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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峡口》:大北京的未来


来源:凤凰江苏

在资源环境压力空前逼迫之下,新设中央行政区的建议被再次提出,它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描绘了怎样的前景?

据有关部门预测,北京市如果再新增500万人口,则需新增500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面积相当于现有中心城的中心地区(四环半以内);公交出行日增加550万人次,相当于2008年大伦敦的出行总量;综合水务年增加6亿立方米需求,相当于南水北调供北京总量的43%;新增普通中学167所(30班制),新占地3.7平方公里;新增小学208所(24班制),新占地2.6平方公里。

“人口与产业的关系,就像鱼和鱼饵一样。”杨保军说,“你一边拼命地往这儿撒鱼饵,一边还不希望鱼过来,甚至还要把鱼赶走,这可能吗?”

“钟鼓楼广场恢复整治项目”代表了当地政府“把鱼赶走”的另一种方式。这个项目计划通过房屋征收,拆出一个大广场,并在征收范围之外,划出一个更大面积的搬迁区。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北京市政府通过大规模旧城改造,将老北京的“鱼儿”不断驱往“圈层蔓延”的边缘。

已在这个城市积淀了三千多年的乡愁,渐渐地,被这一张大饼摊没。

“畿辅新区”悬念

筹备5年之久的北京新机场, 2014年将在北京城市中轴线的南端,距离天安门广场约40公里的位置全面启动建设。

北京市有关部门发布上述消息时称,南中轴高速、场前联络线等外围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同步实施。新机场的建设地点为大兴区礼贤镇、榆垡镇,将建设4条跑道和约70万平方米的航站楼。计划建成日期为2018年底。

2009年1月,国务院原则确定首都第二机场(即北京新机场)选址于北京市大兴区,机场一期建设用地跨越大兴区和河北省廊坊市。这对首都未来整体发展,乃至京津冀地区的城镇体系、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将产生重大影响。

“新机场向北进入北京的交通量最终将达到每天40万至50万人次,相当于北京天天都开‘上海世博会’。”2013年,有关部门完成的《北京新机场综合交通枢纽项目策划》指出,“这对于已经非常困难的北京交通资源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就要求北京的部分出行需求必须向河北、天津疏散,以减少进入北京的交通量。”

2013年9月,吴良镛主持完成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下称《三期报告》)提出对策:以北京新机场规划建设为契机,京津冀共建“畿辅新区”,疏解首都政治文化功能。

这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争鸣,写下最新篇章。《三期报告》指出,北京新机场必将进一步完善强化京津走廊,为北京城市功能和人口的疏解创造条件,特别是必将提升北京南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河北省中部的廊坊、保定地区也将由于新机场的建设运营,获得临空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对于北京来说,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和密度的持续加大带来的交通、环境问题,使得中心城区发展必须实施从市区转向区域的‘走出同心圆’战略。 ”《三期报告》提出,随着国家经济规模扩大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管理需要,在京的中央机构、央企、国家科研院所等建设需要也更加急迫,为了保证首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功能,需要在中心城区之外的地区寻找合适地点,安置新增、转移和扩建的国家机构和首都职能。

为此,《三期报告》建议选择北京新机场周边的大兴南部、廊坊市区、固安、永清、涿州、武清等地区,成立跨省市边界的“畿辅新区”,围绕新机场,将部分国家行政职能、企业总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驻京机构等等迁至“畿辅新区”,结合临空产业和服务业,合理布局,使其发展成为京津冀新的增长区域,成为推动北京市、河北省、天津市发展的新引擎。

《三期报告》提出,“畿辅新区”是京津冀共同建设世界城市地区的发展地带,建议“畿辅新区”设立高层次的协调、指导机构,统筹确定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目标和战略。

在“共同构建多中心的‘城镇网络’”蓝图中,《三期报告》描绘了首都地区多中心的政治文化功能空间框架,建议根据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在三个空间层次合理有序地布置首都政治文化功能。

第一层次,首都政治文化功能核心区。为北京六环路沿线以内的地区(半径15—30公里)。构建以天安门广场为核心,以旧城为载体,南北中轴线和长安街轴线构成的首都核心政治文化功能布局构架,布置国家行政、经济管理部门、文化中心等,集中体现首都作为国家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形象。

第二层次,首都政治文化功能拓展区。为北京六环至涿密高速一线地区(半径30—70公里)。在这一范围内选择几处交通便利、自然生态环境较好的位置,由国家和京津冀共同建设首都政治文化功能新区,集中首都政治、文化功能多中心布局示意图。(来源:《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2013年)

