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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谈谈中华文化的现代化


来源:凤凰江苏

顾名思义,文化的现代化当然是一个时间维度的概念。然而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它却往往具有空间维度的性质。

莫砺锋

顾名思义,文化的现代化当然是一个时间维度的概念。然而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它却往往具有空间维度的性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挟船坚炮利之势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欧风美雨遍洒华夏大地。由于此时的中华文化在整体上已处于落后态势,相对而言,她一与西方文化之间便仿佛有着一个时间差,人们常说中国在某方面落后于西方若干年,便是这个意思。久而久之,“现代化”这个词的空间意味越来越强,以至于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现代化”与“西化”竟成为同义词了。然而事情果然是这么简单吗?

中华文化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她已经经历了长达五千多年的不间断的发展过程,她比西方文化的主体基督教文化要早三千来年,仅有四百多年历史的美国文化在她面前简直像是一个儿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各种文明都要经历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五个阶段。的确,岁月无情,在世界卜曾经灿烂一时的古代文化,例如巴比伦文化、古希腊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埃及文化等,都已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而成为历史陈迹,有的甚至要借助于考古发掘才能使人们依稀得见其往昔的风采。然而中华文化却是地球上的一个奇迹,她虽然与上述古代文化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却至今毫无衰亡的迹象。中华民族在地理条件上并无得天独厚之处,黄河流域的气候与物产并不比尼罗河流域或两河流域优越,所以中华的先民们从古便养成了脚踏实地的人生态度,他们很少沉溺于虚幻的思考。诚如章太炎所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中华民族也没有生存在与其他民族隔绝的空间里,她在历史上也曾经历过多次的异族入侵,民族相争的战火曾从长城一直燃烧到南海的崖山。然而中华文化却没有随着其它古代文化那样消失在历史的茫茫尘影中,中华民族总是与时俱进,并以宽广的胸怀接纳异族的文化因子,最后如海纳百)11似地使自己的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即使到了近代,经过一百多年的冲突、交融和整合,中华文化不但没有消亡,反而以更加坚定的步伐走向现代和将来。由此可见,中华文化是生命力特别强大的一种文化,她的内部蕴藏着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所以能够象凤凰涅架那样不断地获得新生。

为什么中华文化能有这种神奇的力量呢?我们且对自身的传统文化作一番反思。首先,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自身创造力量的民族,中华的先民们早就意识到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众所周知,火是人最早掌握的自然力,然而古希腊人认为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廷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的先民们却认为这是他们中的一员—隧人氏自己发明的。这典型地反映出中华化与古代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人把崇拜的目光对着天廷,中国人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信心。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女蜗、后界、大禹等神话人物其实都是人间的英雄、氏族的首领。他们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伟大人格的升华。这与古代西方文化把一切创造归功于神抵的民族思维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于是,当古代西方人纷纷甸伏在神灵脚下顶礼膜拜时,中华的先民们却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进人天国以求永生时,中华的先民们却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以实现生命的不朽;当其他民族从宗教感情中获取灵魂的净化剂或愉悦感时,中华的先民却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一切价值追求都是在人世间实现的,他们从来不以虚幻的彼岸为归宿,从来不以神光的照耀作为实现人生超越的必要条件。这样,中华文化中就没有什么先验的价值标准,没有什么记载神谕的圣经,所以这个民族不会因为所崇拜的神灵的独一性而把异族视之为仇敌,他们也不会因为宗教等原因而排斥其它文化。于是中华文化就具有了高贵的品格:务实、平和、宽容。于是我们看到了东西方的不同历史过程:在欧洲与中东,不但基督教与犹太教、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即使在基督教内部也充满了火刑架和刀光剑影。可是当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传人中国时,却没有引起什么武力冲突。经过一番整合之后,佛教在印度早已消亡,而在中国却发扬光大,宗派繁延昌盛,经典浩如烟海。佛教文化早己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血肉相连,不可分割了。既然中华民族曾经如此成功地吸纳了外来的佛教文化,那么,她也终将以处变不惊的态度来看待外面的文化世界,我们应该具有与祖先同样宽广的胸怀。

