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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雨花台|故人忆任天石:若要救民,必先救国


来源:凤凰网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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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不重休惦念,心静自然少忧烦。家中有人勤照看,草药一剂保平安”,这是现代京剧《沙家浜》中常熟县委书记程谦明的一段唱词。剧中他假扮郎中在敌人眼皮底下与阿庆嫂接头,面授机宜,布置新四军伤病员安全转移红石村。其原型就是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的司令任天石。

“病情不重休惦念,心静自然少忧烦。家中有人勤照看,草药一剂保平安”,这是现代京剧《沙家浜》中常熟县委书记程谦明的一段唱词。剧中他假扮郎中在敌人眼皮底下与阿庆嫂接头,面授机宜,布置新四军伤病员安全转移红石村。其原型就是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的司令任天石。

任天石又名赵济平,江苏常熟人,出生于中医世家。1932年考入上海的中国医学院,毕业后开医馆救济民众。抗战爆发后弃医从戎,变卖家产组建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193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常熟县委书记、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常熟县县长、中共苏中四地委江南工委书记兼通海工委书记、通海行署副主任等职。

任天石曾给我父亲治过病

主持人:你们二位的姐姐都是是任天石的部下和老战友,都很熟悉。我先来采访一下李阿姨,李阿姨今年多大了?

李逸文:我1984年出生的,虚岁95。

新四军来了以后,1941年成立的通海行署。那里的主任是陈同生,他在警官学校。我是1941年7月毕业,毕业以后就在家乡教书了。

主持人:任天石是什么时候到通海任工委书记的?

李逸文:1942年秋天。到通海后先住在别人家里,那个人家也姓李,我们也认识。他来了以后先了解情况,知道我刚从学校毕业,在教书,之后就住到我们家里了。

主持人:住到你们家,是不是想让您参加革命、入党?

李逸文:任天石人很好,没有架子。皖南事变以后,中央决定撤退到江北。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带了一批人住到我们家里来了。那个时候任天石是通海行署书记兼副主任,陈同生离开后他就任主任了。

主持人:任天石出生在中医世家,也是中医学院毕业的,住在你们家里的时候是不是给你父亲看病了?

李逸文:对。我父亲是支气管炎,有哮喘,下不了床。任天石就跑到床前问候他,了解他的病情,给他开药方,家里人再去给他拿药。我们住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他给我父亲看病,家里人也很欢迎他。

主持人:可以说是任天石把你引上了革命道路?

李逸文:对。我听他说话很有感触,也知道应该抗日,但怎么抗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树立了榜样,我在他的影响之下,办了一个班。任天石已经带上他这个阶级的烙印了,他引用阶级分析的道理,一个阶级一个阶级的分析,分析农民,分析资本家怎么剥削工人。他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两个阶级之间动摇,那是在启发我们的阶级觉悟。他还跟我们讲工人阶级的伟大,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处境都很艰苦,面临地主和资本的剥削。

主持人:您哪一年入党的?跟我们讲讲具体的细节。

李逸文:我在他的启发之下,参加了革命。他叫我们参加冬令营,参加补习班。没过多久,他了解我情况后,陈行知就介绍我入党了。我也要求参加革命,有加入共产党的愿望。我就在家里入党的,一个介绍人,一个党代表,党旗挂在任天石夫妇住的房间里,入党以后就给我们分配工作了。

主持人:您那个时候做什么工作?

李逸文:后来做民兵工作了,我们那儿主要是新四军。

入党后第二天就要我找社会关系,并且关系一定要在海门。海门有个据点,日本人位置都在那里,要靠近那个基点,有个职业掩护,才能做秘密工作。我那时候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入党是保密的,所以人家不知道我到底是哪边的。我当时找了我小姑妈,小姑妈家离海门就两三里路。她是地主,有很多房子,好掩护

任天石引领姐姐和我走上革命道路

唐一平:我的姐姐是小学老师,李逸文也是小学老师,我姐姐经常去她家,任天石夫妇就给我姐姐进行抗日教育。那时候有个学生组织叫“学联”,办了一个冬令营做积极分子的培训,我姐姐跟李逸文她们一起去的。

主持人:那您姐姐也见过任天石夫妇?

唐一平:见过的,他们经常对我姐姐进行革命教育,讲革命故事,讲青年人怎么进行抗战,怎么为国家贡献。

主持人:您姐姐走上革命道路也是任天石夫妇引导的?

唐一平:对。

主持人:那您有没有见过任天石夫妇?

