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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与随想》


来源:凤凰网江苏综合

一部心灵史巨著,是赫尔岑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全书的覆盖面相当广,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19世纪40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1848年欧洲的革命风云,资产阶级政权对群众的血腥镇压,直到19世纪50年代伦敦各国流亡者的活动和宗派斗争,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新一代革命者——赫尔岑所说的“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的成长,几乎包括了19世纪初叶至巴黎公社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

《往事与随想》(2018年9月版)

出版社: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定价:280.00元

编辑推荐:

◎赫尔岑是俄国反沙皇专制的伟大斗士,影响了俄国、欧洲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与革命者。

◎全书所述历史含括广泛,拿破仑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别林斯基、恰达耶夫、巴枯宁、马志尼、蒲鲁东、拿破仑三世等人物纷纷登场,鲜活生动,妙趣横生。

◎本书不仅讲述历史,剖析人性,同时是一部自由思想的巨著,为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推崇。

◎赫尔岑是思想家,也是文学家,曾影响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写作。《往事与随想》也可作为一部文学经典细细品味。

◎项星耀的译本,首次出版以来广受好评,并得到巴金等权威的称赞。

内容简介:

《往事与随想》是一部心灵史巨著,是赫尔岑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全书的覆盖面相当广,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19世纪40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1848年欧洲的革命风云,资产阶级政权对群众的血腥镇压,直到19世纪50年代伦敦各国流亡者的活动和宗派斗争,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新一代革命者——赫尔岑所说的“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的成长,几乎包括了19世纪初叶至巴黎公社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

赫尔岑在俄国的经历使他接触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的描绘构成了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来到西欧后,又遭遇了1848年的革命高潮,目睹了欧洲民族民主运动波澜壮阔的场面,也经历了斗争失败后的惨痛景象。

赫尔岑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政论家,既有革命激情又心怀悲悯,在他笔下展现了一个高贵的灵魂不畏压制与迫害,在历史波澜中奋勇搏击的历程。对于今天的人们也是不乏启示与激励的。

作者介绍:

赫尔岑(1812—1870),俄国思想家、作家、革命家。少年时代受十二月党人思想影响,立志走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道路。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1835年,他以“对社会有极大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1842年回到莫斯科,立即重新投入战斗,并受到迫害。1847年初,赫尔岑携家到达欧洲,成为流亡者,从此再未返回俄国。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赫尔岑思想上发生危机,触发他重新思考社会根本问题。1852年他来到伦敦,随后建立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出版了《北极星》和《警钟》两种刊物,登载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文学作品和各种文章。这些刊物当时被大量秘密运回俄国,促进了解放运动的发展。1870年1月,赫尔岑病逝于巴黎。

其代表作有《谁之罪》《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关于研究自然的信》《法意书简》《来自彼岸》《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往事与随想》等。

样章试读:

译者前言

赫尔岑是俄国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家,他的作品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思想和生活。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于1812年4月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中,那是拿破仑大军压境,侵入莫斯科的前夕。因此可以说,他在襁褓中便经历了战争的烽火,他的童年是在关于这次战争的传说中度过的。1825年12月他十三岁的时候,在彼得堡的参政院广场上发生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起义被残酷镇压,但在少年赫尔岑的心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正如列宁所说:“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不久,他便与一位同伴和远亲,后来成为他的终生战友的诗人奥加辽夫,在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上发出了庄严的誓言:为反抗沙皇专制暴政献出自己的一生。1829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接着,奥加辽夫也到了那里,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小组,大家共同研究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探讨俄国的发展道路。

1833年赫尔岑大学毕业,正打算展开广泛的社会活动时,沙皇政府突然把他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逮捕了。他被关押了九个月,然后在1835年春被流放到了当时的边远地区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并按照规定,在维亚特卡省政府当小官员。但是流放生活没有使赫尔岑屈服,他在这里看到了俄国最黑暗的现实,从而更坚定了斗争的信念。1837年底,由于诗人茹科夫斯基的斡旋,他被调到离莫斯科较近的弗拉基米尔。1838年他在那里与伯父的私生女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结婚。1840年他回到了莫斯科,但不久又因一件小事(在给父亲的信中偶然提到了一个警察的暴行)被再度流放到诺夫哥罗德城,直到1842年夏才获准回莫斯科居住。

在莫斯科的几年是赫尔岑才华显露锋芒的时期,这时他与以别林斯基为首的俄国进步知识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努力研究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发表了哲学论文集《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和《关于研究自然的信》,优秀的长篇小说《谁之罪》,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和《偷东西的喜鹊》等。

