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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文艺大讲坛 | 毕飞宇:我是靠语言去生活的人


来源:凤凰网江苏

6月27日,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先生做客“钟山文艺大讲坛”,在南京老门东及物会馆为公众带来了一场近距离了解小说及小说创作的文学讲座。“钟山文艺大讲坛”是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文联发起主办,南京报业传媒集团、南京广电集团协办,凤凰网江苏承办的系列文艺名家大讲坛“钟山文艺大讲坛”的第二场讲座,也是毕飞宇面对公众的又一次讲演。

“当一个人有办法让语言始终生活在自己的身边,当他可以享受语言的时候,他就不会孤独,他的内心就永远也不会枯竭和死亡。”——毕飞宇

毕飞宇做客“钟山文艺大讲坛”(摄/周顺康)

6月27日,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先生做客“钟山文艺大讲坛”,在南京老门东及物会馆为公众带来了一场近距离了解小说及小说创作的文学讲座。

“钟山文艺大讲坛”是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文联发起主办,南京报业传媒集团、南京广电集团协办,凤凰网江苏承办的系列文艺名家大讲坛“钟山文艺大讲坛”的第二场讲座,也是毕飞宇面对公众的又一次精彩讲演。

毕飞宇的文学创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此后便笔耕不辍,持续至今。一步步走来,从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起,到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奖《玉米》,到其转型之作——中篇小说《青衣》,再到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推拿》,毕飞宇的文学之旅硕果累累。

毕飞宇做客“钟山文艺大讲坛”(摄/周顺康)

坚持零度写作

绝不写莫名其妙的爱与恨

讲座中的毕飞宇(摄/周顺康)

“我的小说之所以是今天这样的,和我是江苏人、是江苏作家有很大的关系,我是在江南的文化背景、生活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我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是接近南方的,是接近讲究、精准、优雅的。”毕飞宇自述。

1964年,毕飞宇出生于江苏兴化杨家村,童年时期的乡村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让他得以接触到生活的源头,以参与者的身份体味普通人的冷暖悲欢,他的小说俨然成为社会生活的见证。

“当我还是一个生活在苏北的少年时,当我决定拿起笔来写作时,我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是一个基础体温特别高、易感,血液马上就会升上来的一个人。”讲座开始,毕飞宇如此描述自己的写作初体验。

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式踏足文坛没多久的毕飞宇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接触到了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概念,此后的小说写作中,毕飞宇对“语言的温度”倾注了更多关注。

有文学评论家说,毕飞宇的文学创作大体以《青衣》为界。《青衣》之前,他的小说语言典雅整饬而又不失清纯流丽,是一种“书生气”很重的话语表达方式。而在《青衣》及之后的创作中,他的修辞方式突变,故事性明显增强,而语言表达却越来越理性、克制。

“对于我这种写实倾向较重的作家来讲,‘零度写作’的概念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我35岁左右时,也就是写作《青衣》的时候,我的语言温度是越来越冷的。”在毕飞宇的观念里,中国现代作家中,小说语言温度最高的是巴金,最冷的是鲁迅。

“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在语言的运用上是极为克制的,他的小说中很难看到过分的情感流露。‘巧言令色鲜矣仁’,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学领袖和精神领袖,鲁迅要保证自己的作品有相当的可信度,所以对他来讲,小说写作中克制的语言是必须的。”与鲁迅相似,在小说写作中,毕飞宇的立场始终是客观的、描写始终是精准的,他不会在作品中“莫名其妙地产生爱,也不会莫名其妙地产生恨”。

《玉秀》写了两遍

因无法承受小说内部的死亡,想过放弃

“一个小说家哪怕写了一辈子,其实他谁都没写,他最终写的是自己,或者说是自己不同的一个侧面。”讲座中,话题触及作品《玉秀》,毕飞宇道出了作家们内心的秘密。

毕飞宇(摄/周顺康)

