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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行”中探索心学——由王阳明两次“说不”说起


来源:中国青年报

阳明一生,备尝挫折,可也说了许多的“不”,说不的对象,上到朝廷,下到亲藩贵臣,乃至僚友、故旧、门生,说不的次数远过答允之事。他“说不”的那些事,对其人生的影响更大,比如,面对怀有不臣之心的宁王的笼络,阳明拒之不坚,就给他留下极大的后患。

拒绝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人是最要面子的,如果被拒,希望落空,常常感觉委屈,甚至心怀不满。

说“不”,对名人尤其不易,因为名人所受的请托比一般人多,由此承担的舆论压力也比一般人大。但人不可能事事都说“好”,该说“不”时就得说不;然则何事当应,何事当否,心中须有定见;说“不”时,得讲圆通方法。

总之,“说不”是一门工夫,有着复杂的心理活动。

这不禁让人想到心学大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阳明先生名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照此论述,则明了事之不可为为“知”,知不可为而拒之则为“行”。阳明一生,备尝挫折,可也说了许多的“不”,说不的对象,上到朝廷,下到亲藩贵臣,乃至僚友、故旧、门生,说不的次数远过答允之事。他“说不”的那些事,对其人生的影响更大,比如,面对怀有不臣之心的宁王的笼络,阳明拒之不坚,就给他留下极大的后患。

我们知道,阳明著述并不多,他“偏重实行,事上磨练”,是其“着精神处”(钱穆《阳明学述要·序》);阳明后期更常说,他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答聂文蔚书》)。阳明一生立德立言立功,被奉为“真三不朽”,研究阳明者,亦多就其“德言功”三事下工夫。然而阳明一生力行,未必皆“立功”,如果在显明的“三不朽”外,从他寻常的“处事应物”上推求,怕是一个抵近“王学”的新法门吧?

阳明“说不”的那些事,正提供了极佳的“系列案例”。为此我分别从他早年和晚年各撷取一二事,尝试着就“事”分析其“理”——

第一件在正德初年,阳明因得罪大太监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龙场驿在贵阳西北万山丛棘中,驿政废弛已久,阳明初到,连栖身之所都没有,只好临时找了一个山洞居住,衣粮皆无,苦不堪言。

阳明尝发挥宋儒陆九渊“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谓“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在他看来,喜怒哀乐都是“人情”;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是“事变”——“事变亦只在人情里”(《传习录·陆澄问》)。所谓“人情”,就是对外物的感知。

阳明由贵公子和六品京官被贬到这百夷荒蛮之地,正是他一生的第一次重大事变,岂能无动于“情”?他甚至动了逃亡的念头。不料居夷三年,竟成了阳明在事上磨练的大好时机,正是在贵州,龙场悟道,他始揭出“知行合一”之旨。

贵州官场对这位贬臣起初并不怎么待见,思州府差人经过龙场驿,竟对王驿丞大施凌侮。当地夷人义愤不平,将差人痛殴驱逐。思州太府(知府)不分青红皂白,向省里控告,要求严惩王阳明。一时情势危急,就连阳明的余姚老乡、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的毛科,都不敢公开维护他,写信来劝,“谕以祸福利害”,让阳明亲自去向思州太府“请谢”。

王阳明回信,坚决拒绝:

“差人至龙场驿凌侮,此自差人挟势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答毛副宪书》)

既然太府未尝辱我,我也未尝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请谢乎”?阳明首先从逻辑上否定了“请谢”的必要。

可到底太府是“怒”了啊!针对毛科“祸福利害”的警告,阳明说,他来居黔,与瘴疠蛊毒同处,与魑魅魍魉同游,随时都可能死,死于太府,与死于瘴蛊魑魍,没有差别——他不把太府的加害当作一种特殊的“事变”,也就没有特殊的“感知”,故“居之泰然,未尝以动其中者”。

王阳明坚决说不的态度,令太府无可奈何,只得放弃。经过此事,毛科也重新认识了阳明,后来还主动请他去贵阳书院讲学。

与贵州官场截然相反,当地土官水西宣慰使安贵荣相当看重他,给生活困顿的阳明送米送肉,还派人来伺候。

龙场驿在水西辖境,对阳明来说,安宣慰是主人,可他到了人家“码头”,一个多月也不去拜会,主人不计较,主动来致殷勤,他“辄以礼辞”,更不做礼节性的回访。

可是安宣慰盛情不减,反而奉上金帛和鞍马。对方“礼益隆,情益至”,阳明还能说不吗?

