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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如红表侄忆表叔:为了解放总要有人牺牲


来源:凤凰网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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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如红(1907-1928),江西赣县人,中共党员。1927年冬在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参与组织领导大埠农民武装斗争。1928年7月由山东返回江西,途经南京时被捕,8月牺牲。

朱如红(1907-1928),江西赣县人,中共党员。1927年冬在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参与组织领导大埠农民武装斗争。1928年7月由山东返回江西,途经南京时被捕,8月牺牲。

党的教育使其走上革命道路

主持人:韩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朱如红烈士生平事迹的?作为他的亲属,您对他最早的认知、印象是什么样的?

韩景元:应该说从我懂事的时候开始起,我的父亲就跟我讲了这个表叔的革命,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的一些事情,应该说从小学开始,我父亲就经常跟我说你有一个表叔,他的爸爸跟我的奶奶是亲兄妹,是同胞兄妹。我爸爸告诉我就是在大革命时期,那个时候叫民国17年,农村的老百姓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公元多少年,只知道是民国17年,那么换算过来就是1928年。他说你一个表叔,民国17年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以后枪杀了。我爸爸跟我说他是一个人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成绩很好,又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在大埠组织农民、领导农民武装暴动,最后不幸在南京被捕,牺牲了。就跟我讲过这么一个事儿,但是我就把他记在脑子里面,以后我就读书了,就这么个情况。这个是很小的时候,从我懂事的时候开始起,父亲就跟我讲过这个事。因为我父亲叫他是表兄,他叫我父亲是表弟,是这种关系。他们从小在一起,经常有来往。

主持人:我们知道韩老师对朱如红烈士的生平事迹也有比较深的研究了,你能不能像我们分享一下朱如红烈士参加革命之前,就是青少年时期,还有就是读书期间的一些经历?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在这个时期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的?

韩景元:这个呢,朱如红青少年时期我也是听我父亲说的,因为毕竟我也没见过朱如红。他牺牲的时候是1928年,我是1942年出生的,都是父亲跟我讲述的。他小的时候读书非常努力,在学校里成绩非常好,他小的时候读了三年私塾,7岁时候开始读书,读了三年私塾。以后在当地读了五年小学。五年小学以后,大概在15岁的时候,就考入了江西省的第二师范学校。江西省的第二师范学校就在赣州,当时南昌是第一师范,江西省的第一师范在南昌,赣州的师范就是江西省的第二师范,在那读书。他在家里的时候,学习非常的刻苦,成绩非常好,而且听我父亲说,他很有才华。

主持人:您的表叔出生在一个富农家庭,他不愁吃不愁穿的,他的这个革命意识萌发当时是从何而来的?

韩景元:他主要是在省立二师读书的时候,看了很多进步的杂志、进步的书稿,包括《向导》《中国青年》,因为他有一个特点爱学习,他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加上党的教育和启发,加上他自己的学习,另外他在乡下看到了农村的黑暗,看到了广大农民生活在底层的苦难,这个人他很有同情心,刚才有一个细节没有讲,小的时候,听我爸爸讲,他在家里在山区,山区里面有溪河,溪河里面抓到这些鱼,不像现在坏境破坏了,过去农村里溪河里有好多鱼,他抓到的鱼啊虾啊,他都分给老百姓,他从小在乡下的时候,也就受父辈的教育,同情受苦的人,同情底层的人,加上他又在省立二师读书,接受了党的教育,思想教育,

韩景元:《向导》《中国青年》这些杂志对他的启发,我分析是这样的。

表叔是大埠暴动的主要领导人

主持人:朱如红作为大埠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他在大埠暴动当中具体参与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作为领导人之一,就是当时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韩景元:应该说,实事求是的说,朱如红当时在大埠暴动当中,他是起到主要的领导作用。因为当时他是1926年10月就参加了共产党,还是比较早的共产党,早期共产党员。他1926年的9月在江西省立第二师范念书的时候,就参加了我们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叫青年干社。我们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干社,在学校里。那么10月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以后,1926年的10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当时赣州的最早期的共产党员。当年的12月,他就担任了赣县党组织,赣县南区的区委书记,是大埠一带的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拿现在的话来说是一把手了,他是南区区委书记。

