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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


来源:凤凰江苏

七月十四日我因为武大浙大中大三大学联合招考出题事,乘飞机飞回南京;十五日从何应钦将军处知道昨夜平汉路上有一千三百辆火车已经开始大量运兵。当天,我就开始作迁校的布置。

七月十四日我因为武大浙大中大三大学联合招考出题事,乘飞机飞回南京;十五日从何应钦将军处知道昨夜平汉路上有一千三百辆火车已经开始大量运兵。当天,我就开始作迁校的布置。

罗家伦

十六日,我回到庐山,那天正当蒋先生在庐山谈话会席上,宣布他有历史上重要性的谈话,坚决表示抗战。七月十八日庐山训练团在海会寺举行毕业典礼。在巍巍的五老峰下,俯瞰浩浩千顷,一望无际的鄱阳湖,日光反射,现出青碧紫金的水光云影;司令台下,整齐的站着五千个受训人员,军队长官、公务人员、教育人员草绿色的制服,把他们溶成文武合一的景象,这是何等庄伟的奇观!这时夏季的骄阳,渐渐当空,蒋先生在烈日下岸然站了二个半钟头,演讲“建国在作战的时候”的道理。“抗战建国”的口号,后来就是从这篇演讲里结晶出来的。蒋先生的汗,从头顶流到脚跟,在场人的血,也就从心房喷到面颊,显露出无限的感动。七月二十日蒋先生下山回京,我们也就继续下来。

回京以后,我就嘱总务处将一年以前冀东事变时,预备好的大木箱,里面钉了铅皮预备长途旅行用的,先取出五百五十支,将重要的图画仪器装箱。[当时我教人打这大批的箱子,大家不知道有何用途,其实当时我即看定中日之间,是迟早不免一战的。我并不想做陶德曼(Trautmann系当时德国驻华大使,我们开玩笑叫他“逃得慢”)大使的哥哥“陶德快”,但为保全国家文化事业元气计,平时也不能不作有备无患的打算。若是没有这批箱子,当时军事倥惚,是无法可以临时做就的。

同时我又请几位教授,分两路出发:一路是法学院长马洗繁先生和经济系主任吴幹先生向重庆出发,一路是心理系教授王书林先生向两湖出发,寻觅适当校址。后来又另请医学院教授蔡翘先生为一路,向成都出发,专为向华西大学接洽容纳中大医学院事。他们都抛开了家庭不管,为迁校而奔波,吃了许多辛苦。王书林先生曾一度赴湖南醴陵觅校址,被县长当做汉奸捉起来了,经朱经农先生去电方才释放。原因是这位县太爷不知道南京有中央大学!后来王先生回到武汉,我请他设了一个办事处,做一个中途的腰站。我接到各路调查的报告以后,详细考虑,决定将校本部迁往重庆。医学院因为医学设备上合作的便利,放在成都。但是这个决定,却受了校内校外不少的反对,以为何必迁得这么远。许多同情而有力量的校外朋友,有主张即在南京城外掘防空壕上课的,有主张迁至上海的,有主张迁至安徽九华山的,有主张迁至牯岭新图书馆馆址内的;校内的朋友,有主张迁至武昌珞珈山的,有主张迁至沙市的,迁至宜昌的,议论纷纭,阻力甚多。

国立中央大学

后来我亲往陵园见蒋先生,详陈我下这判断的理由,经他允准,我才自由的放手做去。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当时看定了重庆,一搬就搬来此地呢?我的见解是:第一,我断定这次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迁地点,以水道能直达者为宜,搬过小家的应当知道搬这样一个大家的困难。第三,重庆不但军事上为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最后一点意见,是因为七七事变前两年我为察哈尔问题,因公赴成都谒见蒋先生一次,来回在重庆勾留约三天,曾经相度地形脑筋里有这点观念。

最重要的图书仪器已经装好箱,而且几百箱运到江边怡和太古趸船上了,敌人对于南京的大轰炸,也就开始。第一次是八月十五日,一批敌机向中大扫射,弹中图书馆及附属实验学校大门;那时我还教大家不要张扬,恐怕校内人心摇动,有碍装箱及招考工作。第二次是八月十九日下午六时许。那天我们正在开三大学联合招生委员会,决定录取学生名单。因为天气热,所以从早上六点钟开起;因为手续繁,所以到下午六时尚未开完。中午有过两次空袭,都是炸光华门外飞机场,所以我们仍然照常工作,没有理会。下午六时会尚未完,大家开始吃晚饭;正在图书馆二层楼吃饭的时候,本校警卫队长来报告,说敌机在屋顶盘旋,大家到地下室去避一下罢。

[责任编辑:华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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