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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举考什么?武则天只重弓马和膂力 宋代重谋略轻武艺


来源:北京日报

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各朝代有不同的变化又大体相似。以清朝武举为例,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每一级考试的中试者都有一个相应的名目,如:童试合格称“武生”,乡试合格称“武举人”,会试合格称“武进士”——诸如此类的头衔并不是虚名,每一个头衔都代表着一种资格,这种资格不仅是更高一级科举考试的准考证,而且还是进入官场的入场券。

说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人们想到的往往都是在考场上妙笔生花的文举。实际上,中国的科举还有武举,目的是选拔武将。

然而,和文举制度比起来,武举制度从开创始,在考什么、怎么考等重要问题上就一直面临困惑,选拔人才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武则天开创武举只重弓马和膂力

中国的文举制度大致是从隋朝开创的,中间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而武举取士有一个明确的开端,就是从唐朝的女皇帝武则天开始。

在流传甚广的评书段子《岳飞枪挑小梁王》中,关于武举的描述是这样的:教场中间,趾高气扬的小梁王高声叫阵。教场外,人头攒动。身着戎装的武士们一个个跳入场中,施展拳脚,要跟小梁王一争高低,终因技不如人,纷纷败下阵来,有的还被那心狠手辣的小梁王伤了手足。就在此时,一名白衣壮士拨开人群,高叫一声:“岳飞来也!”他飞身跃入场中,稳稳立在小梁王对面,两人开打……

这样的描述,跟真实的武举场面相去太远。历史中的武举,不是性命相搏的擂台比赛,而是国家为选拔军事人才而开设的考试制度。

据史载,公元702年,武则天下诏“教人习武艺”,颁布考试办法,武举制度由此确立。

所有以选拔人才为目的的考试制度,都必须回答“考什么”和“怎么考”的问题。“考什么”是考试的内容问题,代表着选拔人才的标准;“怎么考”是考试的形式问题,解决的是如何考出考生的真实水平。

实际上,在武则天开科武举之前,关于军事人才的选拔标准问题,就已经有了争议。谏官薛谦光就曾给武则天上疏,认为选拔军事人才,不能只考弯弓射箭之类的雕虫小技。像诸葛亮、司马懿这类“谋将”,他们或许并不擅长弓马,不能在疆场上冲杀驰骋,但却通晓排兵布阵的艺术,能够从战略的高度把握战争的脉搏,这样的军事人才才是更重要的。

虽然有这样的争议,但是考核“谋略”太虚渺了,看不见也摸不着。或许武则天心里想的,还是要选拔出大批能在战场上带队冲锋陷阵的武士,因此唐朝的武举选士简单又直接。

据史载,唐代的武举考试,包括“长垛”“骑射”“马枪”“步射”“材貌”“言语”“举重”等一些项目。

所谓“长垛”,是测试考生射箭的准确性。箭靶子用帛或皮革制成,上画同心圆三重,称为“中院”“次院”“外院”。射中“中院”为上等,射中“次院”为次上,射中“外院”为次等。箭靶被放置在土堆(即长垛)上,考生站在距离靶标105步远的地方用标准的弓箭放箭,每人可射30箭,所发箭的准确率均在“次等”以上者,即为合格。

“骑射”又称“马射”,考的是马上射箭。考生策马挽弓,在奔驰中将箭一一射向目标,以命中目标的多寡区别成绩好坏。

把四个头戴木板的木制人偶安置在相对的矮墙上,这就是“马枪”的考场。考生骑马冲入矮墙之间,挥动长枪,左拨右挑,努力触落人偶头上的木板。木板落地而人偶不倒者为合格。

“步射”以草人为箭靶,考试成绩不但要看命中率,而且还要求射箭的规范。

“材貌”则是对身高的要求,“以身长六尺以上者为次上,以下为次”。唐代的“六尺”约合1.8米,这样的身材,即使是在今天也是相当魁梧的了。

“言语”则以“有神采堪统领者”为佳,“神采”的有无,尽可由考官们见仁见智、凭着感觉判断。

“举重”又称“翘关”,类似现代的举重运动,不过所举之物的重量是一定的,所要比试的,是举重的次数,一般而言,能举起来五次就属于上等。

为了弥补武举只考弓马、膂力的偏颇,唐代还有一种制科考试,偏重谋略,目的在于选拔将帅之才。然而从实际效果看,制科对于军事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骑射图

跪射图(五代)

轮流发弩图(宋代)

步射图(唐代)

执稍骑兵图(唐代)

门戟图(宋代)

宋代重谋略文章轻武艺

唐代的制科将谋略作为选拔将帅的标准,也为后代武举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从宋代起,谋略进入武举,武举的考试内容因而分为谋略和武艺两部分。