韩景元:在大埠暴动当中他是起到一个主要领导能力,主要作用,应该是这样说的,他是区委书记嘛。以后呢,在大埠暴动成功以后他选为,成立了赣南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叫做赣县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他被选为委员。当时为了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攻,又组织了一支有七十多个人参加的,叫做常备武装暴动队。应该说这个常备武装暴动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说是最早的红军的一个雏形,那么朱如红就是这个常备武装暴动队的队长,等于是个工农红军的前身吧,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这个问题。他叫常备武装暴动队,就是说它是一支有武装的队伍,有武装的农民暴动队伍,而且是常备的,等于就是红军嘛,就是没有正式命名的红军。所以他在南京牺牲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审判他,他自称,朱如红自称,我是赣南红军总司令,他这个称呼就这么来的。因为这个大埠农民常备武装暴动队据我了解,据我考证,是当时赣南最早的一支农民武装。所以应该说,朱如红同志他在大埠暴动当中,他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主要领导人。

主持人:就是他在参与大埠暴动筹备的这个过程,韩老师这边能不能向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具体的一些事件之类的。

韩景元:这个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当时我们赣州的共产党人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当时我这位表叔,在赣州这个白色恐怖下,就跟赖传珠、谢家禧这些共产党人,就是大埠暴动的一些共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到万安去组织了一个旅万支部。因为赣州这个地方一片白色恐怖,当时万安的形势比较好,当时还是共产党,还可以互动。赣州的话因为是白色恐怖,所以我那个表叔跟这些,赖传珠这些大埠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到万安组织了旅万支部。由于形势的发展,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就是我们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为了挽救党,为了挽救革命,在中共赣南特委和赣州县委的领导下,就是要组织农民进行武装暴动。这个时候朱如红同志和赖传珠这些主要领导人又回到赣州,回到赣州,就到大埠,因为朱如红同志是赣县南区的区委书记,他主要负责大埠这一带的农民发动和农民的组织宣传工作,所以朱如红同志就和赖传珠同志他们一起回到大埠,首先是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号召群众参加农民协会,发展农民会员,在大埠,他跟其他几位同志分工负责,在整个大埠范围内发展了2000多个农民会员,农协会的会员,也发展了党的组织,有100多个共产党员。

韩景元:朱如红同志除了兼赣县南区区委书记以外,负责大埠的整个农民暴动的组织宣传发动工作以外,他亲自兼任了里南村的支部书记。他除了从旁组织和领导大埠的农民运动以外,还亲自在里南村,就是他自己的家乡,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动员群众参加农民协会,团结群众打土豪,就是广泛的进行宣传工作,一个一个地做工作,最后他这个里南村的农民协会组织发展的很好。

韩景元:另外,在大埠暴动的过程当中,就是1928年的2月18日,按照农历来说,就是12月27日,暴动那一天,朱如红他自己亲自带了一支队伍。当时大埠暴动有两个据点,就是要攻打的。一个就是,这两个据点都是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势力比较集中的两个村子,一个就是赖村,一个就是彭屋。这两个拿我们来说就是土围子,就是反动堡垒,那么大埠暴动的农民,暴动队伍主要要攻打的目标就这两个村。朱如红他亲自带领一支队伍,大概好几百人,就打彭屋,不到一个小时,就把彭屋这个反动堡垒打下来了。其他领导同志就打赖村,所以当时的战斗整个就两个小时,就把两个反动堡垒打下来了。所以接着就成立了赣南的,应该说是赣南的第一个乡一级的红色政权,就是赣县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应该说在赣南,在乡一级升起了第一面共产党的旗帜。这是朱如红所做的一件事情。另外,以后,大埠暴动成功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扑,大概第三天,国民党反动派从赣州派军队去攻打大埠,这个时候朱如红他带了一支部队,带领那个农民武装暴动队伍,埋伏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大部队的途中,对国民党的军队进行阻截。其中有一次,朱如红带领几百个暴动队员,就是农民武装队员,把国民党的军队,反动派的军队,一直追,打退了他们的进攻反扑,而且一直追到哪里呢,追到离赣州城只有十几里的地方,国民党的部队逃回赣州,吓得国民党的部队回到赣州紧关城门,怕农民武装部队打到赣州来,这也是朱如红亲自带领队伍追击国民党的部队。

