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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全直之子忆母:母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来源:凤凰网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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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全直(1902-1934),女,又名徐虔知,湖北沔阳人,中共党员。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与陈潭秋结婚。1927年3月任湖北省妇女协会执行委员,大革命失败后,随陈潭秋辗转江西、上海、东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3年6月因党的秘密联络点被破坏在上海被捕,解来南京,1934年2月牺牲。

徐全直(1902-1934),女,又名徐虔知,湖北沔阳人,中共党员。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与陈潭秋结婚。1927年3月任湖北省妇女协会执行委员,大革命失败后,随陈潭秋辗转江西、上海、东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3年6月因党的秘密联络点被破坏在上海被捕,解来南京,1934年2月牺牲。

母亲是一个勇敢机智的人

陈鹄:徐全直她幼年时期一直到她十几岁吧,受她父亲,就是我的外祖父,名字叫徐世安,他是同盟会员,受她父亲那种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她从小就有那种反对封建,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社会公义的那种普世的思想意识,因为我的外祖父包括我外祖母他们一些他们的革命行动、生活态度、亲朋之间交谈,会对她耳濡目染,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确实从她几岁时候就比较是爱打抱不平了。就对丑恶的事情很反感,就是从小,童年时期。

外祖父经常就会说你不是女儿,你是我儿子,因为那个时候我外祖父还没有儿子,只有这两个三个女儿,就说你就是我儿子,就说明她比较开朗,比较勇敢,比较有勇气,像个男孩子一样的。

1915年,徐世安,我外祖父,被反动军阀说他是“乱党分子”,那时候已经辛亥革命成功了,但是实际上政权统治掌握在军阀手里,军阀又把他抓起来了,逮捕入狱,判了8年,家庭经济来源断绝啊,1916年,我的外婆,她叫傅克左(音),她就把长女,我大姨妈,就留在武昌那个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为什么把她留在那儿读书呢,师范学校在当时是不收学费、杂费、书费、饭费,都免了,这比带到农村去反而是生活有着落了,所以就把她留在那里,还读书嘛。把我母亲,那时候她才十二三岁,和我舅舅还有我小姨,连她自己四口人,就回到娘家去。娘家她的父母已经都去世了,她的哥哥也去世了,就剩下她一个嫂子在。

我外婆的嫂子有三个女儿,抱养了一个儿子,因为她丈夫死了没儿子。那个年代农村里非要讲传宗接代啊,抱养了一个儿子,等于她带四个孩子,她有那么一些田,多少田地我说不清,至少是能养活这一家人。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在农村里不说是全劳力也是半劳力了,我外婆和我母亲就在那里参加劳动,其他的我舅舅他们小,就才十岁以下,小姨那就不算了,就算是用劳动力,当年的劳动力换来吃住生活,这么过日子的,生活待遇跟长工差不多。

1917年冬天,我母亲的二表姐,她不有三个表姐表妹嘛,二表姐生病去世了,那个时候都是童年就已经许配了婆家的了,她婆家就配了一个比较大的大地主家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胡阴楼(音),这个人十多岁的年纪就已经吸鸦片成瘾,而且是具有豪门子弟的全套恶习,就是吃喝嫖赌之类,不务正业,是个浪子。可是这个胡阴楼和他的家里人好像还有他父亲,来吊丧,也是多少有点亲戚关系,远亲嘛,来吊丧,看见了我母亲了,就异想天开,就提出来要让我母亲来代替她的二表姐这个婚姻。

那我母亲和我外婆当然都不能不会同意啊,但是我外婆的嫂子她当家哎,她看那一家是个大地主,虽然不是很坏,但是也是那种有多少在乡里头,够不(上)恶霸,也是有点所谓权势

那种人,而且他两三次地来提亲,甚至于带上聘礼来,居然来的时候还带上几个那种看着就不三不四的人,我外婆的嫂子就吓住了,就动员我外婆说同意了吧,他们家日子又好过,有田有地,去也不用劳动,她就动摇了,就同意了。我外婆寄人篱下,也不好硬顶,又不好把关系弄坏,结果呢她也就虚与委蛇吧,最后她就跟我妈商量,就说这样子,我们装作我也不知道,你偷偷地跑了,然后呢我再……她跑了没办法,估计你舅妈也不会,也不能太跟我过不去吧,反正我还在这跟她干活嘛。结果呢就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真的是夜深人静,下半夜了,她告诉我说,那天天气倒好,挑了个大晴天,月亮也大,就从家里到汉江边叫做脉旺咀。