1846年5月,赫尔岑的父亲死了,留给了他大宗遗产,使他可以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于是他立即着手实现他摆脱沙皇黑暗统治的计划。他以给妻子治病为理由申请出国,期限是六个月。1847年1月赫尔岑离开俄国,3月到达巴黎。法国七月王朝的现实当然不能令他满意,他于这年年底到了意大利,在那里迎接了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赫尔岑又赶回巴黎。他于5月初到达那里,但迎接他的是5月15日的群众示威和六月起义的遭到镇压。他在这里吸取了1848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

这段经历便反映在他的《法意书简》和《来自彼岸》中,这些书信本来是为了向俄国人民报道西欧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它们的开端部分原系寄回俄国准备发表。但随着沙皇反动统治的加强,俄国的报刊甚至不能提到赫尔岑的名字,因此后来它们只得用法文和德文在国外发表。为了向西欧介绍俄国,他还在这时期写了《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在1854年首先用德文本发表。

但是,尽管赫尔岑到了国外,沙皇政府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它通过驻外机构命令他回国,甚至扣留了他的一部分财产对他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他就范。但是赫尔岑作出了坚定的回答,他移居到当时属于意大利的尼斯城,并取得了瑞士的公民权。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又发生了悲剧,他的母亲和一个儿子于1851年11月因轮船失事遇难,他的妻子也在次年5月病故,这使赫尔岑几乎精神崩溃。

但是赫尔岑没有从此消沉下去,他于1852年8月来到伦敦这个国际流亡者集中的地方,开始了新的战斗。他为了促进俄国的解放运动,在伦敦创办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出版了年刊《北极星》文集和周刊《警钟》,通过各种地下渠道发往俄国。它们对在俄国传播进步思想和进行宣传鼓动,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等的许多禁诗,都是首先在这里发表,然后传回俄国的。《警钟》还在俄国联系了不少秘密通信员,沙皇政府的许多暴行便是通过这刊物在俄国公之于众的。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在沙皇的高压政策下,革命形势进入了低潮,《警钟》和《北极星》也相继停刊了。

60年代末,赫尔岑又移居日内瓦和巴黎,他意识到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但是在1870年1月由于偶然感冒引起的肺炎而病逝于巴黎,他的遗体后来运到尼斯,葬在他妻子的墓旁。

《往事与随想》是赫尔岑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它不仅忠实而真诚地记载了他的一生,而且正如他所说,这是“历史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全书的覆盖面相当广,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40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1848年欧洲的革命风云,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对人民的血腥镇压,直到50年代伦敦各国流亡者的活动和宗派斗争,60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新一代革命者——赫尔岑所说的“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的成长,几乎包括了19世纪初叶至巴黎公社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赫尔岑在俄国的经历使他接触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的描绘构成了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来到西欧后,又碰到了1848年的革命高潮,目睹了欧洲民族民主运动波澜壮阔的群众场面,也经历了斗争失败后的惨痛景象。他是作为历史见证人写他的回忆录的,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便在于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描绘一切,评价一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不是简单的编年史或大事记;它有统一的出发点,那就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深切关怀和对进步社会思想的热情探索。

赫尔岑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政论家。早在40年代别林斯基即已指出,赫尔岑的艺术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思想的威力”。他的回忆录也是这样。赫尔岑总是站在维护进步事业的高度,评价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活动。在赫尔岑看来,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是首要的,这规定了他的写作意图和目的,写作不是作家个人的事,而是人类整个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在他的回忆录中,政论性和哲理性插话几乎随处可见,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一个基本特点。他把书名定为“往事与随想”,便是这个道理。

屠格涅夫曾指出,赫尔岑“在刻画他所遇到的人物的性格方面是没有敌手的”。《往事与随想》艺术地再现了19世纪欧洲解放运动的许多历史人物,如马志尼、加里波第、科苏特、蒲鲁东、路易•勃朗等,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罗伯特•欧文、雨果、密茨凯维奇等,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如别林斯基、恰达耶夫和许多十二月党人。赫尔岑的人物画像从来不着重外表,他总是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细节,在适当的场合刻画他们的精神面貌,因此有时寥寥数笔,便能使人物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赫尔岑一向反对以所谓“客观主义”为标榜的写作方法,他对他所写的任何事件,任何人物,都有鲜明的态度,以爱憎分明的笔触描绘一切,这使他的文字带有明显的抒情色彩,有时热情洋溢,有时嬉笑怒骂。在《往事与随想》中,他对人民的苦难始终充满同情,对一切非正义的事则表现了强烈的憎恨。赫尔岑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从不讲违心之言,在本书中他对自己进行了严格的解剖,也对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对伦敦的一些流亡者的描写便是这样。但他对无私的、忘我的革命志士则不遗余力地加以讴歌,如他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沃尔采尔在伦敦病故前后的那些血泪斑斑的描写,便扣人心弦,成了本书许多光辉的篇章之一。

