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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端廷:批评的困境


来源:雅昌艺术网

王端廷:批评的困境——写在2015•第九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开幕之际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届,今年是第九届。

王端廷:批评的困境——写在2015•第九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开幕之际(文章原标题)

第九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海报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届,今年是第九届。在这个巨变的年代,在许多民办机构如晨露般短命,甚至一些官办机构及其项目也成为“烂尾工程”的情况下,一个民间学术活动能持续如此长时间且仍呈蓬勃兴旺之势,应该算是一个奇迹。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长久不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时代和社会对美术批评的需要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

承蒙批评家同仁信任,本人十分荣幸地被推选为本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轮值主席。对于年会的筹备,主题的确定是轮值主席要做的第一件事。鉴于这几年美术批评事业遇到的新问题,美术批评自身和外部条件发生的新变化,本人最初提出的主题为“批评的反思”。而在今年3月16日下午在北京举行的“2015•第九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组委会筹备会”上,经由讨论,大家最终将本届年会的主题确定为“批评的生态”,并拟定了四个分主题,分别是:1、批评的伦理,2、批评与体制,3、批评与文化传统,4、批评家与艺术家。应该说这一主题及其分主题的选定更具有针对性,讨论的目标也更明确,我相信本届年会围绕这些主题展开的讨论,一定会取得预期的令人满意的成果。

对批评的反思一直是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界的传统,前几届年会也曾就相关主题进行过讨论。需要说明的是,本届年会再次面对批评自身并将主题确定为“批评的生态”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去年7月发生在湖北神农架“中国行为艺术研讨会”期间的“段韩纠纷”及其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批评界产生的巨大影响。

“段韩纠纷”的原委是这样的,青年批评家段君在“中国行为艺术研讨会”上对整形医生韩啸的行为艺术提出批评,引起在场的韩啸的不满,会后从语言威胁演变为肢体冲突,最终升级为公安介入的司法案件,以致段君遭受9天监禁之灾。批评家与“艺术家”之间发生如此尖锐的冲突,这在中国美术批评史上还找不到先例。本人愿意把“段韩纠纷”看成是一个偶然事件,它应该归因于当事人韩啸的非正常性格和精神状态(据说他患有忧郁症),但是,此事件之所以发生,也是批评与艺术、批评界与艺术界关系异常的必然结果。

“段韩纠纷”发生后,批评界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事件的性质、原因和后果做了分析和判断,在各种批评中有一种声音异常刺耳,这就是将此事归因于“坐台批评”,并从道德角度对批评家进行猛烈抨击。

“坐台批评”是对批评家“有偿批评”的挖苦和嘲讽。人们知道,“有偿批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1992年广州三年展之后,刘骁纯作为发起人,联合部分批评家,制定了《批评家公约》,主张批评家给艺术家写评论文章要向艺术家收费),并在新世纪随着艺术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持续升温而逐渐变为公开化和常态化的现象。一般说来,艺术家花钱请批评家撰写评论文章或出席展览研讨会,批评家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这是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公平交易,作为一种契约,它得到了当事双方的认可。问题在于,批评家作为艺术价值的评判者,他们需要面对的不只是艺术家,还有艺术欣赏者和消费者,也就是观众和收藏家。从根本意义上说,批评家应该是艺术家与收藏家之间的裁判员,而客观性和公正性是裁判员需要遵守的首要律条。正因为如此,为了保证美术批评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西方人建立了第三方付费的批评机制。据说,西方专业艺术批评家获得劳动报酬的主要渠道是报刊专栏的高稿酬和相关基金会的资助,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批评家的生存之道。相对于西方的合理机制,中国现存的由艺术家付费的“有偿批评”是一种非正常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因此,它从自始至今就不断受到社会各方人士的质疑和攻击。