韩景元:大快人心,取得了胜利。所以在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进行围剿的时候,由于敌人的势力毕竟是敌我力量悬殊比较大,他们就不能公开的活动了。在这个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最后有一次就是3月22号,就是大埠暴动成立革命委员会一个多月以后,由于敌情变猛,对敌人的情况没有很好地了解,对敌人的力量也估计不足,再加上气候,当时朱如红带领一支500多人的暴动队伍,他就想扩大战果,往大田方向,就是超越了大埠这个范围了,再往东边去发展革命的力量。刚才我说了,当时由于对敌人的敌情估计不足,特别有这么一个细节,听说就是当时送信,就是通信上的失误,当时朱如红就想联系东区,就是赣县的东区的农民武装,共同来夹击国民党的队伍。根据历史上的情况,就是由于送信的通讯员被敌人抓捕了,所以这个信就没有送到东区的农民武装队伍里面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暴动队员就在大田的杜屋这个地方,叫做杜屋村这个地方,被国民党的军队三面包围了。包围了以后,因为国民党的部队他有现代化的武器,有迫击炮、有机枪,我们农民的武装只有少量的步枪,基本上都是长矛、大刀,敌我力量悬殊,加上被敌人包围了,所以在3月22号那一次,向瀛洲和荷村方向想扩大政果,这个计划不仅没有实现,反而遭到敌人的包围,把整个队伍打散了,几百个暴动队员有一半以上当场就牺牲了。朱如红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少量的同志都突围出来了,那么3月22号那一战的话,暴动队伍就应该说打散了,失败了。在这以后,失败以后,朱如红又跟赖传珠他们一起,到赣州去寻找党的组织,秘密寻找党的组织,但是一直没有联系上。没有办法,就又回到赣州,又回到大埠。

韩景元:回到大埠,朱如红就躲在深山老林里面,因为他的家乡背后就是一座大山,就是我们赣州的峰山,这个山高林密,便于躲藏。尽管暴动失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报复,进行了血腥屠杀,据说当时暴动失败以后,在大埠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暴动队员和革命群众有900多人,接近1000人了。那么在这种形势下,朱如红他还是坚持斗争,躲在深山老林里面继续发动群众,白天就躲在深山老林里面,晚上就是挨家挨户发动群众,鼓励群众要坚持斗争,鼓励群众,他说失败是暂时的,革命最终是,我们会胜利的。在艰苦的环境下,在山上躲了一个多月,最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抓捕这一个革命领导人,暴动的领导人,朱如红是首当其冲,还有赖传珠。他们也知道这个朱如红没有走远,就在大埠一带的山区,所以他们就不停地烧山,点火烧山。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办法在这里躲藏了,然后就化妆,到赣州,到赣州以后再继续寻找党的组织。因为当时党的组织都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但是他们说,一定要找到党的组织,我们还要继续革命,要继续完成党交给他们的任务。最后他们就一起在南昌,跟罗贵波、赖传珠,还有谢家禧这些共产党人集中在南昌,他们商议,还是要千方百计找到党组织。当时他们听说毛泽东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朱如红、谢家禧这些同志就往遂川,从南昌到遂川,就是井冈山脚下的一个遂川县,就想去上井冈山,寻找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参加红军。当时正好不巧,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围剿,对井冈山进行围剿,派正规军进行围剿,他们就被阻,就没有,去井冈山的路就没有走通。那么以后他们就返回,返回怎么办呢,还是要寻找党组织。他们这七八个人就分成两组,朱如红就跟罗贵波,还有兰广孚,兰广孚是黄埔军校的。罗贵波同志大家可能也清楚,罗贵波同志解放以后曾经担任了我们外交部的副部长,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的大使。他就跟罗贵波同志,还有兰广孚同志,他们三个人就往南昌方向,到吉安、到南昌,再去想寻找党的组织。

