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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宁:父亲亚明与新金陵画派往事


来源:凤凰网江苏综合

亚明是新金陵画派中重要的画家、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新金陵画派”的形成与发展与他联系紧密。1956年,亚明负责筹备江苏省国画院,延聘江苏各地的绘画大家,走进自然、深入生活,积极开展创作,1958年12月到北京举办“江苏省中国画展览会”。1960年3月,江苏省国画院成立,傅抱石任院长,亚明任副院长。

在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美术史上,有一批随着共和国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画家,他们有着相似的革命经历,又长期从事新美术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并以自己在中国画创作上的成就,为中国画在20世纪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金陵画派及其领导者、组织者是需要被重新提及的一支。

亚明是新金陵画派中重要的画家、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新金陵画派”的形成与发展与他联系紧密。1956年,亚明负责筹备江苏省国画院,延聘江苏各地的绘画大家,走进自然、深入生活,积极开展创作,1958年12月到北京举办“江苏省中国画展览会”。1960年3月,江苏省国画院成立,傅抱石任院长,亚明任副院长。

回顾大师、大家的创作故事,追溯新金陵画派风骨。凤凰江苏专访了著名画家、新金陵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亚明先生之子叶宁。他回忆并讲述了父亲在上世纪重要的创作活动,以及受托参与筹建江苏省国画院的始末。

14岁参加新四军,自己取名“亚明”

从军人到画家,30岁真正接触中国画

亚明,原名叶家炳,于1924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的一户普通人家。1938年,日军占领合肥。家国巨变,让14岁的亚明早早地成熟了。

“1939年,我父亲就参加革命,加入了新四军。担心用真实姓名会带来麻烦,于是父亲就给自己取了化名。开始他叫‘王有才’,这个名字用到1941年时,他觉得太俗了,就把名字改成了‘亚明’,此后这个名字用了一辈子。”叶宁告诉我们。

丰富的革命经历,让亚明的艺术生涯明显区别于新金陵画派中的其他大家,他是真正从革命战争、革命烽火中走出的艺术家。

虽然早早参加了革命,跟随新四军部队到处战队,但是亚明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一个天生喜欢画画、有时间就画画的人,亚明在世时,经常向叶宁回忆儿时的画画经历。“14岁以前,父亲在老家上私塾,他的课本上经常都是画满了画。他有笔就拿笔画,没有笔就拿树枝在地上画”。

14岁之前的亚明在绘画道路上还没有老师,那时的他根本不懂什么是油画、版画、中国画,仅仅凭着对于绘画的天生喜爱,见到凡是能画之物都不会放过。这种直接面对生活的绘画训练,让亚明从小练就了很强的造型与写生能力,这也为他日后能顺利选择用国画人物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亚明也随渡江大军来到无锡。“我父亲到了无锡之后,在无锡军管会负责文化工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了解什么叫中国画。”

无锡自古便是人文荟萃之地,尤其是在书画艺术方面,当时的无锡聚集了许多老画家,像诸健秋、秦古柳、周怀民、钱松喦……在无锡,亚明发现许多人家里都挂有中国画,儿时颠沛流离,哪有机会见到这么多中国画,所以他一下子就被这些静谧、文雅的画给迷住了。

这给正沉浸于油画创作的亚明产生了强烈震撼,真正了解了中国画的魅力。让他下定决心从油画转向中国画的是一张丈二匹的巨幅重彩《关公读春秋》,“这张作品后来我看过,它是用朱砂画成的。一幅中国画能把关公的气势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这对我父亲的震撼非常大”。

自此之后,这幅作品就一直在亚明的脑袋里打转,“他就一直在想这幅作品,中国画的魅力特别是人物画的魅力,让父亲无法自拔。”

