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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艺术气质与文艺思想


来源:凤凰江苏

如果把文学与艺术两方面的成就综合起来予以考察的话,苏轼堪称千古独步,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他并驾齐驱。

如果把文学与艺术两方面的成就综合起来予以考察的话,苏轼堪称千古独步,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他并驾齐驱。在古文方面,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宋代最杰出的古文家之一。在诗歌方面,苏轼在北宋诗坛上与黄庭坚齐名,在整个宋代则与陆游齐名,堪称宋代最大的诗人。在词的方面,苏轼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宋词最高成就的代表。在书法方面,苏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在绘画方面,苏轼的墨竹及枯木怪石在绘画史上享有盛名,他还是文人画的开创者。试问古往今来,几曾有过以一人之身在这么多的艺术领域内登峰造极的巨匠?是什么原因使苏轼能在如此广泛的艺术领域内从心所欲、游刃有馀?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说清的,本文仅从苏轼的艺术气质与文艺思想两个方面对此试作初探。

莫砺锋

融入生命的艺术气质

苏轼的艺术气质与艺术才华都是与生俱来的。据说苏轼呱呱落地后,家乡的彭老山上的草木忽然全部枯死,等到他死后此山才恢复苍翠。难怪李廌在哀悼苏轼的疏文中说:“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也许正是雄伟秀杰的蜀地山川钟灵毓秀,才赋予苏轼以超群拔俗的艺术气质与元气淋漓的艺术才华。

苏轼幼时接受了严格的教育,饱读经史。他很早就开始习作诗文,且表现出惊人的才华。他在十岁时所写的《夏侯太初论》中已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的警句,若非天才坌涌,一个十岁的少年怎能写出如此深刻老辣的文字?苏轼少时的诗作虽未保存下来,但从他二十四岁时在出蜀途中所写的诗歌已经相当成熟的情形来推测,他肯定早就精于此道了。除了诗文之外,苏轼也酷爱书画,他在这方面与胞弟子由颇异其趣。苏轼日后回忆说:“方先君与吾笃好书画,每有所获,真以为乐。惟子由观之,漠然不甚经意。”

子由也回忆说:“予兄子瞻少而知画,不学而得用笔之理。” 苏轼爱好绘画也许是受了其父亲的影响,因为苏洵性喜收藏绘画,但是苏洵自己并不作画,而苏轼却不但喜爱观画,而且擅长作画,这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至于书法,则更是苏轼由衷喜爱的一门艺术。据晁补之说,苏轼少时曾把重要的经史典籍全部手抄了一遍。苏轼抄书的方式是每一部书用不同的书体来抄写,这样既精熟了经典,又练习了各体书法。待到苏轼以一鸣惊人的姿态登上文坛时,他其实已是拥有多方面才能的一位文艺全才。苏轼出仕不久就以盖世的创作实绩震惊了北宋的诗坛、词坛、书坛和画坛,但他的艺术活动是发轫于其少年时代。更准确地说,苏轼的艺术才能孕育于其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