韩景元:到了南昌以后,省一级的党的组织已经被破坏了,也没有联系上,他们就讲等于孩子找不到自己的母亲了,所以他们又继续往北。当时兰广孚有一个堂兄弟,在国民党的部队里面担任营长,在山东,他们就经过南京以后,到南京也没有找到党组织,到了南京以后他们就想呢,最后又到,通过兰广孚的一个堂兄的关系,就到山东的郸城,国民党的一个部队里面,在那里隐蔽下来,继续寻找党的组织。然后,因为在国民党的部队里面做那个工作,国民党的这个营长,他的家乡是南康,他家里来信说,赣州有几个暴动的领导人外逃了,所以这个国民党的营长就意识到,到他这里工作的这几个人很可能就是大埠暴动的领导人,对他们产生了怀疑,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当时正好国民党的部队在编选,就是要编选一个部队,他们就领了一笔编选费,他们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人的身份,就又从山东返回南京,再准备返回赣州,继续从事革命工作,这就是经过这么长途跋涉,寻找党的组织,一直没有找到党的组织。在返回南京的过程当中,朱如红、罗贵波、兰广孚这三个人,他们三个人,在南京火车站下了车以后,就在南京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社住下来了,他们就上街去买一点生活用品,我听我父亲说,想去买牙刷,讲我表叔想去买牙刷,这个农村是这样传的。他们三个人警惕性也很高,因为当时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来说,这三个是逃犯,是必定要抓捕的,所以他们警惕性也很高,他们在南京上街的时候,都拉开一定的距离,每三个人都是相隔十几米以上。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我那个表叔,就在买牙刷的过程当中,正好碰到了当年在江西省立第二师范念书的时候的同班同学,这两个同班同学,当时是不同的政治派别,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

韩景元:他们是非常仇恨共产党的,他们也是反对农民暴动的,所以当场就指认,在南京街头就指认,这是共产党。因为他们是同班同学,过去有过斗争,那么我那个表叔也认识他,他也认识我表叔,这两个一个叫田克明,这个都有名有姓的这两个反动同学,一个叫田克明,一个叫薛秋泉,那么他们马上指认我表叔是共产党,就大声喊起来要抓共产党。当时南京也是一片白色恐怖,所以我表叔当时赶快就跑,甩腿就跑,当时加上人多,你跑不动,没有跑到个十几步,就被警察抓到,就这样被捕,这个情况大体就是这样。

不忘来时路,为烈士树碑列传

主持人:就是我们也知道韩老师编著过这么一本书叫《大埠惊雷》,我就想问一下,韩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编著这本书?然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整个的编著的过程?

韩景元:这个事情说来话长,这也是得益于几个很好的机会吧。我一直在想,我这位表叔,还有很多共产党人,不仅是我表叔一个,因为刚才我说了大埠暴动牺牲了900多人,当时整个大埠乡才多少人,当时整个大埠乡才三四千人,牺牲了900多啊。当然这900多有的是赣州去支援的工人、农民,还有其它地区的,也不完全就是全部就是大埠的人民群众,因为当时大埠暴动是整个赣南特委领导的一次重大的一个突破点,所以听说大埠暴动的时候,于都、南康,还有我们赣州市区都派了工人、农民去支援。那牺牲了这么多人,我老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想那么多人牺牲了,我们自己父亲跟我们讲了这个事,我们就知道,因为随着年代的演变,时过境迁,到现在大埠暴动90年了,那个时候我编这本书也80多年了,我想真正知道大埠暴动的人,知道这个牺牲革命烈士的人,可能不多了,所以我就想呢,要为这些牺牲的革命烈士留下一点,不叫树碑列传吧,最起码要使我们的后人不要忘记他们。我们共和国有今天,有共和国的成立,我们今天农民翻身做主,