一个镇,到那里去坐了一个小船,就坐到汉口去了,坐到汉口,就找到她姐姐,就我大姨妈学校,她们两人一商量说这怎么办呢,你来这生活也不好解决啊,最好的办法就是说考进来,考进学校来吧。她小学还没毕业就到农村去了,还差着一个初中的功课呢,就那么两三个月的时间,恶补啊,反正她姐姐已经学过了嘛,就给她恶补,恶补就是拼命地学吧,就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居然考上了,考上以后她吃饭啊住处啊都没问题了,半工半读。我大姨可以当家庭教师,然后到别人家里又从洗衣服啊缝缝补补啊织毛衣啊揽点活,两人就这么在师范学校就读下去了。

当时女师的学校的校长叫王式玉,这个人封建意识特别的严重,她完全按照封建礼教,那种封建章法来管理学生,我母亲她就非常反感,她常常碰到很明显不对的事情,她就组织学生表示反对,就提出不同意见,取得一些个成果。比如说,她们原来宿舍里头晚上九点钟就外面锁门,女生学校,当时是女子师范学校,有学监,学监也是女的,把你全锁在宿舍里,不让出去的。后来有一天白天上课的时候,后面一间宿舍里起火了,烧起来了,火烧了几间房,徐全直抓住这个机会,就说你看看我们人睡在里面你把门锁上,失起火来出了问题了怎么办,(校规)改了这一条,据说还改了好些条我记不得了。

五四以后我母亲还有像夏之栩啊几个同学就带头响应五四运动,学生运动嘛,游行示威,到其它学校去鼓动啊,到工厂去做宣传啊街头演讲啊这些,她也就受到锻炼了。五四运动中间有好的表现。正因为五四运动的这个潮流,舆论中间也开始有些个反封建的东西,王式玉她为了装门面吧,就请了几个当年有名的人当教师,其中我现在知道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黄负生几个人到那个学校里去当教师,结果这四个人都是共产党,到那去任教,这样就给女师带来了比较强烈的革命的氛围,他讲课的时候选教材的时候就反封建啊民主啊自由啊这些方面讲啊,而且暗地里还搞点《共产党宣言》之类的东西给学生看。

1921年底,就是一大,党正式成立以后,董老和陈潭秋回去以后那个期间,这时候他们办报啊写文章啊就开始做了很多工作。这时刘子通他就在董必武、陈潭秋他们办的一个党的刊物,叫《武汉星期评论》,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对湖北省教育要改良这么一个意见书,当然是反封建这样一个东西,社会反响很大,大家都,拥护的人很多,引起一阵风波。1922年新学年刚开始王式玉为了配合教育厅要打击革命力量,原来那个时候每年一学年教师都是要重新聘一次,放假了,那就自动就算是解聘了,一年一聘,她就不聘刘子通了。她为了杀鸡儆猴,这就引起学生们的愤慨了。

陈潭秋就召集了徐全直、夏之栩一批六七个人动员她们,就说这个事情反对学校解聘刘子通,刘子通没有过错,这件事情是进步与腐朽,革命与反动的斗争,不要把它光看成是一个人的事情,意思就是这也算是革命内容吧,旗帜鲜明地斗争,扩大社会影响,这样子能够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把这个事情小看了,在陈潭秋的指导下,这个徐全直、夏之栩这些人就发动同学,对王式玉,湖北省教育厅进行了复杂艰巨顽强的斗争。

当局耍很多手段,把武汉大学,那个时候不叫武汉大学叫武汉高师,把(武昌)中华大学的校长都请来动员她们,都说你们好了吧,不要搞了,你们都保送,直接上大学了。那时候的(武昌)中华大学还是男子、男校,根本就不收女生,为了她们破例收女生。后来有人就动摇了,我母亲就说,不行,我们这次闹斗争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前途,我们要是接受了这样的解决方案,那怎么行呢,性质都变了。我想大概也有陈潭秋的指导吧,反正徐全直是这么表态的,是这么给同学做工作的。也就在这个斗争中间,徐全直加入了共青团。

