都会设法通知木刻青年前来参观。展览期间,他经常赶赴会场,热情地给大家介绍和讲解。他将自己大力搜集的中国古代木刻和外国版画编辑成册,出版了《近代木刻选集1》《近代木刻选集2》《引玉集》《苏联版画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外国版画集和《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等传统水印木刻集,多次将出版的画集无偿赠送给木刻青年。他自费为木刻青年出版作品集、撰写序言,还频繁与木刻青年通信,亲自指导他们的创作。关于木刻创作的题材,鲁迅认为:“我以为少年学木刻,题材应听其十分自由选择,风景静物,虫鱼,即一花一叶均可,观察多,手法熟,然后渐作大幅。”关于木刻技法,他认为:“木刻究竟是刻的绘画,所以基础仍在素描及远近,明暗法,这基础不打定,木刻也不会成功。”关于版画借鉴的问题,他认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图,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鲁迅在这些通信中有诚恳的建议,有中肯的批评,更有热情的鼓励。他1934年12月18日给李桦的信中不吝美辞给予热忱称赞,信中写到:“……先生的木刻的成绩,我以为极好,最好的要推《春郊小景》(中国美术馆藏)足够与日本现代有名的木刻家争先……” 1936年8月2日给曹白的信中则指出:“郝先生的三幅木刻,我以为《采叶》最好……《三个……》初看很好,但有一避重就轻指出,三个人的脸面都不明白。” 1934年2月26日在致罗清桢的信中有:“ 《韩江舟子》的风景,极妙,惜拉纤者与船,不能同时表出,须阅者想像,倘将人物布置得远些,而亦同时看见所拉之船,那就一目了然了。”当时,李桦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罗清桢在广东梅县一初级中学,可见鲁迅对青年人的提携不仅有热心而且极具眼光。在此次展览中,我特意将这些通信的原件与他点评过的木刻作品对照展示,直观地呈现了鲁迅对木刻青年的悉心指导和培育。

正是在鲁迅身体力行的倡导下,新兴木刻终于在榛莽中露出了日渐生长的健壮的新芽。木刻青年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感,他们深入观察社会,表现人民的苦难与抗争,揭露社会黑暗和侵略者的罪行,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创作于这个时期的木刻作品充满激情和力量,不仅开拓了美术创作的题材内容,而且影响了当时整个美术创作领域。此次展览中展出的《怒吼吧,中国》 《要求抗战者杀》 《号召》等都堪称现代版画的经典,年轻的艺术家以憎爱分明的艺术语言表现那段历史,抒发民族情怀,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人民的力量,彰显正义与血性,他们在“书写历史”的同时也被历史所写。

希望的茂林嘉卉

鲁迅的思想精神体现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政治的方方面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对中国美术而言具有启示性和现实性;他所强调的人民性、民族性,是我们文艺发展的主流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美术该如何介入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时代、为人民大众立言。

“……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地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鲁迅:《引玉集》后记)

鲁迅逝世之后,他的文艺思想始终影响着中国美术的发展,引领着新文艺的方向。鲁迅“为大众”的文艺思想成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文艺政策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在新时期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鲁迅倡导的新兴版画以强劲的姿态向前发展,木刻青年则秉承先生的教诲,抱着“为人生而艺术”的信念,深入人民生活,以刻刀为武器,创作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由于木刻版画易于取材,制作简便,便于流传普及,在战争年代为提升民族凝聚力,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增强抗日斗志起到了重要作用。延安木刻家自觉遵循《讲话》精神,深入到解放区和根据地的军民生活与战斗中去,创作了大量反映人民新生活的版画作品。在艺术语言和表现形式上,延安木刻克服了早期木刻的“欧化”倾向,借鉴年画、剪纸等民间美术样式,走出一条民族化的创作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版画家有了稳定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创作条件,版画创作从题材到版种都得到进一步拓展。中国现代版画,终于像鲁迅所期待的那样,由榛莽中的新芽成长了茂林嘉卉。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的指示下,文化部门积极倡导、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连环画、年画等大众美术得到长足发展。艺术家一方面从中国传统经典中汲取营养,寻找灵感;另一方面与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紧密联系,涌现出《西厢记》《我要读书》《智捕大鲟鱼》《采莲图》等一大批优秀的连环画、年画作品,既普及了文化知识、发挥了宣传教育作用,又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实践了鲁迅生前对于连环图画等大众美术的设想。