最终让亚明决定放弃油画,转向中国画的,是他1953年的苏联之行。此时的亚明已经从无锡调到了南京,在“美术工厂”做厂长,与魏紫熙、高马得成为同事。“父亲到苏联访问,他在那里看到了很多西方油画,也与很多俄罗斯画家进行了交流,这时他渐渐意识到作为非中国本土画种,我们很难把油画画得超过西方。”

于是,苏联之行结束后,亚明回到中国就开始系统研究学习中国画,他先从研读中国画论开始,顾恺之的《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谢赫的《古画品录》、姚最的《续画品》……这些中国画史上最重要的画论他都一一研读,从中领悟中国画的真谛。

其实刚从无锡调到南京,亚明就结识了当时一批最优秀的文史大家,如著名学者胡小石,书法家林散之、高二适、萧娴。与这些人的交往使他更加明白,中国画是建立在中国文化和这个民族特有的美学基础上,是融美学、哲学、文学为一炉的。

亚明是典型的安徽人的性格,只要见到画得好的,就会去跟人家学习,无论古代的还是当代的、现代的,看到人家画得好的地方他就千方百计地去学习。“我听父亲说,有一次他在南京博物院看到《步辇图》,他觉得这幅古代人物重彩画画得太好了,于是决定临摹这张作品,但在当时他找不到这张作品的印刷品,只好强记硬背,背临这件作品。”

“我父亲年轻时比较喜欢石涛,因为石涛的风格比较自由奔放。到晚年他比较喜欢沈周,父亲经常跟我讲沈周的山水画中的‘骨架’,在他作品中的体现就是晚年的他更注重用笔了。”

“画山水,你就不能让它‘瘫掉了’,一定要有‘骨头’,没有这个你的山就撑不起来。”老爷子常这样跟儿子讲,其实这就是中国画的“骨法用笔”。

作为一名战士,亚明积极革命,作为一名画家,亚明用画笔描绘出了时代需要的作品。正如他晚年在自己的一本画册自序中所说——“余本一画人和战士”。

从《货郎图》说起

坚持临摹与写生,让亚明脱颖而出

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中国画正被质疑“不能为新时代服务”,甚至面临着“被改造”与“被取消”的困境。在此历史背景之下,亚明坚持捍卫中国画的价值,坚持研究中国画,“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创作出《货郎图》。《货郎图》是亚明的代表作品之一,当时被称为“新国画”,它正名了中国画也可以“为时代服务”。

1958年,亚明的《货郎图》与傅抱石的《蝶恋花》、钱松喦的《芙蓉湖上》、魏紫熙的《风雪无阻》、宋文治的《运河》、张文俊的《梅山水库》同时入选在莫斯科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

《货郎图》是传统中国画描写市井生活的一个经典题材,在历代都有发展和演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李嵩的《货郎图》是这个题材中最具代表性、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亚明从这个古代题材发轫,显然是在用作品回答传统中国画可以表现新时代的新气象。

“1953年父亲逐渐放弃油画创作,将创作重心转向中国画,随即他开始了《货郎图》的构思,这幅作品完成于1957年,他画了4年,可以说这是他的第一幅中国画代表作品。”回忆《货郎图》的创作始末,叶宁的心里装满了儿时的记忆。

“创作《货郎图》时,我们家还住在北京西路,那时我大概4岁,还有些懵懵懂懂的印象,因为《货郎图》中画面左边那个光屁股的小孩画的就是我。”叶宁不好意思地笑了,“作品中,我正在够摆在货郎摊上的糖,旁边有个人拉着我,小时候的我比较调皮好动,就光这个动作,我父亲对着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写生,这个画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货郎图》是个横卷,这幅作品所展现的江南地域特色、生活气息非常浓郁。画面中那些妇女婀娜多姿的姿态是加入了舞蹈动作的,这些动作也是父亲和身为舞蹈演员的母亲反复调试后确定的。”

除了生动的造型、流畅的线条以外,《货郎图》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还有它明丽、畅快的色彩。工笔重彩艺术表现语言的使用,以及色彩搭配上的浓郁江南特色,让亚明的《货郎图》在表现时代主题时脱颖而出。