其次,中华文化是一种充满生机的文化。她在一开始就采取了重视生命的态度“`生之为德亦大矣!”而生命在本质上是内在机体的新陈代谢,是不断地调节自身以适应外界,故先民又主张:“君子以自强不息。”“随时之义大矣哉!”作为中华文化的创始者之一的孔子,便被孟子称为“圣之时者”,这个称号虽曾被鲁迅嘲笑为“时增圣人”,其实却是说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本质的。“圣之时者”便是与时俱进的圣人,是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外界变化的俊杰。儒家的这种精神也就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她总是不断地以与时俱新的态度调整自己、变革自己。人们往往误以为儒家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保守的学派,其实它一直都处在自我完善的变化之中。从先秦的孔、孟到汉代的董仲舒,再到宋明的程、朱、陆、王,儒家何尝固守某一种教条、何尝拒绝自身的改造和更新?中华文化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她事实上一直处于自我完善的过程之中。这正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达五千年的奥秘之所在。否则的话,为什么法老时代的风俗与思想已与现代埃及的文化有着巨大的断层,以至于考古学家在金字塔的巨大身影下茫然若失,而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却依然鲜活地保存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之中,以至于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炎黄后裔都能感受到自身血管里奔流着与祖先同样的血液?

既然中华文化自身便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她完全可以以处变不惊的态度来学习先进,改善自己。日本明治维新时的思想家曾提出什么“脱亚入欧”的口号,甚至要废除日语改以英语为本国的语言,仿佛只有把日本列岛拖到大西洋去才能实现现代化,事实证明那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我国自清末以来也有不少思想家们曾提出较激进的口号,似乎自家的文化传统一无是处,非彻底破除不可。但事实上他们只是面对着顽固不化的保守势力,故不得不用矫枉过正的态度来唤醒民众而已。鲁迅曾说,他要想在一间黑屋子里开一个窗户,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说要拆掉屋顶,他们就会与你妥协,同意你开窗户了,就是指此而言。章太炎曾激烈地批判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胡适之曾主张全盘西化,但是他们事实上都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章、胡二人晚年都用全部精力来整理国故,研究和发扬传统文化,人们多以为他们晚年颓唐、落伍了。其实不然,因为对章、胡来说,传统文化早已沦肌侠髓,他们即使在青年时代也不会真的对之弃若弊展。我在阅读鲁迅时,总感到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实际上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是要扫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以更好地发扬其精华。不过因为在当时的具体时空环境中,当务之急是扫荡秽恶而已。其实除旧布新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本质,要是孔、孟等先贤生于现代,也一定会采取与鲁迅等人一样的态度,否则又何以被称为“圣之时者”呢?

那么,既然我们的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我们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非也。在这一点上,我绝不认同当代新儒家的主张。由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使海外的一些“新儒家”产生了错觉,仿佛“四小龙”的崛起便是儒家精神所哺育的结果,并进而主张以儒家的思想来引导中国的现代化。他们所主张的仍然是“内圣外王”的一套模式,这是与现代民主政治以及现代商品经济不能合拍的。其实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是新教伦理思想的学说也只是就其本质而言的,两者之间并不能直接对应。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固然可以与现代社会相接,但这并不意味着“内圣外王”的模式可以直接适用于现代社会。我也不认同大陆某著名学者的判断,他认为现代西方文化已经陷于困境,所以未来的世纪将由东方文化独领风骚了。我觉得这是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是消极无为者的自我安慰,现实中的任何进步都是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获得的。我们的先民们曾经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那就是深沉的忧患意识。在春秋战国时代,几乎所有的思想流派都具忧患精神,其中最突出的当推儒家。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甚至提出了“生于忧患”的著名命题。《庄子》中说:“今世之仁人,篙目而忧世之患。”这确是对先秦诸子的准确描写。唯其有忧患意识,才可能克服盲目自大和安于现状,才可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短处而急起直追。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尤其应该继承先民的优患意识,从而把“生于忧患”的理论命题变成实际运作,以实现我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与此同时,我认为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应该立足于自羊自信的立场,现代化不应该等同于“西化”。换言之,我们的现代化主要是克服时间上的落后而不是实现空间上的转换。我对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抱有坚定的信心,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一是重视生命的本体论,应以“民胞物与”的态度去爱护生命—包括全人类和地球上的一切物种。二是既重物质也重精神的价值观,不要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丧失对精神境界的希冀。

三是既重视群体也重视个体的道德观,这实际上就是以儒家的大公无私与道家的个性自由互相协调、互相补充。四是见贤思齐的学习态度,随时准备吸取其它文化的长处。上述文化精神使我们有可能发奋自强,急起直追,并且最终以取长补短的方式达到既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精华、又学到他民族文化的长处的目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早已渗透在全体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是任何力量所无法割断的。七十年前,陈寅格先生指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人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类唯识之学,在我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人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我认为在当今讨论中华文化的现代化间题时,陈先生的这番话尤其值得深思。

本文来源:《江苏政协》

[责任编辑:华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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