《往事与随想》还表现了赫尔岑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讽刺才能。俄罗斯的许多大官僚,暗无天日的西伯利亚的统治者,各种胡作非为的大地主和大贵族,都在赫尔岑的笔下现出了原形。赫尔岑的描写总是能触及要害,给这些人以致命的打击。他有时用对照等手法,让沙皇反动官僚的丑恶面目在读者面前自动曝光;有时则利用一些小故事,揭露沙皇专制统治的荒谬可笑,如第二卷关于一个女孩被教士灌醉以后,胡乱取了个男孩的名字,以致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交涉和调查。这看似不可信,然而却是俄罗斯的活生生的现实。赫尔岑对俄罗斯黑暗社会的抨击,表现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正直的良心。

赫尔岑也是一个伟大的文体家,他在《往事与随想》中运用了种种表现手法,这里有诗的语言,也有抒情独白,有书信,也有日记,有描绘自然风景的美丽篇章,也有逻辑严谨的说理文字。屠格涅夫称赫尔岑是一位“天生的文体家”,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谈到赫尔岑时,也赞扬“他的语言特别优美和光辉”。

赫尔岑经历了错综复杂的一生,他的回忆录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的艺术感染力更使它不仅成为俄罗斯文学中,也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今天阅读这样一部书,除了它在文学写作上的卓越成就外,还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他坚持正义、坚持进步的一生,他尽管长期流亡国外,对俄国仍充满挚爱和信心的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不屈不挠维护民族的自由和发展的坚定意志,他追求真理、爱憎分明、不讲假话的真诚坦率的作风,他对人民的热爱和同情,对丑恶现象的至死不渝的憎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赫尔岑从1852年开始动笔写《往事与随想》,历时达十五年之久。作家生前曾亲自编定了一至五卷(除《家庭悲剧》等少数部分外),第六至八卷大多由后人根据他的遗稿陆续发表,但直至1956年,全书才由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定,列入《赫尔岑三十卷集》。中译本系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赫尔岑九卷集》译出。

项星耀

1992年4月于上海

序言

不少朋友劝我全文印行《往事与随想》,这事并不困难,至少前两卷是这样。但是他们说,刊载在《北极星》上的一些片断系信笔写成,缺乏完整性,时断时续,忽前忽后。我觉得这都是事实,但我无法改正。作些补充,按年月顺序排列章节,这不难办到;但是彻底修订,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往事与随想》不是接连不断写成的,有几章前后隔了整整几年。它们留下了写作时间和不同心情的痕迹,而我不想抹去这一切。

本书与其名为见闻录,不如说是自白书。正因为这个缘故,来自往事的片段回忆与出自内心的随想,交替出现,混杂难分。然而,总的说来,在这些厢房、顶楼和附属建筑物之间,还是有内在联系的,至少我认为这样。

我作这类笔记并非头一次。早在二十五岁左右,我已开始写作近乎回忆录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从维亚特卡给调到了弗拉基米尔,心里闷得发慌。莫斯科已近在咫尺,我却不得不停留在这里,这使我心烦意乱,感到委屈;我像一个旅客到了最后一个驿站,却找不到马!

其实,这差不多是“行将告终的青年时代中最纯洁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我当时虽则苦闷,但觉得前途光明,幸福,这是孩子在生辰或节日前夕的苦闷。字迹娟秀细小的信{指赫尔岑的未婚妻的来信。}每天寄来,我为此沾沾自喜,引以为荣,并从中汲取生命的养料。然而离别终究是痛苦的,我不知怎样才能尽快打发这“盼不到头的岁月”——这四个来月的时间……于是我听从别人的劝告:开始在闲暇中记下了我在克鲁季茨和维亚特卡的经历。我写了三本笔记……这以后往事就湮没在现实生活中了。