“这个作品画好以后,在染颜色上我父亲费了很大的劲,画面中的那个大红颜色,刚开始父亲用朱砂染,但就是怎么染都不红。”正在犯难时,亚明想到了一个方法。“他后来跑到旧画市场,买了很多工笔重彩的画,回来之后父亲开始一遍遍地洗这些画,想知道别人是怎么染的。”

“父亲先把旧画的颜色一遍一遍地洗掉,然后再用刀慢慢地刮,直到能看到最后的底子是什么东西时,才算搞清楚这个颜色是怎么染上去的。”叶宁说。

正是因为亚明对于艺术的高度执着孜孜以求,他最终利用传统中国画中纯正的色相,表现出了江南水乡女子绚丽的服饰,“石青、石绿打底罩染,颜色沉着而不腻厚,朱砂蛤粉敷染细腻”。叶宁告诉我们,“虽然50多年过去了,这幅画依然保持着过去的亮丽色彩,画面一点也不显得晦暗。”

用笔墨描绘“多娇江山”

积极参与“两万三千里写生”

新金陵画派无疑是新中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画派之一。“亚明在新金陵画派中起到的作用尤其突出,他1949年后长期主持江苏美术工作,主事达四十年之久,影响十分深远,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新金陵画派形成期所起到的作用。”徐钢在《亚明研究》中这样写道。

1956年,国务院决定在北京、上海成立中国画院,在这一背景之下,江苏省也开始重视起来,准备筹建江苏省国画院。1957年,江苏省正式开始筹建国画院,亚明受命担任筹备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省国画院的筹备过程中,亚明付出了很多心血,“那时候父亲主要负责人员的调动,主要是去聘请中国画、书法领域的一些大师大家。”叶宁回忆。

“当时我父亲参与聘请的最厉害的大师就是林散之了。国画院筹建之前,我父亲就已闻林散之大名,林散之当时是江浦县的副县长,分管林业科的相关工作,而我外公当时正好是江浦县林业科的技术员,他们是同事。后来我父亲就跟我外公到了江浦县去请林散之,那时候林散之是江浦县的一个品牌,所以他们的县委书记就不肯放人。”叶宁称,亚明敏锐地认识到林散之书法艺术水平高超,非常执着,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把林散之请到省国画院来。“后来我父亲老革命的脾气上来了,就跟江浦县当时的县委书记杠了起来,父亲当时就撂了狠话,说‘你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这是省委的决定,你拗不过的’。”

最终亚明凭着自己的执着和拗劲,终于说服时任江浦县县委书记,“最后,省委的一纸调令就把林散之调到了省国画院。”

经过四年的筹备,江苏省国画院于1960年正式成立。彼时,傅抱石任院长,亚明任副院长。随后,江苏省美术家协会成立,亚明任主席兼秘书长,稍后,江苏省国画院开始酝酿“两万三千里”写生活动。

在亚明的建议与组织之下,1960年9月15日,亚明与傅抱石率领江苏省国画院的13位画家走访了6省10余个市,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长途写生,“这次壮举将1950年以来开始的以写生带动中国画革新的运动推向高潮”。

“两万三千里写生不是哪个的发明,也不是哪个的创造,它是根据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发起的一个下基层写生活动。”叶宁对外界的误解做了纠正。

那时全国的画院都开展了长途写生活动,“北京画院去了、陕西省国画院去了、上海画院去了、广州画院也去了……但是他们都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出来,只有江苏省国画院的‘两万三千里写生’取得了成功,并且在全国一炮而红。”

“这就跟亚明有很大的关系。我父亲他没有传统的包袱,他学中国画是1953年以后开始的,他没有历史的包袱,他的笔墨能跟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个别老先生就不一样了,他们画来画去还是一些程式化的东西,没有新的笔墨语言创造出来。”叶宁补充道。(唐婧)

[责任编辑:唐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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