在毕飞宇的小说创作历程中,《玉秀》是他的重要代表作,在许多的公开场合,毕飞宇也多次谈论这部作品。“写《玉秀》的时候,实际上我和玉秀这个人慢慢在磨合,磨合到最后变成了一种高度契合的关系,当契合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就是不能分开的。”

“小说课”中,毕飞宇详细地谈论了自己写作《玉秀》时的心路历程,他说“在我的写作生涯里最难的日子,玉秀正在往下陷,越陷越深,这个该死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回放,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

当小说的故事慢慢展开,当人物命运的脉络渐渐清晰,作者就不能再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笔下的角色了,他们会拥有自己的宿命。对被“伤害”命运的描写,演绎成毕飞宇小说悲剧的魔咒。

“当玉秀在我的小说里真的死去时,我的内心非常愧疚,我像一个杀人犯一样,每天处在恐慌之中。”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对写作和死亡这个问题,毕飞宇的内心是挣扎的、是恐惧的。

“最严重的时候,我甚至想放弃写作,我无法承受小说内部的死亡。那种痛苦,外人无法体会。”《玉秀》完成之后,毕飞宇丝毫没有体会到一部小说完成之后的轻松,玉秀的死亡进程一直在他脑袋里回放。

备受玉秀死亡结果的折磨,毕飞宇感到无法承受,他决定重写《玉秀》。“《玉秀》是我唯一写过两遍的一个作品,第二次,在小说的结尾,我让玉秀活了下来。对《玉秀》这个作品而言,到底是好还是坏,批评家们怎么说,出版人怎么说,读者怎么说,我已经管不了了,这个时候我要更多地考虑下自己。”

讲座中,面对面地聆听毕飞宇讲述自己创作《玉秀》时的心路历程,我们感受到了作家在面对死亡和灾难时,内心的那份煎熬。对于一个严肃作家来说,毕飞宇需要强大的内心去承担。

谈小说《推拿》

生命被遮蔽的人是不幸的

毕飞宇(摄/周顺康)

从2007年初开始,毕飞宇着手于《推拿》的创作,并于2008年夏天完成写作,9月付梓出版。

“我写《推拿》用了13个月,其中90%的内容我用了4个月就写完了。最后两章我却用了9个月的时间去慢慢调整。”此时,如何让小说在情节上变得理所当然、而又无懈可击成了毕飞宇关注的重点。

《推拿》的出版为毕飞宇赢得了众多肯定:2008年他凭借《推拿》拿下了《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及中国小说双年奖等奖项,随后又于2011年斩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小说《推拿》真实地再现了一群盲人推拿师的生存状态及境遇,他们的性别、年龄、面临的困境各不相同,但都选择了推拿师这一职业,同时又都因自身的残疾难以融入社会,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他们的生命处在被遮蔽的状态,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2015年,电影《推拿》获得了年度华语最佳导演奖,变成了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我非常感谢电影《推拿》的导演娄烨、电视剧《推拿》的导演康红雷、话剧《推拿》的导演郭晓楠。因为他们和这本书,很短的时间里在整个中国形成了一个《推拿》的热潮,因为这样的热潮,我们的社会开始关注残疾人。”

很多人都想写大的时代,创造宏大的叙事,但在毕飞宇的这本小说里,他从一个小的窗口切入,关注边缘群体的命运,关注人物内心细微的变化。在《推拿》中,盲人依赖于“主流世界”的规则,并且对其心存畏惧。

“我们所面对的盲人不是怪兽,他内心的内容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他的爱、他的恨、他的失落,和我们一模一样,你要把他们当成普通人。”抓住这一点,毕飞宇找到了现实社会中盲人们“疼痛”的根源。

完成《推拿》之后,毕飞宇直言,“与其说是小说的才华帮助我写完了这部小说,不如说是人格的提升帮助我写完了这部书,是对生活认知的提升帮助我写完了这部小说。”

讲座的最后,毕飞宇就观众比较关心的江苏作家群体的创作特点、“小说课”的成书历程,以及作家对个人写作身份的坚守等问题,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了交流、讨论。(文/唐婧)

[责任编辑:唐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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