1840年别林斯基读了它们,感到满意,便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其中的两本(第一本和第三本)。至于剩下的那本,如果还没成为引火物,应该至今仍放在莫斯科我家中的什么地方。

过了十五年,“我住在伦敦樱草丘附近一个偏僻所在,这里与世隔绝,雾影笼罩,正合我的心愿。

“在伦敦我举目无亲。有的只是我所尊敬的和尊敬我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亲近的人。大家来来往往,见了面无非谈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全人类、至少全民族的大事。与他们的交往可以说是毫不涉及个人感情的。几个月过去了,往往没有谈到一句我想一吐为快的话。

“……那时节在一连串骇人的遭遇、不幸和错误之后,我还惊魂甫定,刚恢复正常。最近几年的生活情景仍历历在目,我看到,除我以外,无人知晓这一切,而随着我的辞世,真相将湮灭无闻,便不免感到惶恐。

“我决定写下来;但是一个回忆唤起千百个别的回忆;一切接近遗忘的旧事复活了:少年时代的理想,青年时期的憧憬,豪迈的青春岁月,监禁和流放——这些早年的厄运没有在我心头留下一丝阴影,倒像穿越长空的春雷,以它们的巨响唤醒和激励了年轻的生命。”

这次我提起笔来可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已经没有地方急于要去了。

我动手写这新作品时,根本没有想到《一个青年人的笔记》的存在,只是有一次在大英博物馆披阅俄文杂志,偶然看到了它。我央人抄录下来,重读了一遍。它引起的印象是奇怪的:我深深意识到,十五年来,我已老了许多,起先这甚至使我震惊不已。那时我还在领受生活的乐趣和幸福,仿佛它们是永无止境的。《一个青年人的笔记》情调如此不同,以致我无法从中汲取片言只语;它属于青年时代,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那清晨的光辉无助于我晚年的著作。它包含着许多真理,但也有不少游戏笔墨。此外,对我说来,它显然留下了海涅的痕迹,因为在维亚特卡那个时期,我正陶醉在海涅的作品中。至于《往事与随想》,它有的只是生活的痕迹,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我的写作进展极慢……有些往事需要经历相当久的时间,才能形成一个清晰的观念——一种无可奈何、令人伤感、但又能获得谅解的观念。不经过这一步,写成的东西可能是真诚的,但不可能是真实的!

有些部分我写得并不成功,我把它们丢了。今年夏天,我终于给我青年时期的一位朋友念了最后的稿本;通过我的朗读,我看到了我所熟悉的事物,这才罢手……我的工作总算完成了!

很可能,我对它的评价远远超过了实际,在这些隐约刻画出事物面貌的笔记中,不少地方仅对我个人具有意义;也可能我从我写下的一切中,看到了多得多的东西,它们在我心头唤起梦境,成为唯有我才能解答的象形文字。也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能从它们的字里行间听到心灵的跳跃……尽管这样,这书对我依然是宝贵的。多年来,它代替了我的亲人和失去的一切。但现在它也要离我而去了。

个人的一切转瞬即逝,对这种消逝除了顺从别无他法。这不是绝望,不是衰老,不是冷漠,也不是无动于衷;这是暮年的青春,生命活力恢复的形态之一,或者不如说,即是这个过程本身。有些创伤,人是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忍受的。

一个僧侣,不论他多大年纪,总同时既是老人又是少年。他由于埋葬了个人的一切而重返于青春,变得超然物外,心胸开阔……有时甚至过于开阔……确实,在个性泯灭的普遍性之间,在历史发展的诸元素,以及云影一般在它们表面飘忽移动的未来诸形象之间,人难免感到空虚和孤独。但这又算得什么呢?人是但愿一切都保存的:他既要玫瑰,也要冰雪;在枯熟的葡萄藤旁边,他希望缠络着五月的鲜花!在忧伤的时刻,僧侣靠祈祷获得解脱;我们不能祈祷,我们可以写作。写作就是我们的祈祷。看来,前者与后者的效果并无不同,但是此刻我们且不谈这个。

是的,反复的节奏,重现的旋律,人生对此是有所偏爱的。谁不知道,童年与老年多么近似。生活中有桂冠也有荆棘,有摇床也有棺木,而在生命全盛时期的两端,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往往是两个在主要之点上相仿的时期。那在青年尚未获致的东西,在老年则已经丧失。青年不计个人得失、梦寐以求的,到了老年,在乌云和夕阳的衬托下,将显得更为光辉灿烂,庄严肃穆,而且同样无关乎个人的得失。

……每当我想起,我们两人此刻在将近五十高龄的时候,如何站在俄国自由论坛的第一架印刷机旁边,我就依稀觉得,麻雀山上我们童年的格琉特利{据传说,1307年,在瑞士中部的格琉特利草原上,乌利州、施维茨州和下瓦尔登州的代表一起宣誓,要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到底,史称“永久同盟”。它奠定了瑞士国家独立的基础。赫尔岑用这传说的宣誓比拟他与奥加辽夫在莫斯科麻雀山上的宣誓。}离今天不是三十三年,而是至多——三年!