说一下她参加二七大罢工。这个1923年,陈潭秋接受中央的指派,领导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大概在1923年的年初,在郑州准备成立京汉铁路路况这个总工会吧,具体名字我记不得了。那时候各省都是军阀统治,湖南的军阀好像态度不大好,那么(陈潭秋)感到武汉的革命形势好一些,就决定到武汉来,到江岸,武汉也是京汉铁路的终点嘛,而且有大的机修厂,有大的管理机构,武汉江岸是一个区县,原来是一个地名,就挪到这个地方来成立总工会,而且大罢工。陈潭秋就在江岸指挥,具体指挥。徐全直和几个同学,一批青年,就参加了他的指挥所,就是罢工游行指挥所,在那里工作,工作也是很繁忙的,要宣传要组织。但是没想到武汉的军阀比郑州的不好,更坏,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江岸,造成了流血事件,并且逮捕了罢工领袖施洋,不是当天,过了几天。拿刀架在脖子上威逼施洋,因为他是工会领袖,他说了算,下复工令,宁死不屈,到2月15号,被杀了,牺牲了,后来过了几天,5天,5天后就是20号吧大概,还是党组织给施洋开一个大的追悼会广场上,就是大宣传,军警又包围了,徐全直不怕危险,她亲自去参加了这个追悼会,她是很有勇气的一个人。二七大罢工受到残酷镇压,陈潭秋还有其他几个人都遭到通缉啊逮捕啊,一通缉要找到陈潭秋比较容易了,所以那就必须得离开武汉,我父亲和母亲就跑到安源,安源也是当年一个重要的革命活动根据地。

1924年1月份,国民党开了一大,国民党的一大有共产党员参加,孙中山提倡国共合作,共产党也赞成,也觉得应该,大革命就需要干部,需要共产党员,需要得力的共产党员去帮助国民党,去改造国民党。所以陈潭秋和徐全直就调回武汉,调回武汉来组建党的机关,当时叫中共武昌地委,陈潭秋开始是担任委员长,那时候不叫书记叫委员长,徐全直主要是做妇女工作,那时候好像没有,因为时间不长,没有成立,党委里头没有妇女工作部,但是组织有妇联,妇女联合会,徐全直是妇女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叛党叛军,篡党篡军,前后三年多的时间,湖北省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成效很好,徐全直党内好像没有特别的职务,但是她组织妇女联合会,她同时也还做了很多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事。

在安源回到武汉这个期间,是在安源还是在武汉我不知道了,我父母就结婚了。以后呢,徐全直就始终是伴随着陈潭秋的工作,蒋介石篡党篡军以后大杀共产党,武汉他也待不住了,不可能待得住的,他以后就调到江西,从那以后他担任了江西省委书记、中央巡视员、中央组织部秘书、江苏省委秘书长、满洲省委书记等等这些职务。那个满洲省委书记在前、江苏(省委秘书长)的在后,徐全直也当过妇女部长,像江西啊这些就是时间不是很长,半年多时间,多数情况下,她就直接当了陈潭秋的助手,就是有些工作,比如说特别是在上海,很多工作陈潭秋也可以做,但是不需要陈潭秋,徐全直也可以做的就由徐全直去做,就直接当他助手。

1925年五卅惨案,在党的领导下武汉市也掀起了反帝高潮,大游行大罢工,陈潭秋和徐全直始终是站在斗争的最前沿,有三艘英国军舰停泊在武汉的江面上,虎视眈眈是在那里示威,所谓的保护侨民,在上海,英法海军陆战队曾经上岸镇压过群众,武汉没发生过镇压群众的事,但是为了防止他们,党决定要对军舰做点工作。我母亲徐全直带领几个青年,划着一个小船,带上一沓子传单,用红毛线把它裹起来,裹成一个球,里面是英文传单,就是对英国士兵做工作的传单,我父亲是学英文的,他是在武汉,我八叔的英文,比我父亲还好,是北大的,他们两人,我估计那传单肯定是我父亲我八叔他们写的,穿着白颜色的校服,一看都是一些女孩子,英兵就是端着枪,在船舷上看着,她们就估计到,找了个力量最大的,他们后来说笑话,很可能是师范学校当年运动会上推铅球的,还是扔铁饼的,朝那个军舰上扔上去,哎还真扔上去了。那个传单里面当然就是写的英国兵不应该与中国老百姓为敌,不要为非作歹,劝他们说你们到这来就是不应该的,你们回家团聚吧,你们家人多想你啊。我舅舅说当时很,有些人,知道这个事的人还是很欣赏这件事的。