韩景元:我们国家强大了,农民生活幸福了,可是我们吃水不忘挖井人。树有根水有源,是怎么得来的啊?我们在小学读书的时候老师就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那我这个不是很直接很现实的嘛,就从我们大埠这个地区来看,就牺牲了900多人啊,真正在民政部门备了案的,有名有姓的,我们国家承认的革命烈士就有200多啊,大埠暴动里面的,参加到大埠暴动牺牲的革命烈士就200多啊,220多个啊,这个就有名有姓的,还有没有名没有姓查不到的,这个900多人,那还有五六百人,七八百人到哪去了?都是无名英雄啊,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他们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为了人民的幸福,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韩景元:你像我那个表叔21岁,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人,听党的号召,参加党的组织,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所以我总是想不能忘记他们,不叫感恩吧,最起码要给他们留下点痕迹吧。特别是我想到像我表叔朱如红一样的,他牺牲以后,家里父亲母亲因为自己的儿子,他就这一个儿子,尽管他生了两个儿子,但一个儿子年轻时候就夭折了,真正我那个表叔的父亲,就是朱如红一个儿子,一个独子,被国民党杀掉了。暴动失败以后,家里的房子全部烧掉了,洗劫一空,全部烧毁,他父母能不生气吗,能不难过吗,这个打击那是致命的打击。儿子牺牲了,房子烧掉了,田地没有了,最后积劳成疾,气病了,也没有几年就过世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韩景元:所以我们作为,我当时这样想的,我作为一个大埠出生的共产党人,我也是共产党员,我是老共产党员,我又是做文化工作的,文化工作也是宣传工作嘛,而且我又是烈士的近亲属,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有责任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挖掘出来,也有义务、有责任,把这些革命烈士的崇高品质、牺牲精神把它发扬光大,传承下去。所以,因为当时我工作比较忙,在念书的时候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去寻找这些资料,但是我暗暗下了决心,我讲我将来退休以后,我要来办这件事情。正好呢,我退休以后有了时间了,精力也还可以,刚刚退休60岁,身体还不错嘛,所以我就着手,要把这个大埠暴动,要宣传出去,把这些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要传承下去,所以我就想编这么一本资料。当然这个东西也很巧,也是天助我,编这本书。这里面分了几个部分,我开始觉得还比较单薄,仅仅是一篇文章宣传朱如红不够,我要宣传整个群体,要宣传整个大埠暴动。这里面有几个很巧的机会,几个细节,是我这本书能够,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把它编辑成册,有几个比较好的机遇。一个呢,有这么一段历史,当年70年代的时候,我在当一般的干部的时候,我在赣州市做外事秘书,就是在赣州市政府办公室搞秘书,我是负责外事这方面,就是当时要接待外宾。

韩景元:我有这个机会在外事办工作,当时外事办要编一本资料,就把我们赣南的革命历史要整理出来,那么其中一个机会就是,有一次组团,我们外办,地区外事办,那个时候我在赣州市,赣州市是归地区管,而赣州市是县级赣州市,那么地区外办就组织我们到外地参观,包括到韶山、到武汉八七会议旧址,韶山的这个毛泽东的家乡,还有到九江,最后到了南京,所以我们跟南京有缘。到南京呢,就组织我们三个人去参观了雨花台。那个时候雨花台有好多雨花石,我记得好清楚,好漂亮的雨花石,一颗一颗的,放到水里面好漂亮的。到了雨花台,我们就参观了南京雨花台的烈士纪念馆,当时雨花台的烈士纪念馆很简陋,是个木板房好像,馆设很简单。

