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烈士谢庆云之女追忆父亲:父亲是勇敢的共产党员


来源:凤凰网江苏

南京南郊中华门外的雨花台自1927年起,就成为国民党当局杀害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的刑场。在这里殉难的革命烈士多达10万人,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足30岁,留下姓名的仅有1519名。谢庆云,1900年生,山东巨野人。1921年,在冯玉祥部第十六混成旅第一团孙良诚营任职。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六工委成员,公开身份为国民党第107军副军长兼该军驻南京办事处少将处长。1948年,因在淮海战役中策反孙良诚部起义于南京被捕,1949年牺牲。

烈士谢庆云之女追忆父亲:父亲是勇敢的共产党员

南京南郊中华门外的雨花台自1927年起,就成为国民党当局杀害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的刑场。在这里殉难的革命烈士平均年龄不足30岁,留下姓名的仅有1519名。

谢庆云,1900年生,山东巨野人。1921年,在冯玉祥部第十六混成旅第一团孙良诚营任职。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六工委成员,公开身份为国民党第107军副军长兼该军驻南京办事处少将处长。1948年,因在淮海战役中策反孙良诚部起义于南京被捕,1949年牺牲。

谢玉茹,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烈士谢庆云之女。

聚少离多的童年生活

谢玉茹:我们很少跟爸爸在一起,像人家现在有的孩子跟爸爸妈妈很熟的,爸爸妈妈抱着什么的,我们没有这个,他都是跟我们很少见面,他都是在外面,跟他没有在一起生活很长时间。我们跟爸爸开始很生疏,因为他根本不在家里头,我们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候我们都说,他认不认识我们,他认识不认识我们是第几个,我们家不是四个女儿吗。

有一次就是爸爸跟我们见面的最后一年了,大概是1945年,或者是1946年了,那是他被捕的前一年,他就带我们都到上海去了,说带我们玩一玩儿,他回来还说,我又做爹又当娘了。

因为我爸爸他很少回家,回去了以后,有时候是这样,我小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是五岁,我们这些孩子就乱跑乱闹的,把他吵醒了。后来他就把我们都叫来,问我们功课,问了功课以后,我们就答了,答得好的,把我们这几个人呢,带去出去玩儿,就买了点东西,奖励我们,给我买草帽,给我弟弟买的衣服,就是奖励我们。平常的话他要在家的时候,就让我们每天早上都要交大字,一篇大字三行小字,让我们写了以后他给我们每个人判圈,他拿红笔圈。他说一定要把字写好了,这是一个人的最初给人的印象,一个门面、最初的印象,你要字要写得好,所以就特别注意我们写字,让我们每天都交字,这是我记得比较深刻的。  

他是很能接受新鲜事物的一个人,他很聪明。一个是让我们练字写好字,他练的是魏碑,他自己没有念过大学,中学都没念过。就是在当兵以后自己练的,他的字写得挺好的,他练魏碑。平常我们吃得都很节省,因为我们家人挺多的,不可能每天都吃肉,不像现在,确实是。虽然他工作也不是挺贫穷的,生活还是挺优沃的。但是我们吃得很节俭,不是吃得很大鱼大肉的,都不是,吃的都是青菜什么的。他就告诉我们青菜,要吃菠菜的话要吃根,把根都要吃掉。

那时候我们家人很多,山东经常有灾,特别是鲁西,鲁西这个地方黄河发水。整天发水,经常每年都要发水,治理的工作可能也跟不上,经常有家乡的同乡,也不一定是什么亲戚,都来到我们这儿来,到这儿来爸爸就给钱、给吃饭,所以我们家里人就挺多的,在北京也是这样。但是当时没有那么明确,像现在似的,那么明确说要就劳苦大众什么的,没有这样但是都是穷人才到我们家来。

开展地下工作

谢玉茹:他没有参加党,没有参加共产党以前就跟党有联系,做些事情。我妈妈她在家里,有些事情知道得不是太清楚,但是也知道一些事,比如说向解放军提供武器和药品。不是明着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的小屋子里,仓库里、楼下、楼梯下面的小屋子里,都在那些地方放着,后来在楼上有一个储藏室,就放在储藏室里边。就是步枪那些东西,她妈妈都知道这是那边解放区的,就是给那边寄的。

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几个月就有一次运送给解放区送,晚上大家都知道这事可是也都是会心的,我们都知道,但是都不嚷嚷。也不说,反正是一个机密的事情,晚上都是频繁地,十二点了往出搬这些武器和药品。那时候我爸爸的朋友,我们也不去问什么朋友,反正就在这儿住,这个朋友在这儿住几天,那个朋友住几天,后来听说都是躲避逮捕什么的。党当时给他的任务就是掩护,掩护革命的同志,这样经常有人在这儿住我爸爸陪着,我们都不来往的,我们都是早上上学,晚上放学。

邻近解放被捕,壮烈牺牲

1948年底,淮海战役正式打响,谢庆云、王清翰等人积极策反时任第1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107军军长的孙良诚。但孙良诚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旋即将谢庆云、王清瀚策反部队之事向国民党第8兵团司令刘汝明告密,致使谢庆云、周镐、王清瀚等人被捕牺牲。被捕前,谢庆云已察觉到情势危急,将年幼的子女送达上海。