从理论上说,提出这两个要求,是要选拔武艺与谋略并重的军事人才。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举人们个个文武双全,就像戏文里的武状元,“十八般武艺样样皆能,三略六韬篇篇记得”。

宋代武举的录取,遵循“以策问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的原则,即根据策问的好坏决定录取与否,已录取者再根据弓马成绩的优劣决定录取名次。这样一来,首先遭到淘汰的便是那些“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勇士武夫。

同唐代相比,宋代武举的武艺部分的考试大为简化。身材、语言等基本素质列入了推荐条件,不再列入考试范围。马枪、翘关等项目已被取消,长垛、步射、马射三项简化为步射、马射两项。无论是与唐代的武举相比,还是与同时代的军队训练相比,宋代武举对武艺的要求都不能算太高。这表明,宋朝人对武艺已经表现出相当的平常心。

在宋代,七部产生于不同时代的兵书被尊为“武经”,定为武举的必读必考书。这七部兵书是《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唐李问对》。武举的谋略考试题目分为两个类型:“大义”和“策问”。“大义”很像今天考试中的名词解释,重在考查考生对兵书的记忆程度。“策问”或就“武经七书”中的战略战术原则提问,或就儒经及历史著作中所记载的古代战例发问,还要求能抒发个人见解,对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切实可行。

对于那些不能作文章的勇士,北宋武举特别设立了“绝伦”科目,允许他们凭借特别出众的武艺进入仕途。然而到了南宋,“绝伦”的性质渐渐发生了变化,变成了选拔文武双全之士的优选之科——宋代武举对武勇少文举人的最后一扇门也就此关闭。

宋代武举不再单纯追求武艺和膂力,而是将军事理论引入选拔将帅的考试,其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以策问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的录取政策,却排斥了许多武艺超群而文化水平较低的勇士,使武举偏向文弱化。

宋代步骑兵用刀

宋代兵器种种

宋代步骑兵用枪

崇祯皇帝立意改革废除武举文章考试

宋朝人选择了重文章而轻武艺,效果并不理想。明朝武举仍然侧重于文章,到了明朝末年,终于有人提出要废除武举中的文章考试。

公元1631年,河南参政潘曾弘上疏给崇祯皇帝说:设置武科,目的是要选拔有智谋勇力的人才为国家削平寇乱,而不是要粉饰太平。可是现在的武科,却只是以策论定去留,这不是跟祖宗设科的本意相违背吗?……为今之计,在弓马之外,只要有超人的膂力,或者是擅长使用火器,或者是能毁家纾难,诸如此类的英雄豪杰,才是国家武科应当搜罗的人才。然后废除策论,只有这样做,才有希望得到真正的有用之才……用搜罗武士的名义开设科场,用文章的好坏来决定录取与否,录取之后,却又把他当作武人来使用,本末倒置,无过于此,因此,我认为,应当取消策论考试。

这时候,声势浩大的明末农民起义已经兴起,对明朝的统治形成威胁;在东北,明朝和后金的武装对抗业已持续多年,明王朝两面受敌,急需军事人才。崇祯皇帝又是一个很有改革心的人,总想振兴祖宗的基业。潘曾弘提出废除武举策论考试,立即得到了崇祯皇帝的赞同,并且很快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但是,尽管皇帝表了态,仍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公元1632年,就有臣僚上疏说:“设置武科的目的是选将才,不是选士兵。只会弯弓射箭、力气再大,也不过是当兵的材料;韬略运筹,才是将军该考虑的事情。”对这种陈词老调,崇祯皇帝毫不客气地表示了反对:“考试武人就是要以技勇为主,如果有方略,即使是文字粗陋一点,也要录取。”

确实,武将选拔确实要重谋略,然而现实中的谋略考试却蜕变成了美文辞章的较量。通过武举考试谋略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从这点上看,废除策论考试有它合理的一面。

清朝武举又变成武艺竞赛

清朝人于武举一途,特别重视马步射的考试,将武举重新拉回了偏重弓马的老路。

清代武举考试分三场,头一场考马射,第二场考步射和技勇。技勇分拉硬弓、舞大刀和举重石三项,每项按重量分为三号,硬弓分“八力”“十力”和“十二力”三等,大刀分“八十斛”“一百斛”“一百二十斛”三等,重石分“二百斛”“二百五十斛”和“三百斛”三等。考试要求,弓要拉满,刀要舞花,石要离地“一尺”,是为合格。这两场考试因为是在室外举行的,因而被称为“外场”。相应地,第三场策论考试被称为“内场”。