苏轼一生中从未间断过文学创作,他的文学创作肯定是为人生而进行的,其中并无太强的功利目的,因为创作自身就给他带来莫大的愉悦感。苏轼曾对刘景文与何去非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不要说作赋时苦思冥索以至于“梦五脏出地”的扬雄与辛苦觅句而被其母叹为呕出心肝的李贺了,即使是李白等天才挥洒的文学家,也没听说过有谁以写作为世间最大乐事的。正因如此,苏轼的创作精力是最旺盛的。无论在何时何地,也无论在何种处境,苏轼总是不可抑制地产生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有时表现为骨鲠在喉式的心声吐露,但更多的时候则是情不自禁的习惯行为,就像好酒的人总要时时喝上一杯,爱好音乐的人总要时时哼上一曲,苏轼则必需时时拿起笔来写作,创作已经成为他的生活内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元丰二年(1079)八月,苏轼被关进御史台的监狱。经过三个多月铁窗生涯的煎熬,受过了无数次侮辱人格、折磨肉体的审讯,九死一生的苏轼竟然又在牢房里写起诗来。如果说写给子由的绝笔诗和哀悼曹太后的挽词是非写不可的,那么题咏御史台庭院里的榆、槐、竹、柏的四首诗有什么必要在此时此地来写呢?难道他已经忘记了自己获罪入狱的直接起因就是写诗?苏轼当然不会忘记,可是对于他来说,写作就是其生命的一部分,只要一息尚存,他就无法放下手中的诗笔。当然,苏轼的这四首诗一定是用腹稿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因为咏柏诗中“应见李将军,胆落温御史”二句分明是讥讽李定、舒亶等人的,当时万万不能让他们得知。苏轼刚走出御史台的牢门就作诗说“试拈诗笔已如神”,明人瞿佑慨叹说:“方以诗得罪,而所言如此!” 其实苏轼在狱中犹自作诗,出狱之后重拈诗笔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苏轼被贬海南时已年过六旬,生活又异常艰辛,但依然写作不止。元符二年(1099),苏轼写信给刘沔说:“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苏过的作品竟能使苏轼如此欣喜,其中当然包含着家学后继有人的慰藉,但也体现出苏轼对文学创作的由衷喜爱。有时苏轼并无明确的题材要写,也会信手写下一些断句。

有一次苏轼来到姜唐佐家里访问这位好学的海南青年,恰逢唐佐外出,苏轼看到桌上有一张揉得皱巴巴的包灯心纸,便拿起来抹抹平,信笔在纸上写满了字,让姜唐佐的母亲交给唐佐。日后释惠洪在姜家亲眼看到了这张纸,醉墨淋漓地写着:“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空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这两联句子显然并未成篇,也没有完整的意思,但透过对前代坚毅忠贞之士的颂扬,仍能曲折地表达出苏轼的某种情愫。当然,它们也可能是苏轼平时储存在胸中的文字,一时兴至便信手写了下来,因为他实在太喜爱写作了。

苏轼对书画的兴趣也不减于诗文。治平元年(1064),初入仕途的苏轼在凤翔的几所古寺里得见唐人王维与吴道子亲手所绘的壁画,他常常匹马入寺,循着墙壁徘徊终日。熙宁六年(1073),苏轼在杭州向当地的僧人借观燕文贵的山水画卷,直到一年后即将离任时才归还。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润州甘露寺里看到隋代陆探微画的狮子天神屏风,深为赞赏。他移官密州后即派画工前往临摹,并把摹本置于盖公堂内。二十多年后甘露寺失火,陆探微的原画化为灰烬,幸亏密州存有摹本,才使陆画免于湮灭。元丰五年(1082),苏轼在黄州向远在安州(湖北安陆)的滕元发借观李成的《十幅图》,滕元发非常珍视此画,乃派专人送画前来,苏轼得画大喜,复书致谢,并约定归还的日期。元祐七年(1092),正在汴京的苏轼获悉王诜藏有唐人韩干画的马,乃提议用自己珍藏多年的仇池石来换取那幅韩干马。… …

总之,苏轼只要有机会看到名画,总会反复观赏,若是壁画便留连忘反,若是纸本便设法借观,真可谓爱画如痴。苏轼欣赏书法更是一项日常性的活动,只要看他题跋过的前人或同时书家的法帖之多,便可窥其一斑。仅以现存的苏轼题跋和其它评论来看,他曾品题过的书家就有:钟繇、蔡邕、王羲之、王献之、卫夫人、庾翼、萧子云、羊欣、智永、李世民、欧阳询、李邕、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杨凝式、徐浩、欧阳修、苏舜元、苏舜钦、蔡襄、王安石、黄庭坚、秦观等人,几乎构成了一部书法简史。

