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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文艺大讲坛|毕飞宇:我就是那远东的“堂吉诃德”


来源:凤凰江苏

“我渴望简单,就像穆里尼奥所说的那样,‘我是一本打开的书,一切都袒露无遗。我愿意分享。’”一个以写小说为生的人,他的工作就是打开他自己。作家有可能神秘吗?有,要么写不出来了,要么从来都没有写过真正的文学。”——毕飞宇

编者按:钟山文艺大讲坛是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文联发起主办,南京报业传媒集团、南京广电集团协办,凤凰网江苏承办的系列文艺名家面对大众的普及讲座。

钟山文艺大讲坛的开设,旨在加强市民的艺术教育,提高大众的文化艺术素养。

5月份,“大讲坛”的首场讲座邀请到了当代著名画家高云,在南京老门东及物艺术空间做了精彩讲演。6月27日,“大讲坛”将邀请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作为第二期主讲嘉宾,敬请期待!

毕飞宇

个人简介:毕飞宇,1964年生于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大学文学院(原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会委员、南京大学教授。代表作有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玉米》、第二届冯牧文学奖的中篇小说《青衣》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推拿》等。

“我渴望简单,就像穆里尼奥所说的那样,‘我是一本打开的书,一切都袒露无遗。我愿意分享。’”一个以写小说为生的人,他的工作就是打开他自己。作家有可能神秘吗?有,要么写不出来了,要么从来都没有写过真正的文学。”——毕飞宇

写小说完全依靠自己是件冒险的事

“我喜欢两个人就一个问题进行开放式的讨论。从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那一天起,这样的对话就没有离开过我。可以说,对话就是我人生的另一个局面。”在毕飞宇看来,“一个写小说的完全依靠自己,把自己封闭在书房里面完成自己的一个世界,是件挺冒险的事情”,故而他极看重对话的作用。

作为一个“说话有点障碍的人”,只要谈到文学,“无论认识或不认识的,无论是谈哪个作家、哪部作品,无论有没有读过”,毕飞宇任何时候都保持热情,且“内心所有的墙都没有了”。

除对他人外,毕飞宇对自己也是“一本打开的书”。在作品中,他也会借助笔下的人物将自己的精神、气质融入到小说的骨血之中,并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毕飞宇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毕飞宇认为自己在精神、气质上与堂吉诃德有些相似,他曾在自己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通过“我”的回忆,将读者带入40多年前的苏北农村,从而塑造了一个在贫困农村成长起来的、有些像堂吉诃德的男孩形象。

男孩没有马,就以水牛代替“驽骍难得”( Rossinante,堂吉诃德为他的马取的名字,意为“第一”“最好的”),想像着自己是革命宣传电影里的光荣骑士。这样一个“黑色的、皮包骨头的、壮怀激烈的少年,他是年少的、远东的堂吉诃德”。但与真正的“堂吉诃德”不同的是,面对不公大行其道的环境,男孩有时也会苟同甚至附和谎言。

在谈及堂吉诃德时,毕飞宇就表示,“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他面对未来,一往无前,面对着那个风车,他有扑上去的勇气,这个都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拥有的品质,至少在内心要有这个东西。” 

回首往事,苦难感已成逻辑性感受

毕飞宇虽然成长于“文革”时期,但乡村相对宽松的氛围和广阔的自然环境也让他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激发了他对生命的热爱。在生活中,他是一个乐观、阳光的人,不畏磨难,心胸豁达。

一次访谈中谈,毕飞宇说“即便是一篇作品也发不出去的时候,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能力,我会鼓励自己耐心地等待。”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就满溢着他从自然界得到的抚慰和能量,他能在困境中发现美好,把苦难转换为对生命的尊重,在叙述悲剧的同时给人以希望。“作为一个出生于1964年的中国人,一个倒霉蛋的后代,在我年近半百并回首往事的时候,苦难感已经成了我的逻辑性感受,这是一种‘长大’的感受,也是一种‘长大’的判断。”

随着阅历的增长,毕飞宇更具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的人生态度也变得更加包容,使得他在揭露人性缺点的同时也注重开掘他人温和的一面,发现人性中的闪光点。读者在他小说中所呈现的苦难之下,能感受到一种坚毅、温和的力量,这也令不同思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产生共鸣。而这一特点既是人的生命力的自然体现,也是毕飞宇自身精神世界的外放。

所以,《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结构是开放式的,作者没有从故事出发,也没有从人物出发,而是从心灵出发,选取那些作者认为有意义的人、事、物来写。每章每节有长有短,不受形式上的约束,给人一种摇曳多变的美感。

作为读者,在阅读“苏北少年”时,如同和作者进行了一次坦诚的交流,犹如一次分享童年秘密的阅读体验。

[责任编辑:唐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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