唐一平:没有,是姐姐回来后跟我们讲。那时候共产党都是秘密的,以教师的身份进行地下党活动。

我姐姐在1944年入党,因为姐姐和李逸文都是做小学教育的,所以都参加了通海行署办的冬令营十大积极分子学习班。她们又是同学,李逸文就经常到我们家来,谈论我不知道的秘密。

主持人:那个时候你多大?

唐一平:13岁。

主持人:你知道她们做什么工作的吗?

唐一平:不知道。她们来了以后我在前面的房子里做饭,他们在后面房间里,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以小学教师的身份进行地下党活动,所以李大姐和我姐姐实际上都是把我们带出来的。

做医生只能救命不能救国

主持人:你们知不知道,任天石家在前期抗战的时候,把家里的房子和船都捐出去了?

李逸文和唐一平:不知道。那个时候都是秘密的,有这个事情也不能讲。

任华轶:这个你们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家在苏南常熟,祖祖辈辈都是医生,我伯父从小在学校里就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后来因为跟学校闹学潮,被开除了。被开除后没事干,不能上学,就跟着父亲学医,自己刻苦努力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做医生,看到民不聊生,老百姓过着很痛苦的日子。他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青年,想要通过自己做医生,成就国家成就老百姓,于是自己开了一个诊所,搞了几个药店。他看老百姓很困难,就不收他们钱,药钱也不收,他很多处方上都写了个“免”,直到这个医院要破产了。

后来他发现不光做医生能拯救老百姓,中国的这些苦难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要救老百姓必须要救国家。在这个情况下他把家产变卖,就是我们家原来13间房子,全部卖掉,把家里的船,那时候主要交通工具是船,也捐出来,组织了抗日武装,组织了部队。后来到苏北去是因为日本鬼子对我们家乡进行了围剿,组织了一万三千人对常熟进行围剿。省里的领导为了保全江南武装实力,叫他们北撤到苏北,到通海地区。当时我伯父在通海地区是江南办事处的主任,后来又做通海行署的主任、书记,在通海工作了几年。

主持人:把房子和船都捐出去了,你们一大家,包括任天石的母亲、您奶奶是怎么生活的?

任华轶:跟着部队走,后来因为不方便,就经常隐蔽在老百姓的家里。所以我奶奶在苏北、如皋、南通、苏州、无锡、上海浦东都待过,都在农村。

主持人:任天石的姐姐任彩风也是参加革命的,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任华轶:我伯父的姐姐也是参加革命的,我的姑妈参加革命前是儿科医生,很有名气。我爸爸在中国医学院上大学。我伯父参加革命以后就把他们动员出来,“你们做医生只能治病,只能救命不能救国。”所以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上有一句话,实际上就是我伯父对我爸爸说的一句话。我伯父把他们带出来了以后,我爸爸就长期从事部队里的前期工作,我的姑妈在常熟的区里面当区委书记。后来为了北撤以后能够保持南方和江苏省委的联系,我爸爸成了秘密的交通员,对上是我伯父直接领导,对下有个下线,就跑在苏北和上海之间,搞政治交通。在政治交通过程中,突然得病,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没有药,就去世了。我姑妈也很可惜,她爱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被日本人给杀了,自己也没有留下后代,家里什么人也没有。现在只知道她是革命烈士,但是真正了解她的人不多。

主持人:我们从资料里看到,您伯父任天石给谭振林治过病的?他们两个人在革命中的故事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任华轶:大概1938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苏南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叫“民抗”。大家都叫我伯父是民抗司令,但是我伯父认为自己是个学医的没有军事知识,就向省委汇报。省委派了杨浩庐同志到我们江南,杨浩庐后来是我们国家外贸部的副部长,来了以后就指导他组织武装。

到1940年,谭振林到了常熟,当时苏南的一批“民抗”和“江抗”成员融合,成了新的“江抗”,我伯父就和谭振林有了接触。那个时候老百姓都叫谭振林“林老板”,是新四军六师的师长,和我伯父的军队融合在一块了,谭振林指挥苏南一带的抗日战争。因为我伯父有医学知识,所以又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还给谭振林治过病。谭振林在部队里生了个病,当时缺医少药,没有很好条件的医院,都是我伯父治的,帮他把病治好了。谭振林对我伯父的评价相当高。文革以后,谭振林同志恢复工作,就跑到我们家里来看我父亲。同时也去我伯父的墓上扫墓,是和他爱人一起过来的。他看病的事情是谭振林的女儿和我说的,所以谭振林和我们一直有联系,也很关心我爸爸妈妈,来看过几次。

[责任编辑:邬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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