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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辉麟之女忆母:用艰苦奋斗的精神纪念母亲


来源:凤凰网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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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辉麟(1897-1932),女,化名姜石贤,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中共党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淞浦特委内部交通。1932年调中共江苏省委工作,同年冬返回上海途中在镇江被捕,解来南京,年底牺牲。

姜辉麟(1897-1932),女,化名姜石贤,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中共党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淞浦特委内部交通。1932年调中共江苏省委工作,同年冬返回上海途中在镇江被捕,解来南京,年底牺牲。

母亲参加革命前周围都是进步人士

黄宗英:我外公是个私塾老师,我外公的父亲也是私塾老师,经济条件一般,马马虎虎,反正收几个小孩在家里边,所以宽裕也不宽裕,困难也不困难,一般化。但是我母亲喜欢学习,从前女孩子不学习的,她有的时候听在旁边,那么我外公有的时候也教她,后来我听我外婆说,她喜欢上学,后来索性送到景贤女校去学习。毕业了之后,校长姓丁,丁老师把她留下来了,又当教师又当职工,这样她就在学校里边。丁老师同侯绍裘、孙中山也见过的,也联系的,她思想也挺进步,那个时候属于国民党左派,所以我母亲对这个方面挺积极,她接近共产党。孙中山他是(主张)“联苏、联共、联工农(扶助农工)”,所以我母亲、舅舅都是联共的,所以这个事情我母亲也进步得挺快的。

黄宗英:我外公死得很早,我外婆领五个孩子不容易,我外婆的父亲也经常帮忙,所以我们想起来她抚养五个孩子不容易,但是这五个孩子都很争气,都是党员,都是属于共产党的。一直到后来,我大舅舅叫姜长林,他是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一直跟着周总理,南昌起义也都(参与),还有两个舅舅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一部分是共产党一部分是国民党,一个小的舅舅没有回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牺牲在苏联战场上。所以我母亲参加革命她就是靠这个条件,她周围都是进步人士。

黄宗英:刚开始搞革命活动,共产党什么活动她都参加,到后来正式工作了。正式工作的时候在奉贤曙光中学,那个时候是陈云领导的,那个名字叫淞浦特委,工作都是搞地下工作,搞地下工作嘛,斗地主啊恶霸啊,有怎么不合理的(现象),(提倡)天足啊剪头发啊,她都参加,我母亲都参加。不但是社会上,我们家里边我外婆我婶母也动员剪头发,她活动搞得挺活跃的。

黄宗英:但是我母亲结婚早,参加工作的时候已经有四个孩子了,30岁了,所以领导同志都比我母亲小,我母亲是被领导的,领导同志叫我姨母(姜兆麟)是大姜,叫我母亲是小姜。不是(因为)年龄小,但是(职责区分)这样大小分开来。但是我母亲工作领导上都很信任,叫她做啥就做啥。那个时候挺困难,自己做炸弹、枪支弹药,我母亲自告奋勇地:我送,我送去。领导挺放心,(母亲把东西)包包好,化装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走了。领导都交代好了,你走什么路,有几个卡子你要注意,我母亲都听领导,回来怎么回来怎么走。所以那时候送炸弹、土炸弹,(对方)晚上就用上了,领导都挺高兴,成功了,就是这工作成功了。所以我母亲,哪一个领导都晓得,(她)在困难时自告奋勇,我去我去,就这样子,领导也挺信任。

黄宗英:我母亲1927年为什么她突然要(入党),1927年蒋介石叛变,杀共产党,开始大屠杀,蒋介石说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共产党。我母亲她站起来非要参加共产党,好几个领导同志说:小姜参加共产党要杀头的,我母亲说我不怕,杀头就杀头,反正准备要牺牲的。

黄宗英:(1928年),她在的曙光中学叫国民党封了,封了之后地下工作都撤了。我母亲撤了之后调上海,正好布置了跟地下工作联系,有的时候地下工作开会。工作是小学部,上午白天教工人子弟,晚上教女工,教她们识字,教文化,再讲革命道理。我母亲有的时候忙的时候,我舅舅(姜长林)代课,也给她代课,也教文化,也教女工革命故事。所以到1931年8月份(1932年),我母亲接到命令,调南京,学校都拆了,我外婆把我和我小哥哥也带出来了,带出来之后送到松江老家,还是(给)我父亲看了。后来母亲牺牲,据说是地下工作者来送信给我舅舅,跟我舅舅说姜辉麟牺牲了,是秘密杀害,她被叛徒出卖的。

