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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画是18世纪最耀眼的外销画品种 玻璃古称“药玉”


来源:广州日报

瑞典斯德哥尔摩海事博物中,收藏着一件名为《约翰·派克肖像》的画作,它是目前已知的最早一幅广州外销玻璃画。

蓝色蚀花玻璃人物画1914年

约翰·派克肖像玻璃油画(图据《清代广州外销画的主要品种及其变化初探》)

广州十三行题材玻璃画18世纪末19世纪初广州博物馆藏

广州外销传奇

瑞典斯德哥尔摩海事博物中,收藏着一件名为《约翰·派克肖像》的画作。它在博物馆琳琅满目的藏品中,显得并不起眼;但在一些专业人士眼中,它却有别样的意义——它是目前已知的最早一幅广州外销玻璃画。

玻璃画,是广州外销画大家族中的一员。听名字就知道,是画在玻璃上。作为一种海外商品,西方玻璃很早就传入中国,比如广州就曾出土许多舶来品玻璃珠,但比较大量的进口要到明代以后。在这种外来新材料和相关艺术技法的影响下,清代玻璃画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返销欧洲了。这说明,在相对开放的贸易体系中,善于利用自身的优势,对于实现产业升级,往往有效。

玻璃画

18世纪最耀眼的外销画品种

约翰·派克这个人,本身是英国人,但受瑞典东印度公司资助,曾经四次往来瑞典和广州之间。其中瑞典东印度公司在1732年的第一次广州之行,船上就有他。他的这件肖像画,具体绘制时间和作者都无从查考。但他最后一次离开广州是1744年,所以画一定不会晚于这一年。画中,他戴着长至披肩的假发,身穿一件奢华的带有金穗带的长衫马甲,这种造型是当时欧洲肖像画的流行样式。曾任英国布莱顿皇家行宫艺术博物馆馆长的孔佩特指出:“这种中西两种传统相结合的造像方式在18世纪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的——玻璃背画肖像上得以体现:肖像主人公身穿奢华的欧洲服饰,置身于以中国山水为背景的场景中。”

虽然使用的材料有所差异,但和其他外销画一样,玻璃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体现中国风情的作品。当然,特定的材料和销售对象决定了特定的创作手法,令其呈现出与通草画、纸本水彩画等其他“外销画兄弟”们不同的样貌。道光年间梁廷枏编修的《粤海关志》中,记载当时中国外销的玻璃画五花八门,有“玻璃镜镶玻璃油画”“银镶边玻璃油画盒”“镶油画玻璃盒”和“玻璃影画时辰钟”等品种。美术史学者胡光华认为,中国清代玻璃画之所以畅销欧美,并为清朝海关纳税,“主要在于其艺术表现风格的西化和图像中西情调表现的融会贯通”。

有“中国最早的油画家”之称、18世纪后半叶活跃于广州的史贝霖,最初就是由于在玻璃上绘制油画肖像而崭露头角的。署名为“史贝霖”的最早一幅玻璃肖像画依英文标签的记载作于1774年10月的广州,画的是英国船长托马斯·弗瑞(Thomas Fry)。有人说,史贝霖的意义,就在于他绘制的众多肖像画广泛地赢得了西方订画者的认可。孔佩特认为,另外一些广州的欧洲商人肖像玻璃画,使用了与《托马斯·弗雷船长肖像》相似的风格绘制,可以被认为是出自史贝霖或至少是他工作室的作品。

玻璃画背画技术对鼻烟壶等传统工艺品有影响

约翰·米雷斯(John Meares)在1791年出版的《1788至1789年从中国到美国西北海岸航行记》中说:“(史贝霖)是一位优秀的中国画家,或许是这个庞大帝国在这一领域上仅有的一个。”

他的说法可能代表了当时来华贸易的西方人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但据我们现在所知,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如孔佩特就指出,约翰·派克的货运员查尔斯·欧文保存下来的个人文书中,就包括一份1738年关于玻璃画家郭呱(音译自Quoqua)的文献,这位画家曾提供有“18幅配有漆框的玻璃画”,另外还有6 幅配有红木框的玻璃画。另一位瑞典东印度公司货运员是威廉·钱伯斯曾在18世纪40年代三次造访广州,在其《中国建筑和家居设计》(1757)书中一些图案的脚注标明:“是从著名中国大师萧先生(Siou Sing Saang)的画作临摹而来。我在广州的时候聘请他在玻璃上画各种各样的中国服饰。”