当然,苏轼不仅是一位书画的鉴赏者和评论者,他还极其热诚地投身于书画的创作。与文学创作一样,写字作画是苏轼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他在书画创作中获得了极大的自我满足。试看当时人留下的几则记录:

苏轼任徐州知州时,有一位州学教授叫舒焕。苏轼离任后,舒焕曾与新来的教授李昭玘同登黄楼,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苏轼的流风馀韵:“此苏公燕集之地也。酒后喜为文章,尽箧中无留纸,如方盘大斛,泻出珠贝,照烂磊落,铄手夺目。众人排捽,争先取之,惟恐其攫之不多也。”

苏轼在湖州时曾与友人方竹逸同赏文同画的竹石,三年以后,方竹逸的友人金镜有事前往黄州,方氏遂托金镜捎去素绢一端向苏轼求画。金镜在这幅竹石图卷上题跋说:“越三载壬戌,先生责黄州,仆亦有事于黄。竹逸先生寄此卷素,以乞先生竹石。至则先生往蕲水,候旬馀始还。得拜觌于临皋亭中。握手问故。饮半剧,述前望游赤壁之胜,起而抚松长啸,朗诵《赤壁赋》一过。仆知先生兴酣矣,遂出卷顶恳,蒙慨然挥洒。复书`春夜行蕲水,过酒家饮酒,乘月至溪桥上,解鞍少休'《西江月》词一阕赐。”

元祐末年,苏轼在翰林院供职,闲时常常挥毫泼墨,作品则任由同僚取去。据当时任右司谏的吕希哲回忆说:“苏公名重一时,在迩英直舍,凡写一字,画一竹石,必为同列争求去。虽吴公安诗方严,犹争取之。”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北归途中在虔州停留了几个月。除了为人开方舍药外,苏轼也常为人写字作画。“每至寺观,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预探公行游之所,多设佳纸,于纸尾书记名氏,堆积案间,拱立以俟。公见即笑视,略无所问,纵笔挥染,随纸付人。至日暮笔倦或案纸尚多,即笑语之曰:`日暮矣,恐小书不能竟纸,或欲斋名及佛偈者幸见语也。及归,人人厌满,忻跃而散。”

上述事例一方面说明了苏轼的平易近人,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苏轼对书画艺术的由衷热爱。就像吟诗作文一样,写字绘画也是苏轼不可须臾离之的日常性行为。对书画的热爱又衍生出对文房四宝的钟情,苏轼对其它的财物从不留意,惟独对纸墨笔砚非但不能忘情,而且爱之成癖。苏轼不但深赏闻名海内的南唐澄心堂纸,而且认为蜀中以布机上多馀的经线制成的“布头笺”的纸质亦冠于天下。苏轼也欣赏越纸与天台玉版纸,以及成都所产的麻楮纸和扬州六合所产的麻纸,还认为后两种纸的质地绝佳与产地的水质有关。

苏轼对毛笔的质量也极为留意,他在汴京时曾与黄庭坚等人讨论过郎奇笔、徐偃笔的优劣,他特别欣赏宣州的诸葛笔和钱塘的程奕笔,认为后者用来得心应手,“使人作字,不知有笔。”元祐元年(1086),中书舍人钱勰出使高丽归来,赠给黄庭坚一枝猩猩毛笔。这种罕见的毛笔柔中有刚、运转如意,苏轼深爱之,每次从黄庭坚的书案走过,都要情不自禁地拿起此笔写个痛快。绍圣三年(1096),苏轼在惠州用二十个钱买了两枝笔,结果很不好用,不由得长叹一声:“岭南无笔!”流贬海南后的苏轼用完了随身携带的旧笔后,只好勉强使用当地产的鸡毛笔。元符三年(1100),苏轼渡海北归来到广州,在广南东路提举常平孙鼛的家里重新用诸葛笔写字,竟激动得如睹故人。