鲁迅的一生都与美术结缘,他的美术活动和文学创作互相惠泽,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美术家们与鲁迅精神通息。从鲁迅生活的时代直到今天,艺术家们通过绘画、雕塑等形式表现鲁迅形象及文学作品,可以说,这些作品不仅表达了对鲁迅先生的敬意也从不同视角反映了艺术家对鲁迅的理解。赵延年所刻《鲁迅》传播广泛,深入人心。靳尚谊的《鲁迅》,暗褐色的背景,坐在圈椅上的鲁迅右手夹一支烟,陷入深沉的思考。杨之光的《永远进击》中,鲁迅临风疾步,体现了坚韧的战斗精神。汤小铭的《永不休战》中沉稳的造型和深沉的色调,刻画了鲁迅不屈不挠的文坛斗士形象。不同时期、不同作者创作的鲁迅题材美术作品立体地表现了一个作为精神存在的鲁迅。

正如前述美术家们与鲁迅精神通息,成长于鲁迅时期的一代知识分子对鲁迅都有着特殊的感情,熊秉明先生在《关于鲁迅像的构想》文中,这样写道: “1936年,我14岁,正在北京燕大附中读初中三年级,国文老师李树源先生是北大毕业的,十月的一天他走上讲台说了一句‘鲁迅先生逝世了’ 。课堂的空气立即凝结为沉重的静默……”。我们从吴冠中、熊秉明等艺术家的书信和创作中可以更为深刻了解。熊秉明说: “1947年,我留学法国,在巴黎结识吴冠中,我学哲学,一时找不到共同的话题,有些冷场尴尬。忽然谈到鲁迅,谈到梵高,顿时如烈火碰到干柴,对话于是哔哔剥剥地燃烧起来。” “后来,我们在西方滞留下来,五十多年了,鲁迅的形象一直隐显在我的想象世界里。” “鲁迅的纪念像当是铁质的,给人感觉是钢硬的、质朴的、锋锐的、不可侵犯的,是具有战斗性的。” 2008年,我去巴黎,在熊秉明生前的工作室的墙上和桌上见到许多创作鲁迅的画稿、剪纸稿、泥塑和石膏雕塑稿。他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所创作的鲁迅像被杨振宁称为: “塑造出一个巍然凝聚力量的金属立体——鲁迅的头!”吴冠中则以鲁迅为“精神之父”,令人震撼的是他创作于2008年的油画《野草》,鲁迅的头像和野草一起生长于大地。吴先生的艺术充满浪漫的诗情,他画鲁迅于“春山”, “朝花”之中,那冷红、那粉绿、那鲜黄,寄托了艺术家对鲁迅深深地崇敬和弥久的怀念。这怀念主要在精神,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志将这种精神概括为“鲁迅精神”。他在《论鲁迅》中曾言,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鲁迅的思想精神体现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政治的方方面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对中国美术而言具有启示性和现实性;他所强调的人民性、民族性,是我们文艺发展的主流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美术该如何介入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时代、为人民大众立言。因此,此次展览纪念鲁迅希望尽量历史地还原鲁迅,既注重艺术的精英与经典性,文化的广博与深厚性,又考虑传播的广泛与大众性。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宏观角度去理解鲁迅,从而通过揭示鲁迅不同时期的美术活动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生、发展流变的关系,发掘鲁迅遗产中的思想资源。对于今天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探索艺术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的变革与创新都具有现实意义。艺术在21世纪如何走出一条新路,鲁迅的立场将会持续发挥作用。

本文来源:《中国艺术报》

[责任编辑:华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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