人生……不同的生活场景,不同的民族,革命,亲友的面容,在麻雀山和樱草丘之间相继出现、变换和消失了;事变像无情的旋风,几乎已把它们的踪迹一扫而光。周围一切都变了:泰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我处在异乡客地……我们通向祖国的道路已被切断……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四岁)的憧憬依然如故!

让《往事与随想》来总结我个人的一生,作为它的纲目吧。而我其余的思想将诉之于行动,其余的精力将付之于斗争。

我们仍然同心同德……

并将再度踏上孤独而忧伤的征途,

不倦地呼号真理——

哪怕希望扬长而去,人们毫不眷顾!

正文赏读

第六卷

第一章 伦敦的雾

1852年8月25日拂晓,我走过潮湿的跳板,踏上了英国的海岸。当我眺望它那污秽的苍白峭壁时,压根儿没有想到,我得在这儿度过漫长的岁月之后,才会离开这些白垩质巉岩。

我离开意大利时百感交集的情绪这时还完全控制着我,我的心灵疮痍满目,只觉得接连不断的打击来得那么快,那么凶猛,一切使我感到迷惘,不能清楚地看到我该做些什么。仿佛我必须用双手重新摸索熟悉的真理,才能对早已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事物,再度燃起信心。

我违背了自己的逻辑,忘记了当代人在观点和行动上的差距,他们开头讲得多么响亮,到实现自己的纲领时要求又多么低,他们的愿望那么善良,他们的力量却那么脆弱。

不必要的会见,没有结果的探索,徒劳无益、艰难曲折的谈话,持续了两个月,我始终还在等待……等待着什么。但是我讲求实际的个性不能老是停留在这梦幻的世界中,我逐渐看到,我要修建的大厦缺乏坚实的基础,它是必然要倒塌的。

我感到委屈,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凌辱,我对自己生气。那圣物遭到亵渎的悲痛,那为琐事忙乱的一年,使我心如刀割,我感到了可怕的、难以表达的疲倦……我多么需要靠在朋友的胸前,向她诉说一切,她是不会申斥和指责我的,因为我的不幸就是她的不幸;然而我的周围茫茫一片,越来越显得空虚,我没有一个亲人……一个朋友……不过也许这样更好。

我本来只打算在伦敦待一个月,但我逐渐发现,我根本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地方要去。如果要过这样的隐士生活,那么找不到比伦敦更合适的地方了。

决定留下后,我开始为自己在远离闹市的地区找了一所住宅,那是在摄政王公园以北,离樱草丘不远的地方。

孩子们还在巴黎,只有萨沙跟我在一起。住宅按照当地的格式分成三层,整个中间一层是既冷又不舒适的大客厅。我把它改成了书房。房东是雕塑师,在这屋里堆满了各种雕像和模型……露拉•蒙蒂兹的胸像与维多利亚女王一起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我们迁居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已把包裹打开,安顿好了;早上我走进这间屋子,坐在大沙发上,在万籁俱寂中过了两个钟头,没有任何人打扰,多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了自由。这自由没有使我觉得轻松,但是在窗口远眺,我还是很愉快,从弥漫的大雾中,我隐隐看到了公园内郁郁葱葱的树木,我为它们带来的安宁感谢它们。

现在整个早上我都独自孤零零地坐着,往往什么也不做,甚至也不看书,有时萨沙会走进屋子,但对我的静坐并无妨碍。豪格与我住在一起,不是绝对必要,他不会在用膳前找我,我们是在六至七时之间用膳的。在这种闲适生活中,我回顾着一件件往事,思考着每一句话和每一封信,每一个人和我自己。我看到,我有时这儿错了,有时那儿错了,我看到了我的脆弱,摇摆,行动上的犹豫,别人对我的影响。在这种清理过程中,内心逐渐出现了一种转变……有些痛苦的时刻,眼泪不止一次流下面颊;但也有不同的时刻,那不是欢乐,而是勇敢的时刻;我感到了身上的力量,我对谁也不再存有希望,但是对自己的希望加强了,我变得不再依靠任何人。

