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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学时代的回忆


来源:凤凰江苏

我是1933年夏到中央大学物理系工作,我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于1929年(时年21岁)留学法国巴黎大学镭研究所,在居里夫人处从事核谱学的研究。

中央大学校友施士元

我是1933年夏到中央大学物理系工作,我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于1929年(时年21岁)留学法国巴黎大学镭研究所,在居里夫人处从事核谱学的研究。1933年春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在五月离法返国取道德国、波兰、苏联,在德国、苏联的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地各停留几星期进行参观访问,原想参观苏联十月革命后在重工业发展上的成就,因重工业基地都远离莫斯科,因而未能实现,只看了集体农庄等,由莫斯科坐火东经西伯利亚到海参威行驶了七天七夜,在海参威搭乘一艘货船经朝鲜半岛抵达上海。到上海已七月份,正值中国物理学会召开第二届年会,在会上我做了在法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报告。不久我接到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二校的聘书,当时人们都认为中央大学更需要人,我婉言谢辞了浙江大学物理系张绍宗系主任的好意,毅然应聘去中央大学(校本部在四牌楼今东南大学的校址)。校长罗家伦和我见面时就要我当系主任,时我仅25岁,自感太年青,推辞再四,但校长不允,坚持要我任职,把一叠聘书交我分送到系里教师手中。我是初到校情况不明,事后知道在先是倪尚达先生代理系主任,他专攻无线电,系里教师有看法,才有此调整。

我任职后,就请一位助教和一位事务员为我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学期开始即召开全系系务会议,分配教学任务,制订工作计划,明确各人工作职责,对任课教师要求认真执行教学规定:隔周一次不告而行的测验;一月一次的月考;学期终了的期终考,三门课程不及格者退学。对助教除带实验外要批改学生作业,五年以上工作成绩优良者才可升为讲师,要求教师课余之暇进行科研工作。我是系主任,我自己担任两门课,普通物理和近代物理,当时没有中文教材,只有英文参考书,所以学生听课认真并记好课堂笔记.要求教师主要精力化在教学工作上,我还带毕业班的学生论文。当时物理系有教授四人,讲师二人,助教十余人,学生一年级十人左右,共四十人左右。另外还承担全校理、工、医、 农、师范等各学院的物理教学任务,人数约在四百人左右。

由于需要光学教师,我邀请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周同庆来中大,他的专业方向为原子与分子光谱,他对系主任工作有兴趣,我就让他担任系主任,这样我摆脱了行政事务,有时间开展一些研究工作,曾想向国外购置些放射源来做研究工作,但无经费未能实现。系里有台X光机,我就用它开展X光结构分析方面的工作,于1936年发现液态钠中有晶体存在,并开展了弯曲晶体聚焦的工作。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战事发,记得八月十五日我们正在图书馆批阅学生入学考试试卷时,警报声响了,一架日机迎面而来,大家慌忙进入地下室,一声巨响,炸弹爆炸了,马路炸成大坑,日机不断来骚扰,学校无法教学。罗家伦校长从庐山回来带来迁都重庆消息,于是中央大学跟着西迁重庆,十月间全校师生,分散坐船,溯江而上,一路含辛茹苦,师生陆续到达重庆,建校于沙坪坝重庆大学旁的松林坡上,教学与生活用房都是快速搭成的简陋平房,教师中每家付出八百块钱可得四间三十平方米的住宅,在松林坡旁,嘉陵江畔,十几家形成一个石门村(因江中岩山形成石门而得名)。四川天府之国,物产丰富,物价便宜,对安定师生生活有利,1937年底中大就正式在重庆上课了。

但日机还经常骚扰,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在离沙坪坝二十五里沿嘉陵江上游处建立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一年级学生在此上课,柏溪地处重庆远郊,一片荒野,日机轰炸无目标,故从未受到干扰。

1938至1939年间,南京武汉……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日寇气焰更是嚣张,日机对陪都重庆骚扰益频,甚至午夜,皓月当空,也来轰炸,在1940-1941年间中央大学多次遭到轰炸,食堂和宿舍有中弹烧毁的,石门村历史系金流级先生家被炸弹命中,顷刻之间,尽成瓦砾和灰烬,学校为了避免损失,把珍贵图书和仪器放进防空洞中,警报一响,人们纷纷进入防空洞中,警报介除,人们照样工作,1942年后,日寇忙于南进,日机亦疏来袭,教学秩序更趋稳定。