主持人:当时还叫史料陈列室。

韩景元:叫史料陈列室。当时在一个陈列馆里面,就有一个朱如红的名字,当时没有任何东西,连照片都没有,这也是个巧遇。当时我就想,我想这个朱如红,因为我爸爸跟我灌输过我的表叔叫朱如红。当时我还不敢认定,是不是我那个表叔。最后那个讲解员跟我一讲,他问我哪里人,我讲我就是赣县大埠的,他讲是啊,这个就是赣县大埠,朱如红。当时这个同志没有手机,也没有照相机,没有留下这些资料。他就跟我说,这个同志姓什么,这个讲解员,他讲你能不能帮我们做个事?我讲做什么?他讲朱如红同志的照片能不能搞到?有没有他的照片?他讲我们馆里面没有这个资料。我心里想就很困难了,所以我就回去以后,回赣州以后,我就跟他家里的人讲了,画了一张照片,现在那个相片,我那个叔照片是画像,根据他的回忆,根据老人的回忆把他画成像。以后南京师范大学有两个学生,听说在你们纪念馆实习,这个事情因为我以后在工作了,我就没有过细了,曾经专程来到,像你们一样专程来到大埠,从南京到大埠来,而且专程访问了我的父亲。也像你们这么年轻,两个南京师大的学生,可能现在也五六十岁了,最起码有五六十岁了,找了我家父亲,也跟我家父亲讲了朱如红。因为当时我父亲他们知道朱如红牺牲了,但是怎么牺牲的都是模模糊糊,那么这两个大学生的话,就是南京师大的这两个大学生的话,学历史系的,我问的很清楚,是学历史的,在你们那里实习,到我父亲那里就讲这个过程。所以这样就更进一步激起我要为朱如红他们编一本书,这是一个启发,就是原路去找。而且在那一次也很巧,在那一次我们外办组织参观的时候,除了到了你们南京雨花台纪念馆参观以外,又安排了到第二历史档案馆,当时我还不晓得有个第二历史档案馆。到第二历史档案馆去找朱如红的情况,正好在第二历史档案馆又找到了朱如红当年被枪杀的时候国民党的那张报纸。

韩景元:可惜当年我没有手机,也没有照相机,我就抄下来了,1928年的8月30号,朱如红在南京雨花台被枪杀,那么8月31号还是9月1号的报纸,就报道了朱如红的这段历史。而且国民党的这个记者写的呢,从正面来看对我教育很大,所以我就下决心要宣扬我这个表叔。那个国民党当年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的,它的标题是“赣著匪今日在京枪决”。这个整个文章的话大概就是这么大张纸。他的意思,赣就是江西,著匪就是著名土匪,当时称他们是土匪头子,今日在京枪决,上了国民党的头版。而且里面的词句,站在他这个立场,国民党的记者的立场上也是真实的反映了,该匪极凶悍,就是很凶悍,临刑时,就是临执行刑罚的时候,临刑时沿途高声叫骂,至死不惧。我看到至死不惧这四个字,我心里很激动啊,连国民党的记者都讲他至死不惧啊,共产党人多么,一个青年学生才21岁啊,这种精神可嘉啊,我们共产党就需要。

韩景元:为什么共产党能够胜利,就是有一大批这样的人,为了革命事业,为了真理,为了追求,为了信仰,连死都不怕。沿街高声叫骂,最后他的难友,就是同在朱如红这个监狱里面的难友,叫做贺瑞麟,这个人听说最后也牺牲了,最后也被枪杀了,也被国民党枪杀了。但是他没有枪杀以前,他对朱如红那天去枪杀的时候的那个场景他有段回忆,写得很真实。这个贺瑞麟对朱如红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也是非常赞扬的。