由艺术家付费的“有偿批评”算得上是转型时期(或者如官方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各种非正常社会现象中的一个例证,但如果因为存在“有偿批评”就完全否定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也是不客观不公正的,事实上,“段韩纠纷”恰恰是由于批评家没有屈从于“艺术家”的意愿而给予其“行为艺术”以正面和积极评价才产生的。即使“有偿批评”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批评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但从近二十多年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整体情况看,艺术批评并没有出现根本上的失范,因为活跃在中国当代艺术前沿的艺术家与批评家推崇的艺术家基本上是同一群人,换一句话说,批评家肯定的艺术家也是社会认可的艺术家。而且,由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成为国际当代艺术的组成部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可以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检验。人们看到,在评判中国当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标准上,中国批评家与国际学术界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那些被中国批评家高度评价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也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认可。无论古今,还是中外,艺术家都是分等级的,其等级是依据艺术家创造力及其对艺术史贡献的大小来划分的,而批评家就是给艺术家评定等级的人。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我们很少看到一个三流艺术家被抬高到一流艺术家的地位,或者一个一流艺术家遭到贬低或被埋没。这样的反例可能会有,但绝不普遍。由此,我们可以说,“有偿批评”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并颠覆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标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由艺术家付费的“有偿批评”并不是批评家的全部工作,除了参加个展览研讨会以及撰写个人艺术家的评论文章之外,批评家还要参加大量纯粹的学术研讨会,为各种媒体撰写纯学术批评文章。事实上,批评家的学术地位正是来自于他们独立、纯粹而优秀的学术成果。我们找不出一个仅凭“有偿批评”而享有崇高学术地位的批评家。

谈到艺术批评的困境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因素,这就是政治的制约。毋庸讳言,在中国,政治对文化艺术的控制由来已久,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对当代艺术创作和批评的钳制丝毫未见放松。众所周知,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从一开始就受到政治的严格限制,虽然“文字狱”的历史难以重演,但言论禁区始终存在。今天,中国大陆出版的每一个文字都要经过政治审查,一些学术思想的火花尚未绽放就被扑灭。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要想获得艺术的创造性和批评的独立性都是极为不易的。有道是“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对于戴着脚镣跳舞的中国美术批评家,坚守学术需要多么崇高的信仰和多么坚强的意志。

除此之外,批评界内部的倾轧也是影响批评生态的负面因素。像所有行业一样,批评界也是一个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群体。不同知识背景、不同性格脾气以及不同品德修养的人共同组成了批评家集体。“文人相轻”是中国的传统,同行的竞争也是一个行业不断进步的推动力。然而,我们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看到的竞争,往往不是学术上的讨论,而是彼此间的人身攻击。上文提到的对批评家的攻讦言论也是来自批评界内部。六十多年政治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同行特别是知识分子内部的斗争对文化艺术事业造成的伤害和损失是最深重、最致命的。

政治的钳制,商业的挟持和批评界的“窝里斗”是导致批评的生态异常严酷的三个因素。而且,我们一时还看不到言论自由的许可、批评基金制度的建立和批评家整体素质提高的可能性,因此,批评生态的改善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对于中国批评家而言,自由而独立的批评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关于批评的价值,我们应该有一个客观而清醒的认识,不可过分拔高,也不宜过分贬低。我们应该知道,对于艺术价值的评判,批评是必要的,但不是充足的。

按照现有的定义,“美术批评是在艺术欣赏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标准,对美术作品或美术现象所做的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I》,525页)。进而言之,批评有着不同的层次和维度,对艺术语言和风格的分析,对作品主题和内涵的阐释,是艺术批评的基本要求和目的,而艺术价值的评判则是艺术批评的最高要求和终极目标。无论是什么层次和维度的批评,其恰当与否都取决于批评家的学识和素养。也就是说,虽然艺术批评针对的是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但考验的是批评家的眼力和智力。从本质上说,批评家并不创造艺术价值,而只是发现艺术价值;艺术是金矿,批评家是开采金矿的人。需要指出的是,艺术价值的最高判官不是批评,而是时间和历史,换一句话,艺术家和批评家最终都是未来的艺术史家选择和淘汰的对象。艺术批评是艺术价值的初审过程,艺术价值的最终裁决权归于艺术史。

王端廷简介:

1961年生,湖北蕲春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外国美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兼职教授,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学术委员,欧美同学会美术家协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唐婧]

标签:批评的困境 王端延 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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