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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来源:凤凰江苏

我对陶行知先生是有感情的,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印象比较好。他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当然不能把他的思想看成都是马列主义的。

陶行知

我对陶行知先生是有感情的,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印象比较好。他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当然不能把他的思想看成都是马列主义的。

作为一个教育家,他的事迹、学说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抗日战争时期,在民主人士当中,他应该属于邹韬奋那样的左派人物。

一九三0年我进了他办的晓庄学校,这个学校是陶先生靠募捐办起来的。因为他本人当时流亡在上海,我在晓庄学校期间并没有见到过陶先生。

那时候学校里有国民党、国家主义派,共产党员也很多,很活跃。后来学校被国民党封闭了,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被捕,有十四位同学被杀害在南京的雨花台。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以后,陶先生在上海化名写文章,他与史量才有点关系,经常在上海《申报》发表文章。后来他把这些文章编成了两本书,一本是《斋夫自由谈》,一本是《古庙敲钟录》。

他还创办了“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他提倡从幼年就开始培养喜爱科学的兴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玩“科学把戏”,引起儿童对科学的兴趣。后来,他又办了一些“工学团”,主要是在工人区、郊区农村招收农民和工人的子弟,还有一些城市贫民的子弟。学生是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按照他的话说就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团,就是团结、联合的意思。

工学团办在几个地方,其中比较大的一个是在上海市与宝山县之间的大场,名字也就叫做“山海工学团”。当时是马侣贤同志主办的,他是晓庄学校第一期的学生。在上海的北新径也为工人农民子弟办了一个工学团,叫做“晨更工学团”。这个工学团是徐明清同志主办的。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后,我参加了学生救国运动,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所作所为很不满意,就写了一封信给陶先生,要求到上海去工作,经他介绍,我便到了山海工学团当教师。我是一九三二年冬天去的,后来还担任了团长,即校长,直到一九三七年。

“一二·九”运动以后,上海成立了救国会,教育界也成立了国难教育社,陶先生担任理事长,他也是上海各界救国会联合总会的负责人,他积极参加救国运动。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他出国了。到英国参加新教育会议,以后又到法国、美国、加拿大以及欧美其它国家去宣传抗日。一九三八年回国后就到重庆去了。这时,我已参加新四军,到抗日前线去了。我们也就没有再见过面。

从一九三二年冬到一九三六年夏这近四年的时间里,我和陶先生有不少接触。他是搞教育的,后来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他一生办的教育事业很多,也写了不少文章和诗歌,我所知道的有限,从我和他接触中所得的印象,对陶先生的看法是这样的:

他开始是搞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搞的是“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他并不很清楚中国落后受欺压的根本原因,没有认识到政治上要推翻三座大山,要靠人民群众、各界爱国人士的团结,要有共产党的领导,要执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才能摆脱旧中国的贫困、落后、受欺压的状态,才能取得彻底的解放和真正的独立;他却认为人民受到了教育,有了科学知识,就能救国,因此,他就努力从事教育,以此救国。

但是,他搞教育是有特点的:

一是他从事教育的对象是“劳苦大众”,朴素地认识到要为劳动人民,按他的语言就是搞“平民教育”,摘锄头舞歌、镰刀舞歌描绘的“农民教育”。到了上海以后,他又看到了工人重要,把农民、工人、城市贫民统称之为“劳苦大众”。他办学校、办事业都是为了“劳苦大众”及其孩子们,他在实际上做到面向工农,包括城市贫民和他们的孩子们。现在教育工会的方明同志,就是当年陶先生组织的“卖报儿童工学团”的团长。

二是他提倡的教育方法与当时的教育方法不同。他认为当时教育方法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强调联系实际,“教学做合一”,读活书;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倡即知即传人,提倡用小先生办法普及教育,反对知识私有的“守知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对文化知识的系统教育不重视,对教师的重要作用强调不够,这是他的不足之处。开始,他是赞成知行合一的,先头他的名字就叫知行。后来他认为应该实践在前,“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知”是经过“行”才得出来的,所以他便改名为行知。他重视和强调行即实践,是很可贵的,当然这里头有机械唯物论的东西,不那么辩证。