母亲在狱中鼓励战友坚持斗争

陈鹄:我跟母亲分手的时候我还很小,只有五周岁还不到,是1933年的春末夏初吧,这个具体时间,那时候是因为我父母都要到中央苏区去工作,我母亲怀孕之时,我父亲先走,我母亲后去,要等到把我弟弟安排好了再走,在我父亲走的时候,把我母亲的妹妹,我三姨,从武汉叫到上海,也就安排我还有我姐姐、我弟弟,就是将要出生当时还不知道是弟弟妹妹,几个人生活的安排,所以对我母亲的一些个,我能亲身感受到的,直接体验到的事情不是很多。

应该说是在解放以后,解放以后我经常去看望拜望一些个老前辈嘛,他们会谈到我母亲一些个表现,当时的情况。从这个时候才陆陆续续听到,听来的。我的感觉,当时听来的感觉母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使我更加加深了对母亲的思念。

有一天父母亲分头出去工作,一般都是父亲出去母亲不出去,或者是母亲出去父亲不出去,父亲出去得多一些,父亲出去有时候还带着我,母亲出去一般不带着我,但是那一次他两人都要出去工作,父亲又不方便带我,结果我母亲带着我,带着我呢那时候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公交车啊之类的,我母亲抱着我走了一段路,我也不知道是,现在想不起来,也许无意识的,也许是有点意识的,我就主动要求说我自己走吧,放我下来自己走,我妈妈就把我放下来就说了真乖,知道心疼妈妈了,哎呀那个时候我多少能够感受到她的那种情绪,内心也感到很高兴,所以很得意,儿童嘛,妈妈夸奖一句说我又乖又懂得心疼妈妈,所以这件事情记得住。

我妈妈在家里,父亲从外面回来,回来之后呢,洗洗脸擦把脸之类的,就坐在凳子上,就把我叫去,就把我抱起来,跨坐在他的腿上,面对面,就聊天,聊的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记住了,就是经常我们聊着聊着他们两人就笑,有的时候哈哈大笑,有时候是轻微地笑,居然也有哈哈大笑的时候,我现在懂了,不是笑别人,肯定是我的说话很刺激,很可笑,他们觉得很好玩,所以现在想来,那样一种场面真是幸福。可惜,也就到那个时候为止了。

1933年春不是刚才讲了嘛准备到苏区去嘛,当时徐全直怀着孕,决定陈潭秋先走,徐全直安排好孩子以后再动身,就在她准备动身的时候被捕了。在监狱里面徐全直是坚贞不屈,以共党嫌疑被判了8年有期徒刑,她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她在监狱里她闲不住,她总是鼓励难友坚持革命信念,组织难友对监狱方的恶行进行不懈的斗争,包括两次绝食斗争,两次绝食斗争都起了一定的效果,就是改善伙食啊,延长放风时间啊,解决在监狱里的一些个事吧,但是斗争取得了一些效果,她的刑加到了15年,意思是警告惩罚她。而且这个典狱长为了强化(对)她劝降工作,找到徐全直个别谈话,竟然他说什么呢,说你是一个婴儿的母亲,现在估计我母亲被捕以后肯定她的房间是被搜查了,搜查了肯定留下了婴儿用品,我那个弟弟不是刚满月嘛,婴儿她送到朋友家去了,当时她回家来取上行李就走,所以特务知道她有婴儿。我估计是这样的,所以,你丢下婴儿不顾,你的母爱哪里去了,这是老长辈跟我讲的,大概意思就是你把你的婴儿都丢了,你简直没有母爱啊。徐全直很生气,骂他们,你们这种人丧尽天良,杀人不眨眼,有什么资格谈母爱。

回到牢房以后开始是一言不发,她平常还是对人很热情的,难友问她,结果她嚎啕大哭,据长辈告诉我说在狱中那么长时间,她表现十分坚强,从来没有见她唉声叹气,更没看见她伤心流泪,这是讲她同志之间看见的,我在我心里想也许她暗中想孩子,流泪了,那完全有可能。可能只是当着同志们的面她是坚定的,说第一次看她这么伤心,而且还告诉我,她(临刑)前,离开监狱的时候,她告别战友的时候的神情镇定,鼓励战友坚持斗争,出门的时候用“中国共产党万岁”代替再见。