韩景元:所以我这个表叔能这样的为了革命事业那么至死不惧,我觉得应该很好地传承这种精神,应该好好向他学习。所以这是提供了一个机会,也让我萌起了决心,一定要编一本书。那么在编著的过程当中呢,也得益于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我说要编这本书的话呢,很多包括赣县的民政局,档案馆,因为我要查很多资料,他们都给我提供很多资料。连乡里的民政所,当时因为我这个书如果就是讲朱如红的事迹,就是讲大埠暴动,那还是很单薄啊,一本书最起码要十几万字才能成为一本书,那个小册子就没有意思啊。所以我就想,这牺牲的200多名革命烈士,我要让他要榜上有名啊,让人们后人要祭奠。因为他们的后人都没有了,因为我都70多岁了,他们的后人有也不在世了。所以我就找到了大埠的民政所的所长,这位所长很敬业,他帮我翻箱倒柜,把80年代初期,就是革命烈士的统计资料,那个原册,原始档案全部找出来了,我就如获至宝,这等于我多了一个部分啊,这个烈士名录有了,我不但要宣传朱如红,不但要宣传赖传珠,光就这200多人要宣传啊,他们榜上有名。人家为革命牺牲了,名字应该留一个吧。人家不要钱,不要官,不要位,名字应该给他留一个,原来没有哪个给他们留啊,正好乡里面的民政所长帮我找到了这一个资料,我有一个部分啦。

韩景元:另外呢,这些革命烈士的一些后人,我也非常顺利地找到了他们,你比如钟正泉的孙子,谢家禧过继的孙子,这几个大埠暴动的主要领导人,还有彭学礼家里的同志都找到了,我一跟他们说我讲我要编一本书,你们把你们的父辈,你们的长辈,为革命牺牲了的,你们写一个材料,好好地追忆追忆,他们都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所以这本书的编撰得到了,除了有很多次机遇以外,更多地得到了很多部门、很多人士的支持,使这本书比较完整,但是也还不是十分的完美,也不可能做到十分完美,因为这个年代非常久远,到现在九十年了,那么现在可以说参加大埠暴动的人一个也没有了。但是我还得益于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是前几年才走,我的父亲活到了99岁。当年我编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父亲还在世,所以里面有些文章,是我父亲亲自跟我说的,应该说他是大埠暴动唯一的,在当时来说唯一的见证者,他没有参与大埠暴动,但是他生长在大埠,他了解大埠暴动,他看到过大埠暴动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士和革命群众的现场,他都看过了。他看到了当年大埠暴动的时候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缴获的国民党的连长的战马。当时大埠暴动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来反攻吗,反攻,我们的暴动队伍把它打败了,而且打趴掉它一个连长,缴获了他的武器,而且还把他的一个战马,当时那个连长是骑马,来打大埠,因为当时没有公路,没有汽车,那个时候骑马是最高规格的了,把这个连长打死了,把这个马缴到了。这个马缴到以后,我父亲亲自跟我讲,当时这个形象还历历在目,他讲我们暴动队员牵到这匹马,每家每村,每个村子跑了去,打起铜锣来,这个马就是国民党连长骑的马,是我们暴动队员缴获的战利品,我爸爸就给我讲这个情况。他亲自看到过,这个是最真实的,可惜当年没有录像设备,有录像设备录下来。但是他亲自见到了,他是见证人,他99岁,他那个时候,大埠暴动的时候,我父亲是1913年的,1913年的到1928年,那个时候也有十五岁了,十五岁应该有记忆了,记忆很好,十五岁现在都初中生了,初中毕业生了,所以他记得很清楚。

韩景元:包括当年大埠暴动失败以后,国民党进行白色恐怖,凡是参加了暴动的抓到就要枪毙,没有什么审判的,也不要什么刑法,抓到就杀掉,就是这样的。我那本书上也有一篇文章,我父亲亲自跟我口述的,我的名义整理,我父亲口述,当年杀暴动队员杀得横尸遍野,很惨啊,里面有几个细节,听到真的是,斗争是十分残酷的。有的女暴动队员枪杀以后人家也不敢去收尸,狗咬猪啃,有的全身暴露,甚至有的坏人用棍子去捅女同志的下身,非常惨。里面还有这样的细节,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节省子弹,抓到暴动队员几个人夹着,拿竹子夹好,夹一个竹子,竹子有几米长,三四米长,我们山区那个竹子,好高的竹子,四五米都有,把它劈开两半,把暴动队员头夹到,两根竹子一夹,拿铁丝把它两头绞稳,动不了了,打一枪过去,打了好几个,最后推到河里面去,就这样的,报复是非常残忍的。这些都是我父亲跟我讲的,所以也得益于我的父亲,得益于有关部门的帮助和支持,所以才有这本书。所以应该说能收集到的资料,在我这个年代应该说是比较全了,也是比较真实,不能说百分之百,最起码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真实的,是可靠的。

