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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罗家伦校长


来源:凤凰江苏

为了热烈庆祝中大母校在2002年的百年校庆,我特写下抗战期间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在校生活中的二三件小事,以襄盛典。

为了热烈庆祝中大母校在2002年的百年校庆,我特写下抗战期间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在校生活中的二三件小事,以襄盛典。

我是在1937年秋考入中央大学政治系的。当时正值“七七抗战”、日寇疯狂入侵,国土大片沦亡之际。我当时的实际年龄还不到二十岁,而且还是第一次远离家门,像被时代的狂风猛卷起来的一颗小小的沙粒,从上海抛到重庆市的沙坪坝,横跨了大半个中国,随风飘到一个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穷乡僻壤、郁郁苍苍的松林坡上揭开了我的大学生活新的一页。

位于松林坡的原国立中央大学校舍

我今年已是82岁的高龄,经历了60多年的沧桑,当年在沙坪坝生活的很多事情都已经从漫长的记忆中逐渐淡忘了。但是还有下列几件小事仍然记得很清楚,好像就在昨天刚发生的那样。

第一是我印象中的几位中大校长——第一位当然是要首推罗家伦校长了。罗校长脸形奇特,鼻子特别大。当时在校的同学中有才华横溢的曾留下几首打油歪诗。其中之一:

“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

沙坪打喷嚏,磐溪雨蒙蒙。”

另有一首:

“一脸猪狗熊、两眼盯上峰,

三技吹拍骗,四维礼义廉。”

当时正流行的一句话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其中的“四维”合成一个“罗”字,而“礼、义、廉”恰好缺一个“耻”字,也就是说他“无耻”。 

上述诗词,皆系游戏之作,对罗校长也有不恭之处,但凭心而论,罗校长在中大的任期较长,对中大的贡献也是比较大的,至少是功大于过,我有下面两点依据:

(一)在抗战初期,因日寇入侵在南京撤退时,他把在南京的整个中央大学的图书仪器都装了几百只木箱长途跋涉地运到重庆沙坪坝,使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在抗战期间构成一个图书仪器比较齐全的后方大学,而且弦歌不断,这一点对罗校长来说是功不可没的。

(二)他到沙坪坝建校以后,大力延聘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来校授课,如李四光、吴有训、孙本文、徐悲鸿、傅抱石等都先后来校任教,在当时的大后方俨然构成了一个“后方学术文化中心”这一点也是功不可没的。

到了抗战后四年,罗校长辞职以后,由于经常闹学潮,因此也就经常换校长。在这四年之中竟换了三位校长,这三位校长是顾孟余、蒋介石和顾毓琇。当时我已毕业,担任了系中的助教工作并兼研究生。这三位校长任期都不长,都呆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像走马灯一样来了又走了。其中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蒋介石来校当校长。他有时来学校看看,每次来的时候手里都拿一根手杖。看到学生就喊着说:“校长来了,校长来了!”他的意思好像是希望大家都能对他鞠躬行礼。但事实并不如此,我们大家都远远地躲开了。

第二是我在沙坪坝学生时期的文艺创作活动以及我与罗校长成了“忘年之交”。我作为一个流亡学生,离乡背井,流浪数千里,来到了重庆沙坪坝这一个陌生的松林坡上。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带着浓浓的乡愁。激扬成为文字,我在当时写了不少怀乡忆旧的新诗,如《湖堤旧梦》、《忆杭州》、《采茶女的悲哀》等等,到处找刊物发表。当时罗校长主编了一个周刊叫《新民族》。(他的那些文章当时都在每周一的纪念周大会上向全校师生先作讲演然后整理成为文字陆续发表的。)而我当时正约了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如地理系的谢宗亚和中文系的蒲立清(女)共同办了一个墙报叫《野火》——寓意是根据一首唐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是不定期的,但半个月之内也经常能换一个版面。我们的墙报是在学校的第一教室的窗外的墙上立一个“墙报板”来公开发行的。——在第一教室的门前有一个斜坡,中经女生宿舍到达山顶上的学校图书馆和阅览室,因此在交通上是一个全校师生的“必经之地”。故当时的读者也比较多。在《野火》墙报的带动下由当时政治系研究生方信为首的办了一个墙报叫《政声》,另有一个历史系比较富有的学生庞曾廉等人出面又办了一个名叫《秀野》的墙报,都集中在第一教室门外的过道上。由于风起云涌地出现了几个墙报,这块地方就自发地构成了当时中大师生在抗战时期的“文化园地”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发表在我所主编的《野火》墙报上的新诗如《湖堤旧梦》、《忆杭州》、《采茶女的悲哀》等投往学校办的《新民族》周刊,结果都按时发表了。这从当时文学的阶梯上来说可以说是“一步登天”了。因为《新民族》周刊是由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主编,同时也由当时在中央大学执教的第一流专家学者执笔,因此在当时的学术水平来说是国内第一流的,而我的新诗几度在《新民族》上发表,这就意味着是“鲤鱼跳上了龙门”,一夜之间,变成了名作家和名诗人了。何况当时罗校长还亲自召见我一次,真使我“一登龙门,身价百倍。”

当时罗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每逢周一一定要到大食堂(可容纳数百人就餐的用竹墙敷上泥巴、十分简陋的学生大饭厅,因为在当时由于抗战期间没有礼堂,便因陋就简地把学生餐厅作为“大礼堂”用)对全校师生讲话。我记得在一次纪念周的讲话中还对全校师生作以下的豪言壮语:“同学们,我们中央大学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炸弹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今后就要同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对着干!”罗校长的一席话在当时我们中大的师生中间引起了深刻的共鸣!当时作为大会记录的是中文系讲师李长之。后来因为李长之另有任用,罗校长便叫我代替了李长之担任了每周一次的全校纪念周的大会记录。这样一来,我与罗校长之间又增加了一层业务上的联系。因此我们已就在无形中变成了“忘年之交”了。在罗校长赴印度担任驻印度大使之前,我与罗校长之间经常有接触。后来罗校长赴印履职。而我则参加了1947年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考试。当时因成绩欠佳未被录取,但通知我可以享受“自费留学”,因此我在1947年的秋季自费到美国留学去了。

世事沧桑,我与罗校长之间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二十二年中一直失去了联系。但最近在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南大校友通讯》1999年秋季号(总第7期),其中有劳远盛写的一篇《罗家伦先生在台湾的最后岁月》的纪念文章,使我了解到罗校长是在1950年到达台湾的。在台湾度过了最后二十年的生活。在台期间他先后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的“国大代表”、“总统府国策顾问”和“考试院副院长”等职,遨游了台湾的名山大川,写下了不少诗文。到1969年12月25日在台湾因久患肺炎,不幸去世。亨年73岁。膝下有两个女儿,长女名久芳、次女名久华、现侨居美国。他的墓建在台湾省阳明山公墓的绿树丛中。异日如有机会到台湾旅游,我一定要到罗校长长眠之地凭吊一番,以寄托我的哀思。

[责任编辑:华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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