首都功能新区选址建议。(来源:《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2013年)容纳部分首都行政办公、教育科研功能,为首都人口提供居住、游憩空间。

第三层次,首都政治文化功能延伸区。为涿密高速以外地区(半径50—300公里)。这一地区将在水资源、生态环境、农产品、能源、港口运输等方面,为首都功能的发挥提供支撑和保障。

《三期报告》认为,首都政治文化功能的拓展与空间布局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要正视50多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已形成的现实—行政用地既不能作重大搬迁,也不能原封不动地全部留在原地;要及时地、有效地、有步骤地“疏解”,分期分步地重构城市整体秩序。“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建议由中央成立特别战略小组先行慎重研究”。

行政中心作为首都城市功能的重中之重,其规划安排对首都城市空间的影响至为深远。

20世纪50年代,北京放弃了建筑与规划学家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在西郊木樨地一带建设新的行政中心以平衡全市发展的方案(下称梁陈方案),选取了苏联专家指导制订的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的单中心方案。此后,北京旧城被大规模拆除重建。

“我从美国归来, 1951年初上班,那个时候,梁思成先生还在等梁陈方案的消息。”吴良镛,当年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同事,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当时已经预料到不会有任何结果,我听到了一些风声,就带着学生做了一个补充方案,把天安门广场又规划了一下,但重点还是放在西郊木樨地一带。”

这个补充方案的尺度大于梁陈方案,南起丰台火车站,北至圆明园,形成一条大轴线。“这样,新城的气象就出来了,这样的方案可能更容易得到采纳。”吴良镛说,“我向梁思成先生做了建议,后来北京市副市长薛子正看了方案,认为很好。可最终不了了之。方案还做了模型,可惜后来在‘文革’中全部被毁。”

此后,让北京“走出同心圆”成为吴良镛的一大心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北京市开始考虑重新编制城市总体规划。 1979年8月,吴良镛在北京市科协作题为《北京市规划刍议》的发言,对“彻底改造”旧城区提出批评,疾呼:“为古建筑请命!”“试想如果照有的报上所宣传的北京‘现代化’城市的‘远景’所设想的那样:‘将来北京到处都是现代化的高层建筑,故宫犹如其中的峡谷’,那还得了!”

吴良镛指出,当时北京市的规划设想仍然是以大的旧市区为核心,以同心圆式向外发展,如果不采取真正极为强有力的措施,将来很可能发展连片,要趁还没有形成“铁饼一块”的时候,赶快采取措施。

他认为,北京旧城已过于拥挤,必须疏散功能,把北京发展为多中心的城市,即在旧城外选择适当的位置,建设有充分就业机会的新中心,使工作、生活相对平衡,尽量减少全市性的公共交通量,减轻市中心的压力。

1999年,吴良镛拟就世界建筑师大会《北京宪章》,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大北京规划”的报告。此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建设部的支持下,吴良镛主持完成《京津冀北(大北京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即《一期报告》),提出必须改变北京“摊大饼”发展模式,直接推动了2004年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

北京的城市结构要从单中心转变为多中心,这被写入总体规划修编的前期工作—2003年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组织起草的《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的文本之中,在新中国首都发展史上,这样的官方表述还是第一次。

这一关键性判断,使得此次总体规划修编成为北京城市发展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

“2004年4月,我应邀参加了北京市政府举办的规划修编座谈会,在四位专家中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肖金成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道,“我说,单中心摊大饼已不可持续。这时,市领导插话,说我们搞了十几个新城,不就是多中心吗?我说,这只是一个举措,但效果不好,因为北京的发展态势如同瓢泼大雨,那十几个新城,也就是十几个碗、十几个盆,用它们来接是接不住的,得搞一个‘密云水库’来接。就是说,要建一个新区,让它能够装几百万人,可能一个还不够,得搞两个。”

肖金成认为,多中心的中心不是功能区的概念,它是跳出主城区之外独立的新区,必须有重点地发展。“市领导对我的观点没有提出异议。”肖金成回忆,“我接着说,北京有着1.6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不是不能发展第二产业,如果没有工业,财政会受影响。但是,不能在昌平等上风上水的地方搞,应该集中在东南方向,在京津城市发展轴上的亦庄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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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霞]

标签:历史 北京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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