这次,阳明有所让步,“受米二石,柴炭鸡鹅悉受如来数”,唯“诸金鞍马”不受。阳明说,这些贵重礼物,“所以交于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骇观听,敢固以辞”。原来,他坚守着“逐臣”的本分哩!

在给毛科的回信里,阳明也提到他逐臣的身份,说“废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礼义而已”,若弃此不守,才真是祸莫大焉!但纵使为小臣,也不当无故而行(如跪拜请罪),“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都是自取其辱”。

安宣慰的馈赠,纯为好心,与太府加害不同,为何也“不当行”呢?这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与贵州官场的关系尚不融切,当太府逼迫时,无人援手,就是证明;其次安宣慰是土司官员,与之交往,与一般流官不同,若受土官厚礼,易起流言。故此皆须有所防忌。

这不,经过送钱米拉上关系,安宣慰马上来向这位前兵部主事讨教了。

安宣慰来信问两事:一是想裁撤朝廷在水西所设驿站,本意是为加强土司的独立性;二是想把参政的兼官再升升,暗含了不愿受本省辖制之意。他想请阳明给他出出主意。

这两个问题,着实不好答。阳明窥破了安宣慰的真实动机,深知其诉求可能给地方稳定带来的危害,此事当说不!然而“不”不是那么好轻易出口的。如果他一味帮着朝廷说话,安宣慰不信任他,多说亦枉然,也无法达到消弭祸患的目的。

经过深思熟虑,阳明只讲了一个简单道理,就把问题圆满解决了。他在复信中提醒安宣慰,土司制度和土官的地位,是祖宗朝确立的,也只有靠祖制才能得到保障,为长久利益计,土官最好别去挑战祖制,试图改变什么(详《与安宣慰书》)。此言戳中了要害,使安宣慰悚然醒悟,收回了原来的想法,并对王阳明十分感谢(后来阳明借重安宣慰平定水东土司之乱,即基于此)。

阳明的答复兼顾私谊和公义,既巩固了他与安宣慰的友谊,也消除了地方的不稳定因素,一举两得。此事在正德三年(1508),这一年,“先生始悟格物致知”。虽然我们看不出心学对他处理这一系列“事变”的指导意义,但年来阳明遭遇变故极多,唯以心力定之,这对于他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务者误也”,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十余年后,王阳明声望日高,成为当世名臣,许多人不远千里,来余姚拜师求教;“王学”开枝散叶,卓然为一学派,“知行合一”与“致良知”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学术口号。

嘉靖四年(1525),一个叫张思钦的人,风尘仆仆,从陕西三原一路赶到余姚。他却不是来问学的,而是想请王阳明为他刚刚去世的父亲写一份墓志铭。

他的请求可应吗?

阳明一生,最喜作诗,无论是下狱,还是赴谪、居夷、居越,在京师、在庐陵、在滁州、在江西,皆有大量诗作。在当时,文人替人写墓词,是必不可免的应酬,王阳明写的墓铭和祭文,也不算少(全集所收墓志就有15篇)。但像张思钦这样慕名而来的求文者,如果也给他写,未免太滥。何况就在当年,阳明发表了著名的“拔本塞源”论,警告门人,“世之学者,沉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晚年的阳明更对曾经的“乡愿意思”(“乡愿只是媚世”)进行了深刻反思。慕名求文,正是追求“声利”的“末俗卑污”。此铭不当写。

可是不写,又不免伤了孝子的心。阳明起先以“予之不为文也久矣,辞之固”,可张思钦“请弗已”,一定要阳明写。

遇到这样一个固执的人,这“不”还真不好说。

阳明当如何实行其心学呢?我非常感兴趣。

据《书张思钦卷》记载,阳明将张思钦招来,二人对坐,讲了一番为何不写墓文的道理。

他首先揭出张思钦来“乞铭”的目的,“将以图不朽于其亲也”,肯定其行为,是“孝子之心”。然后顺着孝子当如何“图不朽其亲”这个话题,讲了自己的看法:“与其图之于人,不若图之于己;与其传之于他人之口,不若传之于其子之身。”具体来说,就是孝子应该争取做贤人、圣人,子为贤、圣,他父亲也就成了贤人之父、圣人之父。阳明举例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至今不朽,就是因为他有孔子这样的儿子,难道是因为什么人替他做墓志吗?