我外婆就找了我外公的原来的好朋友,后来他们收集的材料是找到了两个人,先找一个姓范的,我后来我记得的,后来听我外婆和我三姨她们讲,我记得的是张难先,张难先是很有名的一个人,是国民党的,老国民党,是个社会贤达。当时也许是浙江省长(政府主席),或者是当过浙江省长(政府主席)已经卸任了,反正是浙江省长(政府主席)吧,称呼他还是省长(政府主席),浙江省省长(政府主席),就托他和那个姓范的,据他们现在写传的收集到的材料还有一个姓范的,也是国民党,去营救。

张难先这个人虽然是当到国民党浙江省的省长(政府主席),但是他不是那种党棍,他不是那种。更不是特务,跟特务没关系,没实权,是由于他的社会声望高。所以敌人对他是虚情假意的,给他面子,说行啊,可以放,叫她到反省院去反省反省,反省院你要出来就得写检讨,就得认罪啊,就得申明我再也不当共产党,拥护(国民党)政府啊,那个徐全直她绝对接受不了,所以最后就牺牲了。

后来张难先给我外婆写了封信,有几段内容,其中有几句话叫做:此女太刚烈,挽救无效,这四个字,我姨和我舅舅好像觉得我外婆记得不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令人深感悲痛这样几句话。

陈鹄:不少的革命长辈对我母亲总体的评价应该是这样子:她革命意志坚定,对敌斗争性很强,嫉恶如仇,对同志热情直爽,性格开朗,工作很积极勇敢,不计较名誉地位,个人得失,置生死于度外。

我父母出生在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然而政治制度极端腐朽,社会发展停滞,国家积弱积贫,民不聊生而且毫无人权保障的泱泱大国之中。大国,历史悠久但是积弱积贫,面对世界发展的大潮流,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是虎视眈眈,正在肆无忌惮地吞噬瓜分中国,国家有生死存亡之忧。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必然要发生史无前例的,变革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的大革命,这种革命必然是由一部分先进分子发起、宣传、带动、组织并身体力行才能进行下去。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优秀的成分,爱国主义、追求社会正义,遵从和发扬人性中的善,同时汲取了适应时代要求的进步思想,他们认定了救亡图存,追求社会进步,追求国家繁荣富强为最神圣的目标,并立志为此终生奋斗。他们亲眼目睹革命者的流血牺牲,深刻体验到中国革命的艰巨性、残酷性,他们甚至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自己心甘情愿当探索者和铺路石,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利害荣辱,成败得失,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的一生过得并不那么光辉灿烂,但他们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死得光荣,堪称楷模。

父亲给我取名平平,我评价自己是个常人

陈鹄:1934年初,那个时候学校啊,国民党那个时候的学校,不是像现在只有秋季招生,它是春秋两季都招生,34年春季,我那个时候快六岁吧,不到六岁吧,就上小学读书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母亲也就遇难了。我母亲被捕,我母亲殉难,我外婆并没有正式告诉我、我姐姐,因为怕我们难受怕我们痛苦怕我们到外面瞎说,暴露这个事情。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这个噩耗,就是我母亲牺牲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传到家里来的,我都不知道。家人一直瞒着我们,此外,为了安全,我和我姐都改为跟舅舅姓,跟母亲姓,隐姓埋名,在过那样的生活。

一直到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就1937年下半年以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了,武汉也是国共合作一个很重要的聚集点吧,那时候董老啊周总理啊他们都在武汉活动嘛。那时候我姐姐已经是小学六年级学生,我是小学四年级学生,这个时候我们才在外婆舅舅啊三姨小姨他们之间的谈话中间隐隐约约地发觉母亲可能有点什么事。但是我跟我姐就要琢磨这个事儿,那就开始呢也就是感觉很茫然,因为听到他们讲点什么也不会直接了当说出来这些事儿,就有点揣测,即使后来我们真开始怀疑到母亲是不是有问题了,是已经不在了,但是还总是,还总认为这次不会是真的。最终一直到大概是1938年吧,最后才,我们才知道,真正知道母亲已经不在了,因此对母亲的牺牲,失去母亲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怀疑到希望不是真事到最后证实是真事。

(我)1942年考入当年的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初中,这个时候舅父带我去拜望董老,探亲,就是提出来能不能把我送到延安去,跟董老说,这孩子也13岁了,现在也考上初中了,他也有些看法了,不是什么都不懂了,他很希望到延安去,找父亲。董老就说哎呀你父亲也好久不联系了,我只知道他1935年到莫斯科去了,现在回来没有,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他说现在到延安去太困难,他说前不久我们送了两批青年人到延安,到现在没消息,被国民党特务截下了,带走了,他说这样吧,他说你在这个学校是最好的学校了,全国最有名的中学了,公立的而且是全免费的,也是吃住学费杂费都不收啊,他说你就在这读书吧,读书用得着将来。那你到延安哪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那还是读书好啊。