谢玉茹:有一个副官,偷着从我家里跑出去了,从窗户里跑出去的,他爸爸被逮捕以后,家里有两个礼拜,都是有国民党的特务在里面呆着,呆着就看看有什么人来联系他,后来就派一个我三叔的小孩很小,就让他出去买菜,别人都不能出去,那个副官是从窗户里偷着跳出去了,到上海给我们报信,我们才知道他被捕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副官报告说他已经被捕了,说爸爸走的时候就说,你们别害怕,没事,过几天就回来,这么说了就走了。后来副官说,看看怎么办,联系一下,还有些朋友,跟朋友商量一下,看怎么办,后来那些朋友也都害怕,有的也找不着了,原来有些联系的也不联系了。

后来我们就找了一个比较,多年在我们家的一个副官,跟我父亲一直,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在我们家里头,就这么一个姓田的副官,还有一个表哥和一个远亲,他们也在我们家里照顾我们,表哥年龄比较大一些,叫席泽民(音),他们两个人就到南京去找人、去活动,就是这样,后来从监狱里边我爸爸写出一封信,就是说让他们找谁,找哪几个人。 

第二次再找特务吧,他说已经不行了,我爸爸已经扔到黄埔江里了。我估计爸爸没有承认他是共产党员,说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呢,里边有的人出来说,他不是出来了吗,怎么到现在没有出来,到我们家找我爸爸,肯定是那时候没有问题的人都放出来,他没有承认他是共产党。特务也没有什么根据,找不出他的根据来,大概是说从他的屋子里头,特务不是抄家吗,南京也抄家了,走的时候也抄家了,那时候抄家,就南京的抄家,没有搬什么东西。就是抄信件,好像是说抄出一封信来,但是也不知道什么信,反正是他没有承认他是共产党员,那样的话,人家当时放出一些嫌疑的人,他没有没放出来,他第二次副官和表哥不是联系去,第一次就说要多少金钱,第二次我们说没有那么多,第二次又去找特务去了,再找也晚了,我爸爸也送到麻袋里,送到黄浦江了。我们找到那个特务,他说我爸爸装到麻袋里扔到黄浦江了,没有尸体。我们知道爸爸牺牲了,但是还想着,他是不是没有死啊。

烈士正名

谢玉茹:我妈妈知道我爸爸给咱们解放区送东西了,都知道说爸爸参加过革命工作,参加过这方面的工作,但也没有证据,说怎么办呢,我们想也不能老这样,他总是有点不好的名声,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后来就有一个跟我爸爸一起参加军队的,原来不是冯玉祥的军队吗,跟他一起参加军队的一个朋友姓郭。

他就告诉我们,就说你们应该写信给中央,把这事弄清楚,后来我就写信,写信给中央以后,听说是中央调查的时候,后来派出所调查,查完了以后,安局的人找我们家属,我们姐妹几个人都聚到我妈妈的屋子里,把这个调查结果跟我们说了,就说他是怎么回事,现在是定为烈士了。

因为我们家属在北京,所以大家决定由北京市公安局来调查,经过两年的时间,访问了一些朋友、一些人,因为调查时间比较晚人就挺少了,还调查了一些犯人、罪犯,另外还访问了一些领导,在这三方面就把这问题现在初步调查清楚了,后来我问公安人员,我说那爸爸是不是共产党员,公安人员说爸爸是共产党员。 

“不劳动,不得食”

谢玉茹:爸爸在世的时候就让我们劳动,说要劳动才能吃饭,就是这样,不能指着别人养活,以后解放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过一两个月爸爸就叫我们一起,特别是男孩子,都叫到一起,就说像忆苦思甜似的,就是说我以前都很苦,当兵的话就很苦的,脚都破了还要走路,夜行军什么的都是很苦的,你们现在生活那么好,应该好好地锻炼、吃苦,另外有的时候他不是经常有人来往,有从解放军过来的人吗,他就听说山东正在大生产,解放区正在大生产,人都要劳动,不劳动就是不得食,你们必须都要准备着,男孩子就要学工。

爸爸说女孩子就要学医,我们就想要学医,所以我跟我姐姐都是学医的,她是学医,我是学药,我妹妹她是学的师范化学系。爸爸就说你们以后可以自立更生,爸爸说你们一定要能有干活,将来有本领,要能吃苦,你要不干工作,不能在家躺着,让家里养你们,所以我们在家里搞了一个织布机,自己学织布,在南京、在车房里。 

我们在池塘边上要种菜,我们都自己种菜,当然我们楼下革命者和穷苦大众人很多,也不可能靠这菜就吃饱了,当时解放区都搞大生产,以后都要自己劳动才能吃饭,所以爸爸让我们也自己劳动。他说以后的生活都要有思想准备,解放以后的生活不是像现在,都是吃吃喝喝,这不行,就要劳动、要吃饭、要劳动才能吃饭。那我们都是十几岁了,是十四、十五岁了那时候。

我就觉得我爸爸非常能干,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说我爸爸是挺好的,挺优秀的一个人,我们也不能太差了吧,我们都应该好好工作,老老实实地工作,都是这样没有什么特殊的,我们也要差不多。我的两个儿子也都受我爸爸影响,既然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自己也应该好好做。什么东西都按照应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在单位也是,有的做的有些不对的,我是不会跟着做,就是这样,我不能给我爸爸丢脸。 

[责任编辑:唐静静]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

今日推荐

凤凰新闻 天天有料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