阳明这番话让张思钦顿时醒悟,“蹙然而起,稽颡而后拜”。第二天再来,就不求墓铭,而是问圣人之学了。阳明遂亲告以格致、良知之说,张思钦大受启发,“跃然而起,拜而复稽”,表示要先回家葬父,然后再来夫子之门卒业,“则庶几其不朽之图矣”。

这个“不”,可谓皆大欢喜。然而我却看不明白了。

对张思钦这个执着的人,王阳明表现出耐心,亲自接待,亲自指点,“人人有个作圣之路”。这大概便是阳明以“诚意”讲“立志”吧(两者均为王学重要口号)。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张思钦毕竟是来乞铭的,他亡父还等他回去下葬呢,虽然阳明主张人人都有圣贤之心,张思钦通过努力,成为圣贤,也是可以期待的,可他亡父等不及啊!阳明的劝说不免让人感到有点“忽悠”的成分。

再往深里讲,张思钦目的是荣亲、“图不朽”,即使他真成了阳明许给他的圣贤,那也只是观念上的圣贤(如云“贩夫走卒皆可为圣贤”),不是像孔孟那样的真圣贤;况且当人人都为圣贤时,张思钦的“圣贤”也就没有意义,至少达不到令亲人“不朽”的目的。这一点,张思钦看不透吗?

实际上,真正让张思钦满意而归的,是阳明亲笔所书《书张思钦卷》。此文讲述了张思钦乞铭的经过和他经阳明点化后的顿悟,长达331字,它显然比一般墓铭更具价值。张思钦虽然没有得其所欲,但他的目的却以一种更佳的形式实现了——不止荣亲,连他本人都“不朽”了!

在这件事上,阳明与张思钦互相妥协,各得其所;而我以为,阳明得到的,似乎更多一些:他用致知之学化育了一个执念很深的人,使其失意之余,投身圣学,欢欣鼓舞,心悦诚服。张思钦在这里,是一个被点化的“愚顽”,是王学的一次成功的验证。

事实上,阳明写给张思钦的那篇文字,就收在他的集子里。

此事发生在阳明去世前三年,学术已臻成熟。可在这件事上,人们看到的,仍然只是大师的“伟大”和三言两语的语录,却无法通过这个具体之“行”,观摩到一个痴人是如何被引上圣贤之路的(张氏是否依约来浙卒业,也不可知)。逆而思之,假如张思钦经阳明点拨后,仍是顽石不化,那又将如何呢?

同样是“说不”,正德初的案例,却比阳明晚年的张思钦案清晰得多,尽管前者更为烦难。前者顿见阳明识略之高明,后者却无法从中透视“知行”与“良知”之说的高妙,反有玄虚之感,令人思之愈惑。问题的根本将归结到:阳明心学到底妙在何处?何以风靡震世?它征服人的真实魅力究竟何在?是什么样的动因推动它由学界泛及于大众,成为广受喜爱的“思想”?

这个问题,仅仅溺于阳明本人或心学学者的论述,以文究理,是难以破解的。单纯研究一两个案例也无济于事。然而当下的研究,虽多能点出“心学的实践品格”,然而真正能深入到阳明的一生“实行”中去做切实研究的,并不多见。

阳明五十岁时,在江西,始揭“致良知”之教。良知之说,本是他“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可后世学者,一如他所忧虑的,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而王学之弊,正基于“不实落用功”,很快落入空疏,成其不治之症。

为何极重实行的阳明学,最终以一个“空”字收场?

阳明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又云知行一体,无分二截。可论者多在无意识中将知行分开了,往往着力于其“知”,即言论的部分,对蕴含了“知”的“行”,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与分析,故难以避免结论的空虚无着落。这或许恰恰是要借“知行合一”之剑力纠的大弊吧!

作者系三峡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林景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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