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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40年•百姓心声|在路上


来源:南京日报

当年卫岗大坡的高,是刺心的。每当五路公交车开足马力,朝卫岗坡顶冲刺时,大家都凝神屏气,甚至设想自己正在“推”它一把。有时,因坡太高,众人想象中的“推力”

当年卫岗大坡的高,是刺心的。 

每当五路公交车开足马力,朝卫岗坡顶冲刺时,大家都凝神屏气,甚至设想自己正在“推”它一把。有时,因坡太高,众人想象中的“推力”,仍嫌不够,五路车会哼哼几下,哧一声停在坡上。司机愁眉苦脸地拉上手闸,一怕因人多又失去动力,车子会倒溜,二怕他和车就耗在坡上,那就会耗掉他的月奖——司机每天跑的趟数是有定额的。 

大学期间,有一次我去新街口新华书店买书,乘五路车返回学校时,车子又在卫岗大坡上趴窝了。司机嘎一声拉住手闸时,求爷爷告奶奶,把部分乘客哄下车,让他们去车尾推车。我自认年轻,力气不小,当仁不让加入了推车行列。车力加上人力,令车子像顽童,朝我们喷出又黑又臭的浓烟,竟一溜烟窜上了坡顶,把推车的人远远甩在身后。“快追!它要跑了!”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大家从纷乱的思绪中惊醒过来。是啊,车子并没有在坡顶等候,而是以低速继续前行,既像在等我们,又像准备抛弃我们。人往坡顶奔跑非常吃力,我向来爆发力强但耐力差,还没跑到坡顶,已经落为“追车族”中的最后一个。见大家都纷纷跳上行进的车子,我更加着急,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冲刺,好歹追上了它。上车走到车厢尾部,我突然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了,赶紧去摸腕部的脉搏,竟没有一丝律动。我眼前蓦地出现了一片蔚蓝,接着又慢慢转淡为白色。当白色又向黑色转变时,我意识到死亡正悄悄向我靠拢。好在我还有力气咳嗽,我一直咳到视觉恢复,才发觉不知何时起,手上的一捧书已落了一地,浑身冷汗如注。好心人连忙让出座位,扶我坐下……打那以后,我对进城的必经之地卫岗大坡,充满敬畏,再也不敢用奔跑伺候它。 

1990年,我父亲来南京客居,突发旧疾,住进了南理工医院。一天夜间需要紧急输血,当时的南京“落后”到,需要我半夜骑车,去鼓楼血站取血。医生叮嘱我,血袋在路上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时间攸关父亲的性命,于是我再次冒险。两次路过卫岗大坡时,没有下车步行,硬是骑车冲上了坡顶。当我把血袋交到医生手中,他们惊诧不已,不敢相信我返程仅用了四十分钟……后来,卫岗大坡被削低了,无论是公交车爬坡,还是人奔跑或骑车上坡,都已不太费劲。我新的人生履历中,再难添加与大坡有关的难忘经历了。 

2004年,我把家搬到了大行宫,傍晚去学校教书的路上,已经削低的卫岗大坡不再是困扰,但堵车成了新问题。记得1996年,加拿大桂冠诗人佛瑞德·瓦来南京找我时,他以一个发达国家人的见识预言,十年后南京的马路必拥堵不堪。我当时认为那是幻想,因为马路上的汽车不多,让人觉得马路空荡荡的,简直像操场……我上课时,常提前两小时动身,以为时间绰绰有余,甚至有空到学校食堂吃顿晚饭,哪知公交车行着行着,就像驶进了无数车辆围成的死胡同,动弹不得。无数次,为了上课不迟到,我只好半途下车,靠双腿跨越“遥远”的路程。我经历过无数“惊险”的时刻——满头大汗刚跑进教室,上课铃就响了。 

再后来,上课的路线上,有了地铁二号线。我只乘了几次就意识到,地铁对我上课很重要,它让我有了精准掌握路途时间的能力。很多次,我照样是刚进教室不久,上课铃就响了,但我不再满头大汗。地铁令我可以把路途时间,控制到与预想相差不超过一分钟。我已了然几点几分进地铁站,会赶上那趟车。我的母亲一向是公交车粉丝,常不屑于我对地铁的夸赞,直到有一天,她也成了地铁粉丝。她新上的老年大学,路途遥远,只有地铁能保证她不迟到。2011年我去台北时,承认南京地铁的发展还远远赶不上台北。但去年,当我告诉台北的朋友,南京地铁长度已超过台北时,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南京的地铁线路越来越多,我也敢搬得离主城越来越远。这对我保持一颗宁静的心很重要,同时地铁又赋予我,与社会接触的能力。(黄梵)

[责任编辑:王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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