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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大撤退:中国版“敦刻尔克” 保住国内工业元气


来源:南京日报

因为电影《敦刻尔克》热映,二战中的大撤退成为眼下热点话题。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的一年多前,在被日寇蹂躏的中国大地上,也发生了一场辉煌的大撤退——&ld

因为电影《敦刻尔克》热映,二战中的大撤退成为眼下热点话题。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的一年多前,在被日寇蹂躏的中国大地上,也发生了一场辉煌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

在武汉沦陷时,中国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最后一点家底都还滞留在仅仅300多公里外的宜昌城内。然而,在短短40天内,它们被撤走了,保留了当时中国工业仅存的一口元气。此举被视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更让人惊叹的是,“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军队执行;而“宜昌大撤退”依靠的却主要是一位民族企业家和他的民生公司。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怎么完成的?

危险来袭

武汉沦陷,9万吨重要战略物资还滞留在300公里外宜昌城

1938年10月24日,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一线开始向西南大举进攻。至此,中国国土已失大半,中国彻底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除了苏联一点有限的军援外,英美等国家皆袖手旁观。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是滞留在宜昌城内的9万吨重要战略物资——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掐在这里了。 

可是,想保住这点家底几乎是不可能的——宜昌离武汉只有300多公里,日军开车只需要几个小时,飞机更是几乎一起飞就能立即投弹轰炸血洗古镇。此时从武汉撤离的众人也把目光投向了江边的宜昌,所有难民都想通过这里前往几千公里外的“西南大后方”,最多时滞留几万人。一夜之间,西迁的移民和物资,把这座古城撑得爆满。

难民入不了川,会遭日军屠戮;物资不能及时转运,意味着“大后方”的军事工业重建难度大大上升,一旦落入日军之手,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为了阻止日军西进,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军事会议曾决定:将征调的12艘海轮、国营轮船公司招商局的4艘江轮以及民营民生公司的轮船,凿沉于江底,在湖北省田家镇长江段上筑起第三道防线。 

民生公司的创办人兼总经理卢作孚被这个消息砸蒙了!他深知,一旦连民生公司的船都凿沉了,转运物资及难民就彻底没戏了。

那时候的中国,不比现在,想要入川,没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唯一的方式就是长江水路。当时国内有两位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轮船公司和鸿安轮船公司,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然而,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已被凿沉于长江下游,用以封锁江面,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川江。能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并且,民生公司的轮船都是为在长江流域航行量身打造的,在航道狭窄、滩多水急的长江上游航段,只有这些船才能航行。 

卢作孚给蒋介石发了封急电:集中船只,无论大小,在11月底前将滞留在宜昌的9万多吨物资和3万多难民运抵四川。时任湖北省主席的陈诚也向蒋介石发了封密文,请求答应这一提议——民生公司的船不能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最后,卢作孚的建议被采纳了。一批钢筋水泥船代替轮船沉入江底。 

就这样,转运战略物资的重担落到了卢作孚这个矮小、清瘦的四川人身上。留给他的抢运时间只有40天。因为,每年12月开始,长江会进入长达5个月的枯水期。在枯水季节,三峡的水位将大幅降低,原本处于深水中的大量礁石会因此进入浅水区,甚至成为明礁。这时,在三峡航行将变得更加凶险,生死难料。

紧迫的战局和长江的枯水期,就像两只大手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孤军奋战

采用三段式航行法,

将往返重庆时间从6天缩短至2天

按照民生公司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能运1.4万吨,要将9万多吨物资和3万多难民全部运往重庆,几乎不可能!国民政府也曾派人与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接洽,希望这些公司的轮船参与支援抢运。然而,这几家外国轮船公司声称保持“中立”,可以运人,但拒绝运送兵工物资。至于民用物资,他们开出了高达300—400元/吨的运输价格!

于是,民生公司只能孤军奋战。

卢作孚召集人员,连夜起草出《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为抵制外国轮船公司发国难财哄抬运费与票价,公司不仅免费送难童,半价运伤员、学生,还大幅降低运费标准:民间物资运费60—80元/吨、普通公用物资运费40元/吨、兵工器材运费30—37元/吨。为加大轮船的运输力,他们停售卧铺,乘客一律实行坐票,从前睡一人的卧铺改坐5人。 

最厉害的是,卢作孚制定了“三段式航行”方法,从而将往返宜昌和重庆所需的6天缩短为2天!“三段式航行”的原理就在于把一条江看成三段,第一段是宜昌到三斗坪,第二段是三斗坪到万县,第三段是万县到重庆。民生公司将可调用的24艘船(其中22艘属民生公司,另2艘是悬挂法国旗的中国船),依照吨位分为大、中、小三个船队,分别投入到分截开的三段江面。大吨位的船投放到最下游的第一段(宜昌到三斗坪),中吨位船队投放到中游第二段(三斗坪到万县),小吨位船队投放到上游第三段(万县到重庆)。同时对不同物资的运输方法也作了区分:最重要、最笨重的设备直接送到重庆;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就缩短航程送到万县;更轻、更不重要的,就再缩短一半航程,送到奉节、巫山或者是巴东卸下,留待以后再来转运。这样一来,川江中水位的时间就被充分利用,仅有的运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出来。

为尽快运走物资,在卢作孚指挥下,三峡航段增设了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人、征用民间木船850多条。他还下令,所有需要运输货物的单位需马上报告吨位。因形势恶化来不及运输的物资也绝不能留给敌人! 