1945年8月14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出兵东北,日帝腹背受攻,大势已去,被迫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我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原子弹的文章,阐述了原子弹能量的产生和巨大威力,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浓厚兴趣,纷纷要我去做报告,连蒋介石也令侍从室派人来要请我去,说要我制订一个造原子弹的计划,因这年是我的休假期,我被南京临时大学请去教课,在白市驿机场乘坐了一架军用小飞机到南京去了。

1946年5月至7月中央大学复员,迁回南京,南京中央大学校舍在南京沦陷时,被日寇占为伤兵医院,故刚回南京,校舍中空空如也。当时校长吴有训为了恢复学校面临整修校舍的首要任务,向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要经费(教育部就在成贤街,在中大的南边,不过一箭之遥),可是朱无钱可给,教育部确是没有钱,因为国库里的钱都被蒋介石用来发动内战了,吴去教育部,往往乘兴而去,败兴而回,见到我,垂头丧气,怨言不绝,我很同情他的困难窘境,思念到既然教育部无钱,那国防部肯定有钱,为他出了个主意,不妨籍口要开展对原子弹的基础研究,要求国防部资助,拨给研究经费,我亲自带了校长的信去国防部见钱昌照,固然钱昌照满面春风,表示乐予资助,因此国防部确是拨给中央大学一笔经费,物理系也获得了这笔经费的部份,使实验室得以重建和整顿,使学生的物理实验得以进行。

1946—1949年间内战爆发社会动荡、物价飞涨,人心不稳,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物理系学生也非常活跃,但我那时对政治不甚关心,专心于教学与研究,由于自己也是学生出身,在感情上自然站在学生一边。

淮海战役后,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南京已危在旦夕,1949年1月校长周鸿经奉政府旨意企图将中央大学迁往厦门,遭到全校师生员工一致反对而未成,3月周下令把图书仪器装箱运往台湾,意欲把中大迁往台湾,校方派人送来木箱,我是系主任就令系里技工高成功师付把原版杂志装满箱子,而后从二楼推到一楼,结果木箱经不起考验,木箱粉身碎骨,这样箱装不成,无法搬迁,只好不搬,实际上大家是不想搬,这是消极对抗而已。物理系不迁,理学院也不迁,理学院不动,工、农、医学院也不动,周鸿经、唐培经等成为孤家寡人,只得携款逃往台湾。而中央大学广大师生员工以及职工家属守护着学校图书仪器,怀着欣奋的心情,静待解放。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央大学军管,8月改名为南京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南京大学正式成为文理综合性大学。

中央大学自1928年至1949年的二十一年期间,正是我国处于动乱、受凌辱的时代,兵荒马乱,经济凋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31年九·一八事件、1932年一二·八事件、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件,日寇不断入侵,终于爆发了八年抗日战争,接着是三年解放战争,抗日期间,中央大学曾一度西迁重庆,后又迁回南京。在此期间,中央大学虽然基本上年年招生,年年有毕业生,但只能说勉强维持教学现状,全校教师人数徘徊在四百人左右,学生人数则在一千六百至二千五百之间,教学工作勉强完成,科学研究很少开展。这是那时整个中央大学(即是包括文、理、工、农、医、师范等学院)的情况,物理系作为中央大学理学院的一个系,情况也如此,徘徊不前。但情况虽如此,广大师生员工在艰苦的条件下兢兢业业努力奋斗,还是培养出不少人才,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有的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杰,如我系的吴健雄成为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还有如艺术大师徐悲鸿,其作品达到登峰造极,成为举世公认的不朽之作.类似的杰出人物是不少的,不能一一例举。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央大学经过院系调整分别成为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即原南京工学院)、河海大学、南京化工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大专院校。在党的领导下,已有很大的发展。因此,回想中央大学短暂的二十一年历史,是多么坎坷!多么艰辛!思念及此就感到今日是多么的幸福!

(本文来源:1994年《物理》)

[责任编辑:华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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