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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皮书》:也无风雨也无晴


来源:凤凰江苏

实际上跟赫鲁晓夫较劲。最后合成一本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当时上面成立一个反修小组,实际头头是康生。这个伟大的任务又大大地影响了我以后的编辑出版生涯。

《灰皮书回忆与研究》 郑异凡主编 漓江出版社

为“反修”做后勤

1962年上面提出要“反帝反修”,当时发表了一些文章,总称“九评”。

实际上跟赫鲁晓夫较劲。最后合成一本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当时上面成立一个反修小组,实际头头是康生。这个伟大的任务又大大地影响了我以后的编辑出版生涯。

为了“反修”,要了解各国共产党的事情。当时发现各国共产党大多跟苏联走,只剩下个阿尔巴尼亚。所以要研究这些党的情况。中宣部内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表面上是一个行政机构,实际上是为“反修”小组服务,因为牵扯到外国的资料,认为单靠新华社已经不够了。要内行的共产党员去做。不知什么原因,本人被选上了。我的编制还在人民出版社,实际上则天天到中宣部上班。那是中共中央的高级机构,凭我的这个身份可以到共产党最机密的机关去查阅图书资料。

我的专门研究是修正主义思潮,任务是筹划出版“灰皮书”和“黄皮书”。“灰皮书”读者主要是司局以上领导干部,内容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反面材料”。“黄皮书”全是文艺思潮。“灰皮书”里很有名的如《第三帝国的兴亡》,讲希特勒怎么完蛋的,对研究帝国主义很有意义。文艺著作的重点是外国有代表性的新思潮,我记得第一本是《在路上》。我们先跟专家讨论,然后报上去,上面通过,再由有关出版社组织翻译,然后出版。效率非常高,因为我们有很大的权力。

我虽则只是一名借调干部,但可以凭这身份出入中共中央联络部、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乃至总参谋部三部的书报资料部门,见到不少少见的外国书。这个办公室里,自然还有外语专家,但是他们都不及我的“非专”。我这时的外语水平,除了俄语能译一些简单的书外,其余都只能读懂书名和目录。但这“其余”包括十来个语种,而且在日益增加。例如当时上面非常注意南斯拉夫、古巴和波兰,我于是花一两个月,把塞尔维亚文、西班牙文和波兰文大概了解一下,就能借助字典、语法书读懂书名、目录,于是就和这方面的专家大胆交换意见了。

我们大都是靠新华社提供的资料,新华社的“内参”里边反映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有什么思潮,根据这个思潮我们应该翻译什么书。还有中共中央编译局,在这方面也对我们有巨大帮助。编译局里人才济济,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同他们合作办事。他们出主意,出主张,由我出面去找“社会力量”完成。

还应当说说,我的领导是一位冯修蕙女士。她是老革命,但很开明。她上面,是一位包之静先生,更是既懂行情,又能放手让我们工作。

应当说,这是上帝给我又一次机会,让我为以后的人生长途做好若干思想准备。什么思想准备呢?具体地说,就是:在天天接触各类“修正主义”(19世纪到当代的)过程中,我的头脑也渐渐地变“修”了,也就是说,认识到中国的事情有改变的必要。所谓“修正主义”,无非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原理在其后发展过程中为实际生活所“修正”。这本是一种学科发展中的必然过程。但是,却为所谓“正统的”所不允许。

我们起先从第二国际以来的修正主义思潮入手,发现恩格斯他老人家晚年观点已有不少转变。至于伯恩施坦、考茨基更甭说了。一个时期,出了不少这两位的作品。考茨基的名著《无产阶级专政》和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我闻名已久,现在总算让它们见到中国的天日。找到一部南斯拉夫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弗兰尼茨基著),赶紧请人译出,大开眼界。

俄国的修正主义者,主要找同列宁、斯大林观点相异的,特别是普列汉诺夫。这方面的材料,我们过去素有准备,有刘仁静、王荫庭这些专家已经做了不少工作(遗憾的是当时还不知道有“普列汉诺夫遗嘱”这回事)。后来到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就同斯大林正面交锋了。请一些专家译出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几十万字的大著,委实大开眼界。从这书里,知道斯大林其人如何刚愎自用。

后来又转入“现修”,主要是关于南斯拉夫、东欧的现状的著作。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波兰的沙夫,为此专门学了一段时间的波兰文。

开始结识“废物”