空虚包围了我,使我坚强了,它给了我静心思考的时间;我与人们疏远了,那就是不再寻求彻底的了解。我并不回避任何人,但是对人们已不感兴趣。我看到,我与人们没有真正深刻的联系。我是陌生人中间的陌生人,我对一些人的同情比对另一些人多些,但是与任何人都没有打成一片。这在以前也是一样的,只是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今天化装舞会结束了,多米诺斗篷脱下了,桂冠从头上摘下了,面具从脸上拿掉了,我看到了另一些面貌,不是我预先想象的面貌。我怎么办呢?我对许多人的爱减少了,因为我了解得多了,我可以不在脸上流露这一点,但是我不能不感觉到这一点,然而正如我说过的,这些发现没有使我丧失勇气,宁可说还加强了它。

对于这种转变,伦敦的生活是非常有利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比伦敦更能使人养成离群索居、安于孤独的习惯。它的生活方式,距离,气候,那种使个人消失不见的稠密人口,以及缺乏大陆上的娱乐活动,都有助于这种状况的形成。谁能够独自生活,他就不怕伦敦的寂寞。这儿的生活正如这儿的空气,对脆弱的人,不健康的人,想在自身之外寻求友谊、同情和关怀的人,是有害的。在这里,精神的肺必须像身体的肺一样坚强,足以从烟雾弥漫的空气中吸取氧气。群众为了活命要为必不可少的面包奋斗,商人要忙于积累财富,所有的人都得为工作奔走忙碌;然而神经质的理想主义性格却喜欢过热闹的生活,头脑懒散,无所用心,这样的人在这儿会寂寞得要死,陷入绝望之中。

孤零零地在伦敦街头漫步时,在铺石块的小胡同中,在令人窒息的走廊上,有时白茫茫的浓雾会使你看不到一步远的地方,以致撞在迎面跑来的黑影上——这是我常有的事。

我散步的时候通常是在晚上,我的儿子上床以后;我几乎从来不上任何人家串门;我读报,在酒店里观察那个不熟悉的民族,在泰晤士河的桥上伫立。

一边是议会大厦的钟乳石建筑隐隐耸峙在眼前,又随时准备消失在夜幕中,另一边是圣保罗大教堂顶上倒置的大碗……路灯……两旁无穷无尽的路灯。一个吃饱的城市已经睡了,另一个饥饿的城市还没有醒来,街上空空荡荡,只听得到提了灯的警察那匀称的脚步声。我时常坐在那儿眺望,于是心头又觉得平静和安宁了。正是由于这一切,我爱这个骇人的蚁垤,那里每天夜里有十万人不知道可以躺在哪儿,警察往往发现儿童和妇女就饿死在大饭店旁边,因为付不出两英镑就别想在那儿吃到一顿饭。

但是这样的转变不论来得多么快,不可能一下子完成,尤其是到了四十岁的年纪。当我可以跟这些新思想和谐相处时,已过了不少日子。我决定要工作以后,好久还是什么也没做,或者没有做我希望做的事。

我到伦敦来是想寻找自己的法庭,这是正当的,合理的。直到今天我经过反复思考,依然相信这一点。说真的,我们可以要求谁来主持公道,说明真相,揭露谎言呢?

我们不能要求敌人的法庭来做到这一点,它是按照另一些原则,我们所不承认的另一种法律进行审判的。

我们可以自行处理一切,这是毫无疑问的。自行处理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收回被强制剥夺的权利,实行公平的解决。报仇正如感恩一样,是人类单纯的、正直的感情。但是不论报复还是自行处置,都无助于说明事实真相,而有时说明真相正是一个人的主要目的,也许对他说来,让事实水落石出比报复更重要。

我的错误不在于这个主要方面,而在于次要方面,因为要有自己的法庭,首先要有自己的人。但我的人在哪里呢?……

以前在俄国我有过自己的人。但是在国外,我与他们的联系被切断了,现在必须恢复这种联系——我要向他们谈论压在我心头的一切。他们不会收到我的信,但是书籍可以送到他们手中。那么,不能写信,就印书吧,于是我一天天着手写《往事与随想》,同时开始筹建俄罗斯印刷所了。

[责任编辑:林景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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