第三个特点是他有高度的事业精神,他具有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坚韧不拔的精神。

他是穷苦的家庭出身,本人也是依靠勤工俭学上学的,这和他具有为劳动人民及其子弟多受教育而努力的观点有关。在他的学生中,也是贫苦人民出身的多,赞成他的教育观点的学生也是贫苦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多一些,当然,其中也有不好的学生,但大多数是进步青年。后来不少他的学生成了我们党的同志,还有的成了我们党的领导骨干。

他的生活一直是非常艰苦朴素的。在上海时期,他本人和他家庭的生活费用基本上全靠稿费。他在上海报纸上登过“卖艺”广告,以写字、演讲、卖文为生。办学校、办事业就靠到处募捐。在上海工人区办的工人夜校,陶经常去作演讲,和工人接触。陶每周都下乡到山海工学团,有时直接和农民谈心,和农民小孩接触时,更是有说有笑,充满着感情、他具有为劳动人民办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他有一副对联:“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符合实际情况,说的并不过分。

他还具有学术民主作风,不同的意见可以听得进去,不管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都能听进去,这也是他以后能不断向进步方面发展的一个因素。

像这样一个原先有改良主义思想的教育家,教育对象是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弟,教育方法又是这样的注重读活书,注重实践,这就使他能够接触广大的人民群众,接触当时的社会实际,因此也就使他容易接受进步的东西,容易接近进步的组织和接受进步思想,这就不同于一般的“洋学生”了。在当时出国留过学的人们中间,像他这样是少有的。

“一二·九”运动以后,党的“八一”宣言传到了上海,陶先生很快就接受了,加上他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地下党员,不断向他做工作,促使他直接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

他在上海期间,每年三月十五日(晓庄学校开学日)都作为“生活教育”纪念日,举行集会纪念,进行座谈。记得地下党同志每次座谈都指出:改良主义行不通。还问他“生活教育”的生活内容是什么,说明生活和教育都离不开政治,要他正视反动政府倒行逆施的现实,不能视而不见,空谈什么离开政治的生活教育。对此他总是含笑而听,深沉地思考。“一二·九”后,他就明确表态,当前的“生活”是国难当头,积极赞成推行国难教育,组织国难教育社。

在他出国以前,我们谈过话,虽然他自己没有正式提出参加党的要求,但明确表示支待我们参加共产党的组织,说明他对党是拥护、支持的。在上海他所主持的单位里,地下党是占了领导地位的,成了我们党的重要活动据点。

由于他不断进步,逐渐认识到中国要独立富强,主要问题在于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派。他与胡适是同乡,早年也是要好的朋友,后来陶先生走向进步,他反对胡适的反动观点,曾作诗嘲弄胡适捉了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帝国主义)。

由于政治上的进步,也就影响到他的教育观点的变化,他刚从美国回来时是赞成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的,后来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以后,虽然一直还用“生活教育”这个口号,但内容已经加了不少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东西了。

他过去仅仅是同情劳动者,反对不劳而获。他有不少诗歌反映了他的观点和感情,如:“只为阔老烧大菜,那问穷人吃糟糠。”“不做事光吃饭,什么人?是混蛋。不做事,吃好饭,什么人,王八蛋。”……等等。他早年丧妻,到四十多岁要续娶,在《爱的播音》这首诗中说:“大众在左厢,小孩坐中央,你若不篡位,万事好商量”这足可说明他对劳动人民及其孩子们的感情是很深的。但他对劳动人民的认识,还不能说是已经达到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高度。他仅仅是把自己摆在劳动人民的同情者、帮助者的地位上,还没有完全达到依靠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结成一体的深度。但像他这样同情劳动人民,接近劳动人民,并且身体力行,是很容易进一步发展到与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我认为把陶先生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是当之无愧的。