主持人:应该是反映大埠暴动最权威的一本书了。

韩景元:现在还值得欣喜的一条,这个是题外话了,刚才我不是说了,我们要铭记他们,特别是要铭记这些革命烈士,我总是这样讲树有根水有源,用伟大导师列宁的一句话来说,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就这个意思,这两百多个烈士,我曾经也想过要为他们扬名,要为他们树碑,要为他们立传,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实现了。在我这本书出来以后,跟当地的党委政府,就是今年的3月份,就是大埠暴动九十周年吧,到今年3月份是大埠暴动九十周年,我们大埠乡党委、大埠乡政府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已经建了一个碑,还刻了一个英烈墙,把大埠暴动纪念碑已经建起来了,这两百多个烈士已经上了墙,他们的英名已经上了墙,而且现在那里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是不断地去呼吁,去汇报,乡党委、乡政府做了这么一件好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我的一个愿望。

韩景元:现在已经搞了一个大埠暴动的陈列馆、大埠暴动纪念碑、大埠暴动的牺牲的烈士英名墙等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景点,现在陆陆续续有些青年人入党啊入团啊都在那里宣誓,继承革命烈士的遗志,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传统,很好的一个教育基地,所以我心里也非常高兴。我这个书也仅仅起到一个先导作用吧。

表叔的崇高品质时刻激励着我前行

韩景元:表叔的这个高贵品质,特别是我逐步挖掘他的一些资料,收集他的一些事迹材料以后,逐步逐步地深化,我觉得第一他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是鼓舞着我,鞭策着我,激励着我,一方面要努力工作,首先听党的话,跟党走,要有坚定的信仰,因为那个表叔至死不惧啊,坚定的信仰,但我们家里也是出身很平凡的,尽管我表叔家里生活比较富裕,是个富裕中农吧,但是我自己家里是很贫寒的。我父亲是做长工的,解放以后分了田分了地,这是共产党给我们的好处。另外我们小的时候读书,那个时候家里很穷,特别是读初中,小学在自己家里读,那是可以不要花很多钱的,特别到赣州来读书,一个月最起码伙食钱还要五六块钱,那个时候六块钱的伙食钱,还要缴一点学费买书本,家里拿不起啊,那我们还评助学金啊,那个时候有助学金,我们得丙等助学金。丙等助学金是什么概念?一个月有两块钱。那个时候两块钱不错啊,伙食就6块钱,2块钱等于十天的伙食费啊。我妈妈一年养两头猪,杀一头猪下来就是三四十块钱,那个时候猪肉才5毛多钱一斤啊,给我们读书,还有国家的助学金,所以共产党对我们有恩,他是为了劳苦大众,所以我们要坚定跟党走,像表叔这样。

韩景元:明知道会死,为什么要去死?第一他有信仰,不怕死,为了农民的翻身解放。

韩景元:国民党当时的嚣张气焰,如果我们没有人去反抗他,没有人去和他作斗争,他就会更加猖狂。通过他们来动员更多的百姓,起来推翻他们,总是要有人做出牺牲的。

韩景元:所以我这个表叔这种革命精神在激励着我,有的时候遇到些困难,或者在名誉、地位、金钱方面有所计较的时候,想想他们,什么都想得开了,他们命都不要,所以我们现在对我们的生活感到很满足。

[责任编辑:王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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