苏轼也喜欢收藏砚台,他的藏品中既有传世四百年的唐许敬宗砚,也有在黄州沙湖民家获得的吕道人沉泥砚,他平生有过题识的名砚还有凤咮砚、令休砚、淄端砚、青州石末砚、龙尾砚、红丝砚等。然而苏轼藏砚的目的在于使用,他说:“砚之美,止于滑而发墨,其他皆馀事也。”所以苏轼蓄砚并不贪多务得,绍圣二年(1095),苏轼在海南写信给黄庭坚说:“或谓居士:`吾当往端溪,可为公购砚。居士曰:“吾两手,其一解写字,而有三砚,何以多为?”正因如此,苏轼常常把收藏的砚台赠给别人,见诸记录的就有赠卵砚给道潜、赠月石砚给范百禄、赠涵星砚给范祖禹、赠歙砚给晁说之、赠龙尾砚给侄儿苏远等。元符三年(1100),苏轼即将离开海南,临行前把珍藏的一方端砚送给姜唐佐以作留念。

苏轼还喜欢蓄墨,尤其钟爱质量上乘的李廷珪墨和李承宴墨。与其它文具一样,苏轼蓄墨的目的也在于使用,他曾根据书写的效果来评定各家墨的优劣。徐州士人寇钧国家藏墨甚富,苏轼任徐州知州时曾往寇家参观其藏品,他当场用十三种墨分别书写了十三首杜诗,在各篇杜诗下写上墨工的姓名,然后评定墨质的等第,结论是李廷珪所制的小挺墨为最佳。

元祐二年(1087),王晋卿一下子赠给苏轼名墨十馀种,苏轼大喜,当即试研写字,细观墨色之深浅。从前苏轼在黄州时,曾有四五个友人同时送来了不同的酒,苏轼把那些酒搀合在一个容器里,称为“雪堂义樽”。想起这段往事,苏轼忽发奇想,准备把十多种墨捣成一体,制成一种新的佳墨。当然,苏轼深知自己一生中是用不了那么多的藏墨的,他想到晋人阮孚的名言“一生当着几两屐”,不禁叹息说:“不知当用几丸墨?”他还自嘲说:“吾有佳墨七十丸,而犹求取不已,不近愚耶!”他又想起亡友石昌言生前好墨,且不许人磨,有人嘲笑他说:“子不磨墨,墨当磨子。”于是苏轼写了一句感慨万分的诗:“非人磨墨墨磨人!”

苏轼的墨缘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元符元年(1098),金华人潘衡长途跋涉到儋州来访问苏轼,并在那里滞留一年。次年冬季,潘衡在苏轼家里设灶制墨。没想到半夜失火,苏轼的房屋差点化为灰烬。次日清晨在馀烬里觅得几两松煤,潘衡用牛皮胶和之,所做的墨不够坚挺,只能制成手指般大小的小墨锭,苏轼大笑。但因潘衡其人不远千里前来相访,苏轼重其情谊,仍为其墨亲笔题跋,称之为“海南松煤东坡法墨”。二十年后,潘衡的制墨技术大有长进,就以苏轼亲传制墨秘法的名义来销售其墨,竟得风行一时,这真是制墨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苏轼对文学艺术确实已经达到“乐之”的程度,吟诗作文、写字绘画已经成为其生活内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请看元祐年间翰林院中的苏轼在黄庭坚笔下的一个剪影:“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酣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哉!”再看元丰八年(1085)苏轼离开黄州贬所后留在兴国军的一位民妇眼中的印象:“修躯黧面,衣短绿衫,才及膝。曳杖谒士民家,无择。每微醉,辄浪适,欢相迎曰:“苏学士来!来则呼纸作字,无多饮。少已,倾斜高歌,不甚着调。” 可见无论在何时何地,也无论其处境如何,苏轼永远处于兴会淋漓的艺术氛围中,他的举手投足无不散发着艺术的气质,他的一謦一咳或随意挥洒都能产生艺术珍品。一句话,苏轼其人就是艺术的化身。

本文来源:《《中国韵文学刊》》(节选)

[责任编辑:华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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