我就是一个平常人,我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叫平平,平平常常的平,所以我确实是个平常人。大约在六七岁的时候,我三姨母给我一本薄薄的儿童读物,一共20多页,每页讲一个指导人生的观点,实际是讲人生观的,儿童读物。每页上半部有几句话,下半部是简单明了的黑白图画,简单的线条。其中有一页下面画的是前面一个人骑着高头大马,衣着光鲜,中间一个看似比较富裕的农民,骑着一头小毛驴,后面一个明显像苦力的人,光着膀子,满身大汗,推着一个人力车,一个独轮车。上面四行字是别人骑马我骑驴,看看比他我不如,后面两句回头看一看,还有推车汉,两两押韵很好记,这个本本二十多篇小文章,其它的我全忘得一干二净,唯独这一篇伴随我一生,今年我九十岁了,还明明白白地背下这四句话,还能够把那个图形还在脑海里,说明我接受它,印象也深了。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个观点它是体现在个人行为上,好处是不奢求,守本分,坏处是不求上进,不发奋图强。所以我把我自己定位成在常人中间定格为中间偏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说来做一个好的匹夫也不容易啊,一个人不妨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做一个合格的匹夫,这个目标实际上是一个终生追求,永无止境的目标,你只要对国家负责那就是一个好匹夫,那就是个好人,但是你看匹夫有责嘛,我的朋友也说,你这个论点看似平凡,其实立意高远,这个话给我戴高帽,每一个匹夫都要有这样的责任就好了,反正我是这么看自己的。

进入耄耋之年以后,就是八十岁以后,因为我刚才说的2013年,已经85了,回顾过去庸碌一生,产生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感叹,年已过了九十,没办法弥补了,已经失去了一切了,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以说是棺未盖论已定,不是说盖棺论定吗,我的棺还没盖论已经定了,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常人。我这里用了一个盖棺论定这个成语,回头一看有点僭越,有点不应该,盖棺论定指的高大一点的人物吧,我冒用了一下。总之前面说到的是愧对父母,愧对先烈,更不要说愧对党和国家。简短的结论就是说,虽然说来惭愧,实话实说,我没有超越常人的特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只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常人。

主持人:您觉得父母亲留给您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对您的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您对后代是怎么讲他们爷爷奶奶的故事,对小孩子的一些希望。

陈鹄:这一方面又是触动我的软肋了,正好我前面说的引起我的忏悔,我自责,在这方面。其实有一种说法叫三岁看大,十岁看老,意思就是说青少年时代受的教育,形成的人生观,常常是起很重大的作用的。当然了我也读了很多书,我这个说的就是上学校,在学校受过一些教育,不会说一点不思考,会思考一些问题。总的讲,这是我的忏悔的部分,我确实做得很不够,但是呢有些事情我觉得我还是有些自我问心无愧的事。第一件事,我这辈子没有为个人的利益向党伸过手,向党提过任何要求,我的历次工作调动都不是我自我要求的,都是服从组织调动的。

我在个人利益上没向党伸手,我想举一个例子,我父亲的墓在乌鲁木齐,是1956年从国民党乱葬岗里面刨出来重新修的,纪念性的墓是1956年修的,我一直到1975年才在朋友的推动下,才向组织提出来,而且是借着新疆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就是1975年。在这个纪念活动中间当然有一项扫墓的活动,我的朋友建议我,说你借这个机会跟着中央的代表团去一下不好吗,在这个情况下,我父亲的墓在那里修了将近19年了,我都没有去扫过墓,都没去看过,那一次实在忍不住了才向我的老领导,副总理吧,提出来,家属能不能去,这才托他安排,我们四兄弟姐妹,我们那时候全部的后裔,直系亲属已经有20几个人了,结果呢就安排了我们这一代8个,去做了一次扫墓,参加了那一次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至于说我个人,住房、工资、职务,从来没有(向党提出过要求)。而且我还发现,我接触的那些个老前辈,也都是他们对我关怀备至,但是那确实是没有任何特殊化的东西,在我们身上从来没有表现出特殊化。

[责任编辑:王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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