康熙皇帝一再强调武举应以“外场”为重。公元1693年,康熙翻阅《武举会试录》,发现武举人多是江浙人,而山西、河南两省每省只录取了一人。康熙从中看到了问题:江浙人尚文,读书风气浓重;西北、黄河流域人物质朴,风气尚武,于文章一道则精通者甚少。江浙人在武进士中占据了多数,这表明,内场文章的优劣在录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康熙对此感到不满,他认为:武进士作的文章不过是熟记成语、抄写旧套而已,单凭文章决定去取,必然会遗漏真正的武勇之士。因此,康熙下诏,命令今后武举录取一定要以马步箭俱佳、人才出众者为主。为了表示对骑射技勇的重视,花甲之年的康熙在检阅武举人的骑射技勇时,甚至亲挽雕弓,每发每中。

雍正皇帝时,武举考试中出现了一项新举措:根据考生外场武艺的高低,分为“双好”“单好”和“合式”。录取时,在文章合格的条件下,优先录取“双好”,其次录取“单好”;“好”字号考生录取完毕,尚不满录取额,“合式”考生才有可能一沾恩泽。“合式”考生录取的机率极小,形同虚设,甚而致使一些文章稍优的“合式”举人索性放弃了考中的希望,干脆专职替那些“好”字号考生当“枪手”来挣钱。针对这种现象,公元1762年,兵部提出裁去“合式”字号的建议,并得到批准。这样一来,“内场”考试成绩变得无足轻重了。很多武举考生,文字不通到了可笑的地步,但仍不影响录取。

道光皇帝对膂力的看重更到了偏执的程度。武举技勇拉硬弓一项,不求射准,只验膂力,所用的“十二力”“十力”“八力”三等弓分别被称为头号、二号、三号弓,这是常规考试用的弓。“出号弓”力量强于头号弓,常规考试一般不用。公元1833年武举会试,录取的举人当中,没有一个人选用“出号弓”。道光亲临殿试,觉得举人牛凤山、孙和平力大无穷,拉“出号弓”绝对没问题,于是便命令这两个人试拉。牛、孙二人果然不负圣望,都拉开了“出号弓”。道光因此龙颜大怒,指责监考的王公大臣避重就轻,说:“武科举是国家抡才大典,如果连一个拉得开‘出号弓’的人都找不出来,成何体统?要是牛凤山他们也拉不开,朕选谁作状元?”

近代战争让冷兵器武举寿终正寝

尽管道光皇帝仍然迷信膂力,但是形势比人强。1840年鸦片战争后,冷兵器时代产生的武举考试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

1847年,兵部侍郎曾国藩负责主持武举会试内场“武经七书”的考试。考试结束以后,曾国藩借着为《武会试录》作序的机会,对武举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一番深刻的检讨,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唐宋武举都是按图索骥。那些因弓马出众得中的,不过是些能挽强弓、举重石的市井粗才;而那些因策论得中的,更是些只会记录章句、作琐细无用文章的人。”曾国藩的这番议论,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武举价值的怀疑相当普遍。

从1895年开始,中国实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张之洞在南京建立了自强军,新式的军事学校也纷纷建立。1897年,荣禄等人先后奏请抛开武举,设立武备特科。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疏,陈述“营伍、学堂、武科三事合一之法”,提出了自己的武举改造方案。新式的军队需要的是至少粗通枪炮的士兵,对军官的要求更远高于此。现代的军官不仅需要勇敢,更应了解军队的领导艺术,对地形、交通、气象等有一定的知识。这些素质需要专业性的学习,绝不是一个武举人闭门苦修就能获得的。

武举的生命力已尽。公元1901年,清政府颁布上谕,正式取消了武举:“武举一途,本属明朝旧制,沿袭已久,流弊滋生。举人所修习的拉硬弓、舞大刀、举重石和马步箭诸项,皆与兵事了不相干,放在今天,也没什么用处。因此,应当设法变通,力求实际。从今而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的乡试、会试即一律永远停止。”

武举的时代无可避免地随风而逝,武举在人们的记忆中被淡忘、被异化,成为传奇,成为戏剧。

小贴士

武举人才怎么选

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各朝代有不同的变化又大体相似。以清朝武举为例,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每一级考试的中试者都有一个相应的名目,如:童试合格称“武生”,乡试合格称“武举人”,会试合格称“武进士”——诸如此类的头衔并不是虚名,每一个头衔都代表着一种资格,这种资格不仅是更高一级科举考试的准考证,而且还是进入官场的入场券。

在清朝,武举选拔军事人才的途径是全方位的。武进士通过殿试授任军职,这只是武举向军界输送人才的一个主要途径。除此之外,武生、武举人也可以凭借自身的资格进入军界。同武进士相比,在从军之初,武举人、武生没有官位,相应的,其待遇要低得多;但同一般的士兵相比,武举人、武生有“功名”在身,且文化水平较高,因此,更容易得到升迁。

(经作者授权,本文据赵冬梅《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一书编写。图片来自《中国古代兵器图集》)

[责任编辑:林景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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