父亲和外婆都支持母亲的革命工作

黄宗英:我父亲没有正式工作,因为我们属于一个大家庭,我祖母是个大地主出身,所以(父亲)不出去工作,但是出去工作零零碎碎的,他帮人家写写弄弄都可以的,要写也能写,给人家写招牌,大商店里写大字写招牌,字挺好的。所以我母亲生气啊,大男人不出去工作,没有工作,结婚之后也是在家里,所以看孩子了。我母亲也挺放心,所以家里有看孩子的,工作方面我舅舅可以帮助,家务事情我父亲在这里(照料),有的时候我外婆还帮助。(母亲)有的时候想到我们了,(父亲)带我们出去了,有的时候又送回来了。所以我母亲工作忙是忙了,一心一意的,她没有什么牵挂。

黄宗英:后来参加革命之后住在我外婆家里面,因为怎么呢,我外婆家里面是一个联络点,革命据点,有什么事情都(在这里),所以我们也经常在外婆家里面的。

黄宗英:有一次我记得我父亲买了东西送到我母亲住的地方,母亲同舅舅住在一块,送去了。后来我父亲不声不响就走了,回来了,我舅舅也没看到我父亲,我母亲也没有看到,大概回去了。平时我母亲回来,我父亲都说你需要什么工作,我母亲说办公用品,办公用品就是哪里买笔哪里买纸都说好了,我父亲买好了之后准备好了叫她带走。我父亲支持(母亲工作),有的时候在上海我们病了,病了之后我外婆送回来,送回来我父亲照顾好了之后,养好了又带出去了。

主持人:您父亲大概什么时候去世的?

黄宗英:1942年,我母亲是1932年,正好十年。我父亲死得挺苦,因为困难,生病没有钱看,生活又不好,所以我父亲死得也挺早的。当时一个人老的啊,又瘦又老,也挺苦的,那时抗日战争没有办法,那么亲戚都没有办法来往,亲戚在上海不能过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出去,所以我父亲等于饿死的,又病死饿死,我父亲死得也挺可怜的。人家说黄先生你家里房子挺多的,卖了一点不要生活那么苦了,我父亲怎么说呀,我不能卖,我四个孩子回来住到哪里去啊?我不能卖。所以他真的没有卖,真是宁可自己苦死的,困难,所以到后来房子原封不动,多少房子还是多少房子,都交给国家。

我继承了母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黄宗英:解放之后,上海区政府调我到文教科去工作,我要求最好出一个烈属证,出烈属证我是为了纪念我母亲,为了便于工作,鼓励我们工作。我去见刘晓,我叫我舅舅写了个信,刘晓同志同我母亲是一块的。我去见了之后,我也是表态我们不是要靠母亲,躺在我母亲功劳簿上的,我没想这个,我们是要向母亲学习,要走革命的道路。上海区政府培养我到人民大学去学习,分配了最苦的地方,在山东。那么我从来没有叫苦,没有要求要调回上海,一共在济南待了50年,工作31年,没有提出过要求,再困难我自己克服。

主持人:您这一路下来您的这种精神是不是跟您母亲给您的教育有关系?

黄宗英:是这样子。我看到母亲也是什么都干,不管分内分外都干,我母亲除了工作,领导上分配她的工作干完了,对同志们也帮忙。有一个同志家里出了事情,没有路费了,那我母亲挑两件衣裳,好一点的衣裳,当了之后,给他做路费,(说)你快走吧,马上回来。一个同志长了皮肤病,那个时候没有工资的,地下工作(者)都没有工资的,那我母亲想尽办法,帮助他们,给去弄药,给去什么,给他们治好。那么还有一个同志孩子没有衣服穿,她也想办法给他们弄。还有下雨,同志出去工作,回来淋了(雨),湿的,我母亲马上烧了姜汤,叫他们喝了发发汗,让他别生病。所以我母亲也是这样子,又做好自己工作,又关心同志,所以她跟同志之间关系也搞得好,领导上都信任她的,当时我母亲总算比他们都大,比领导同志大,关心事情就多一点。

黄宗英:(上海解放后,)邓颖超同志第一次到上海来,我舅舅去拜访她,她第一口就问:姜辉麟现在在哪里啊?她叫(母亲)辉麟,(问)辉麟现在在哪里啊?我舅舅跟她说32年牺牲了,在南京牺牲的。邓颖超说了:哎呦四个孩子怎么办?我舅舅说工作了都大了工作了,(邓颖超说:)好好好,放心了。所以我母亲同事和亲密战友很广,杨之华是瞿秋白的夫人,邓颖超是周总理夫人,大家都挺好,还有宋庆龄,宋庆龄是国民党左派嘛,也倾向共产党,她们都有联系,我小的时候还穿过宋庆龄送的小衣服。所以我是一心一意,我一定要将老革命光荣传统传下来,我现在也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坚持到底。

[责任编辑:王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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