此外,1739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号”的Bootle 船长自己就运回六块玻璃画。1751 年,瑞典植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Pehr Osbeck)也曾对广州玻璃背画画师们的活动有所记录,可惜没有著录他们的姓名。他写道:“据说,从欧洲进口玻璃是被禁止的。可是,欧洲人经常运来玻璃,然后让中国人在上面画玫瑰或其他花卉,似乎中国人这方面的技艺十分娴熟。”1768年,威廉·希基也在回忆录中记载,当时许多优秀的画家在广州绘制玻璃画。

有学者认为:“18世纪的玻璃画在欧洲式微,在中国却异军突起,并且得到作为出口家具玻璃装饰画的机缘而不断完善,终于超脱成为一个新型的外销油画画种。”但广州生产的玻璃画并非全部用于外销,也有一些经由贡品等渠道,进入宫廷。玻璃画的背画技术,对于内画鼻烟壶等“传统工艺品”,影响也非常大。

经由欧洲传入又返销欧洲卖火了

玻璃这种东西,在古代中国,是稀有品,虽然据说早在周代就有生产,但只有豪富显贵之家才能使用,南越王墓中就有精工镶嵌的玻璃作为陪葬品。一般我们看到“琉璃”“药玉”这样的字样,说的都是玻璃。中国古代玻璃生产所用的材质和西方的有很大不同,分属于不同的系统。玻璃画需要画在相对大的平板玻璃上,明清时期欧洲玻璃的输入,让这门艺术在中国的诞生成为可能。

广州文物总店专家夏爱华指出,玻璃画最早见于15世纪意大利,可能于17世纪和其他玻璃制品一道作为外交礼物从西方传入中国。1655年,彼得·各雅和雅各布·凯塞尔带领的荷兰访华使团取道广州至北京,使团为皇帝准备的礼物清单中就有“带有绘画的四面用来看的平面玻璃”。在清廷,著名的传教士画家郎世宁和王志诚都曾奉命长期在玻璃上作画。由于绘制技术难以掌握,到18世纪,玻璃画在欧洲已不再流行,但在广州却成为外销画中最突出的角色。

据考证,清朝雍正时期,作为舶来品的玻璃开始在建筑的门窗上出现,但用量很小。在乾隆至嘉庆年间,在平板玻璃上作画开始发展并流行起来,圆明园的建筑中也使用玻璃画作为装饰。

不过,绘制玻璃画最重要的材料平板玻璃,特别是大面积的平板玻璃,在中国的生产和仿制都迟迟没有太大进展。夏爱华指出,即使是1696年,康熙皇帝敕令设立玻璃厂,由耶稣会传教士纪理安负责,但是最终也只是演变成“料器”——不透明的各色的料器瓶和鼻烟壶。在玻璃画的重镇广州似乎也是一样。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成员斯丹东所看到的广州生产的小尺幅的镜子,也是“利用欧洲进口来的破损材料回炉制作的”。广州玻璃画使用的平板玻璃,主要还是进口。

为什么欧洲人要不远万里把易碎的大块平板玻璃运到中国,再花同样的精力运回去呢?应该说,当中有成本因素,也有品质考虑,还有对于东方风情的迷恋。据柯罗斯曼《中国贸易的装饰艺术—画、家具陈设和充满异国情调的古玩》记载,玻璃画不论题材,在1785年的价格每幅是“8到12块(西班牙银元)”。1785年时,“中国皇后号”运回的中国题材和西方题材的玻璃画,价格在9美元左右。到了1800年,当时有记载表示,一幅新古典主义绘画的玻璃画复制品单价为16美元,相当于美国商船三副的月薪,说明价格不菲,是种好货品。而对于商品画来说,经过长期外贸市场历练的广州画师,在掌握西洋画方面的能力也很强,完全达至要求。

进入19 世纪,油画和水彩画渐渐超越玻璃画。但玻璃画作为广州外销品里一个独特的品种,在今天世界各地的收藏机构和私人典藏中,仍然绽放着独特的光芒。

[责任编辑:曲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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