10月24日早上7点半,装满人员和物资的“民权”号轮船从宜昌起航了,比预计时间提前了半小时。这是抢运计划实施后,民生公司开出的第一艘船,将几百名孤儿、难童送往了后方。

码头上,人群的慌乱逐渐缓和,慢慢恢复了以往的秩序,大家都自觉按照民生公司的方案排起了队。卢作孚想方设法挽救那些没人管的孤儿难童,此举得到了全城百姓的信任。他们相信,卢作孚一定也会让自己登上保命的轮船。

绝地求生

顶着炮火前行,

冒险在暗礁密布的川江夜航

虽然日寇占领武汉后,把注意力放到了大城市湖南长沙,但对宜昌也还是加大了空袭频率,每天都会有日本军机对运输航船进行轰炸。据参与“宜昌大撤退”的幸存者回忆:“一听到飞机来了,比在岸上更要紧张,因为在岸上还可以躲进防空洞,水中航行根本无处可躲,周围都是水,只有靠船长这么开、这么躲。” 

船行三峡,本已十分凶险。更何况船的操控性本身就很差,速度也不快,一旦飞机进行轰炸,根本不可能及时躲闪。“躲了上面,可能下面就会触礁了,一旦被击中,三分钟船就沉下去。” 

好在三峡航道狭窄弯曲,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日军飞机为了避免撞山,不敢低空轰炸。所以,卢作孚为轮船装上无线电台,随时接收军方发来的空袭警报,尽量让轮船提前靠岸借助悬崖遮蔽,让飞机难以发现目标。 

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就是这样,顶着日军的炮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着抢运任务。对于这一阶段的紧张与忙碌,卢作孚在《战时运输最紧张的一幕》中这样描述:“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整个过程就像是现代工业流水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到了11月中旬,40天的期限已经过半,而货物才运了1/3,船员死伤和船只损毁情况严重。不得已,卢作孚决定:所有轮船开通夜航! 

在险滩礁石密布的川江夜航,相当于“盲人骑瞎马”。那时候,船上可没有雷达、声呐探测器、GPS定位系统这些电子设备帮忙。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川江都是禁止夜航的。然而民生公司的船员们还是执行了命令。领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船长)对川江上的每一个峡口、险滩、礁石,甚至是每一处漩涡都烂熟于心,在一个又一个漆黑夜幕下的川江中,带着船队绝地求生,让夜航顺利实施。 

1938年11月下旬,枯水期将要来临,中水位轮船已不能在川江继续航行。卢作孚及时组织民生公司员工改用木船和绞盘拖船,装载余下物资日夜运输。行至险滩水枯处,民生公司的员工与前来援助的军民一起,改用人力在长江岸边拖着一艘艘分装的木船艰难前行。 

力挽狂澜

日军进入宜昌时,

看到的已是一座空城

1938年12月,川江里,轮船的螺旋桨打到河床上、飞起了鹅卵石。川江的水位不再适合航行。而此时,原来在江边堆积如山的军工与民用器材已经基本顺利入川。 

在指挥运输的一个多月里,卢作孚日夜守在指挥中心,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他对全局和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深夜时分,他亲自到码头检查装卸情况,为工人、船员解决困难。他鼓励部下:“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值得一提的还有,民生公司所有人员都能够绝对服从命令也是决定抢运成功的关键因素。“九·一八”事变后,卢作孚就做好了参加抗日战争的准备。他向员工们发出倡议:“我们应做义勇军的预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在民生公司,每一个新进人员都需要经过军训和技术培训。宿舍像军营一样整洁,员工穿统一的民生服,在食堂统一就餐。 

正因如此,卢作孚以及他的民生公司才能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此次大撤退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职员牺牲、61人受伤致残,经营损失在400万元以上。但是,这40天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运输总量。 

到1940年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通过这次抢运到大后方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机器设备,每月可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十字镐20多万把。 

当日军进入宜昌时,看到的已经是一座空城。后来日本军方在检讨武汉会战得失时,认识到此次中国军民拼着性命抢运战略物资在整个战争中的作用:“假定攻占武汉作战的同时就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大不一样了。一定能置中国的民族工业于死地。” 

得益于“宜昌大撤退”,中国工业的元气保住了,一批现代化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在长江上游的大后方相继建立起来,为中华民族夺取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胥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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