总的来讲,陶先生是由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进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最后成为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他的进步倾向是日益和共产主义接近、向共产主义者发展的。回想许多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从爱国、救国出发,发展到为共产主义奋斗,有的并参加党的组织。其中有的走得快些,有的走得慢些。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提高的过程、改造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陶先生一生的活动来看,他原先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后来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民主运动,做了许多工作,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他的行动、言论具有他自己的特点,如他办教育,不靠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民间办学的形式,虽然他与一些官方人员和民族资本家仍有一些关系,但从不靠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力量,只是利用民间力量,靠募捐。陶先生本人对国民党、蒋介石是很不满的。在上海的各救国、民主进步团体中,他也起过不少好的作用,因此成为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通缉的对象。他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是有很大影响的进步民主人士。因此对他的思想、言论、活动等要作全面的评价,要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我觉得有三个问题是需要实事求是进行分析的:

一是他和杜威的关系。他在美国上学时,杜威是他的老师,杜威本人是资产阶级民本主义者,是实用主义者,提倡“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陶先生开始是受到一定影响的。回国后一度也提倡过这个教育观点,所以有些人认为他是杜威的门徒。我认为他早期确实受过杜威的影响,但他回到中国之后,尤其是到了人民群众之中以后,就逐渐改变了观点。杜威在政治上是维护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把劳动人民作为一种剥削工具,而陶先生不是这样,提倡“锄头、锄头(农民)要奋斗”,“联合机器(工人)来革命”,这就有了根本区别。按照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五四”以后所走道路的分析,他是向左走的。我认为到了后期,他与杜威已经在政治观点上完全是两回事了,在教育思想上已形成陶先生自己的独特观点,虽然还有些杜威思想的残余影响,但不能说他一直是杜威的门徒。

二是和中国的王阳明的关系。开始他是赞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后来改为行知,这虽然有些机械唯物论的东西,但毕竟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同了。他把亲知、闻知、说知,分为直接和间接,把亲知直接得到的作为主要的知识来源,他的主要论点:“接知如接枝”,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又过分强调亲知,就有些片面了。总之,他后来是与王阳明根本不同了。

三是与武训的关系。陶先生称赞过武训精神,这是不够妥当的。对这件事究竟怎么评价,还有待于商榷。但他在国民党统治下,不依靠国民党反动政府来办学,他想采取武训式的向民间募捐的方法来办学,是办学的方法问题,是在反动政府统治下,如何为劳动人民办学的方式问题。从政治上看,他的主张和武训不触及反动统治,反而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是不同的。他的政治主张是从爱国、救国到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因此把武训与陶行知简单地联系在一起是不对的,要具体进行分析。

从正面来讲,他与我们党的关系是由开始的同情发展到拥护和热爱的。

从我知道的情况看,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他的感染,与他有感情。因为他不虚伪,正直,为劳动人民办教育事业有坚持不懈的精神,有创造性的见解,有日新又日新的追求进步的政治倾向,在旧中国是不可多得的人物。旧中国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有这样一位老师也是不容易的。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得益不浅,终身难忘。在上海时他虽然没有什么钱,可和我们地下党同志一起吃饭的时候,总是他掏钱,从不让我们拿,他总说比我们容易找到钱。他在一些日常小事上也是很感动人的。至于后来他对周总理、邓大姐、董老们尊敬爱戴,表现他对党的路线衷心赞同,对党的拥护热爱,这是许多知道情况的同志可以作证的。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有许多优良的传统,他继承和发扬了不少。比如他在一首诗中说:“……好好坏坏由人说,心中如玉一块,恩怨有偶然,毁誉多意外,翻手成云覆手雨,朋友我不卖……”他的一生是做到了这一点的。在旧社会像他这样留过学、有能力有学问的人,追求个人升官发财是很有条件的。但他却视此如尘土,以为劳动人民多做事为乐,这是一种难得的为人民服务精神。这高尚精神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

旧中国许多革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道路,往往思想状况是复杂的,道路是曲折的,但主流是在日益前进,日益向着革命的方向发展。因此,对陶先生,我们也要全面地考察其一生的言行,抓住其主流。我认为他的主流是日益走向进步,走向革命,日益由同情劳动人民走向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毛泽东同志说看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依此来看,陶先生的主流是十分清楚的。

(本文来源:《江淮论坛》1981年第2期)

[责任编辑:华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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