在这个办公室的若干年头,我受益最多的是认识人头。

我不知道这是哪一级领导来的方针,就是那时组织翻译稿,可以“废物利用”,就是可以找有学问但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这种做法我是很熟悉的,因为1954年成立的三联书店编辑部,实行的就是这办法。我凭这方针,大力开展工作,找到了一大批真正名副其实的“老师”。我在这方面,说实话,有一长处,就是一点都不以他们的“政治污点”为忤,而是真正拜他们为师。这可以说是我无意中得之的一个善为书商的法宝,决定了我以后的一生。

我最早的老师是李慎之、董乐山等几位,他们都是新华社的“右派”。李老是新华社右派改造队的队长。董是所谓的“极右分子”,其实听说他只是批评了当时的集权主义而已。我对他们执礼甚恭,他们也就对我十分亲切。可以说,从这时开始,直到20世纪末,他们都一直在帮助我工作。没有他们,我在改革开放后是怎么也没法做成事情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的各位,像施咸荣、黄雨石等各位,也给我很多帮助。施先生是宁波人,我们常在一起讲家乡话,特别亲切。当时组织上对我说,此人曾有过暗通特务的嫌疑,我也不管它。我们一起做“黄皮书”,得益极大。施老以后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在80年代中,对他说起李慎之老先生讲的出翻译书要“向后看”的主张,他极为赞成。于是,他趁几次出国的机会,帮我在美国的图书馆里挑选人家要免费处理掉的旧书,装箱运来。我所为者,只是按时去天津塘沽港接货,然后花极少的运费运达北京。这对我当年刚独立经营还并无财力的三联书店来说,是何等巨大的支持!

还得一提两位当年社会上的“废物”。一位叫马元德,另一位是王荫庭。马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通英、德语,特别对罗素有研究。他在北大,大概因为对苏共二十大说了一些当年不该说的话,于是一直被打入冷宫,毕业后几乎失业。我们读了他的译文,特别是译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论著,诧为奇才。以后“灰皮书”这方面的德语著作,多半由他翻译。王先生是俄语专家,也不知怎的,被组织上目为“异端”。我们觉得他译普列汉诺夫极为得心应手,以后俄文论著多半是他完成。值得一提的是,我如此作为,实际上还得到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王子野的大力支持。这位名义上党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非常支持“异端”。他多次要我大胆请马、王办事,并且亲自批准破格按月给他们预支生活费。

其实,那时还有一大批“废物”,是我无法结识和请教的。那是北京清河劳改农场的犯人。北京市把他们组织起来,从事译作,发表时一律用笔名“何清新” (“河清”指“清河劳改农场“,“新”指“自新”)。据说译日文最佳,因其中颇多伪满时期的高官贵人。

当然,我所仰仗的,还有一大批当年的并非“废物”,例如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诸君子。他们既有学养,又很开明,同我一起做“灰皮书”,大都出诸他们的努力。我最记得一位副局长林基洲。此公通俄语,一度不知什么原因,食宿都在办公室。于是我乘兴同他每周共度假日,一起在办公室狂饮啤酒,呼呼大睡。如是一起批判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却也有趣。至于局内殷叙彝、郑异凡诸君子,至今还是我的老师。

但是,另一方面,这时期我的家庭状况是幸福而凄惨。幸福是自然的,新婚燕尔,两情欢洽。凄惨的是实在穷。不单单是个人穷,而是整个民族都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贫穷和饥饿之中。我经常浮肿,骑自行车不到一两里路,就得在人行道坐下休息一阵。

当然,我还是幸福的。特别是我有业余的稿费收入。那时我搞翻译非常努力,主要翻译同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东西。业余译书,是社长王子野先生特别提倡的。由此曾引来不少非议。比如社内的电工就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修电灯挣外快,而编辑就可以。王先生独排众议,让我辈得以苟活,我至今感念无已。

业余译书,除了收入外,还大开眼界。例如我译了克拉拉•蔡特金的《列宁给全世界妇女的遗教》,知道列宁对柯伦泰及其“杯水主义”的态度,促使我以后就这问题读了不少书,以至于三联书店独立后,我主持工作期间发掘出了《情爱论》这本书,大赚其钱。又译了季米特洛夫晚年的《控诉法西斯》一书,对法西斯的可恶的认识大为提高。当然,收入也是重要的。记得我太太怀孕时,我曾耗费人民币大洋十元,一起去饭馆吃了一顿红烧肉。这种活动,在那时只可做而不可说,不然准保有人要议论此人变“修”了。说某人“修”,是其时很鄙视的说法。其实,照我看来,“修”也者,与时俱进也!

这期间,我还做了一件颇为自得的事情,就是独立编了一本《编辑手册》。它的意义在于汇集了当年陈原他们手订的各种制度和办法,反映当年的工作成果。这种参考书现在不少,在那时可是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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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霞]

标签:灰皮书 风雨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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