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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羽随风——张恩和散文》:时风时雨说鲁迅


来源:凤凰江苏

近一年多来,国内有些报刊陆续发表了几篇议论鲁迅的文章。我之所以说“议论”,是因为它们总的说来不是认真的研究,不是以科学的态度从学理上论述鲁迅,分析鲁迅,而主要是表现为随想性,甚至有些情绪化,有些话就不免偏激、过分、无理。

《灰羽随风——张恩和散文》 张恩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近一年多来,国内有些报刊陆续发表了几篇议论鲁迅的文章。我之所以说“议论”,是因为它们总的说来不是认真的研究,不是以科学的态度从学理上论述鲁迅,分析鲁迅,而主要是表现为随想性,甚至有些情绪化,有些话就不免偏激、过分、无理。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更不想说它们是“攻击”或“贬损”鲁迅,因为那是过去“阶级斗争”时期的心态和眼光,体现出一种话语霸权。这样不平等的交手(有人发表不同意见,即给人“定性”,然后组织“批判”、“驳斥”、“反击”),过去玩得多了,又解决了什么问题?可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已经是站在世纪的门槛上,应该有点长进。连毛泽东过去都说过:“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这话不管是真说假说,道理总是如此。过去我们太习惯只有一种声音,有人发表一些不同看法,发出一点不同声音,就十分紧张,立刻有人“警觉”,密切关注“阶级斗争新动向”。其实,有点不同的声音并没有什么不好。生活本身是纷繁复杂的,要求人们的思想认识整齐划一,太难了,也不应该。别的领域不好说,至少在鲁迅研究领域,在对待鲁迅的认识和态度这一问题上,何必把音调定得那么一律呢?

我这样说,并非我完全同意这些议论。对这些议论中一些偏激、过分以至无理的看法,我是不同意的。如《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一文中有人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让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我在一篇题为《鲁迅的命运》的文章中(分别刊登于《东海》杂志1999年第11期和《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2期)就明确说我“感到不舒服,觉得未免有些过分和荒谬”。不过我也接着说了:“但我并不把这(按指《答案》全文)看成多么严重的问题,甚至从总体看反而感到几分宽慰,因为第一,问者想到提关于鲁迅的问题,说明他们并没有忘记鲁迅;第二,所有答案对鲁迅不恭者毕竟是少数,而同时也有不少人表现了对鲁迅的崇敬,如说‘鲁迅是一位好作家,有脾气的人,他一定不想作为权威强行指导任何人’。如说‘作为作家的鲁迅,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会给文学以启迪’。如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并承认‘鲁迅对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应有指导意义’,等等。我觉得这样一份观点相异态度不同的答案颇能反映现在的真实。”再看其他一些议论鲁迅的文章,包括王朔的《我看鲁迅》,其中除了有一些不谐的怪腔调,也有许多合情合理的看法,如说鲁迅的小说并非篇篇上乘,其杂文更非篇篇佳作,尤其是一些实用文实在说不上艺术性等,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都可以进一步作学理上的探讨和研究。至于葛红兵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对鲁迅从为人到为文的基本否定,则是我尤其不能苟同的。看得出来,作者葛红兵颇有几分才气,但也正因为他因才使气,就暴露出自己的浅薄和轻浮。譬如他说到鲁迅与朱安的关系及对她的态度,让人就很难想象作者是一位现代青年,更无法和全文表现出的“前卫观点”相一致。还有他指责鲁迅没有和徐锡麟、秋瑾那样去刺杀清廷走狗,表现了鲁迅的“怯懦”,以及说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等等,就迹近无知加无赖了。不过在通读了他的全文后,当看清作者在对待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问题上表现出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如果说他还真有“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话),对他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此处借用《红楼梦》中的一句话,亦射作者文题“悼词”)就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了。

然而我的兴趣并不在这些对鲁迅的议论,或者说我认为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和重视的不是这些议论本身,而是应透过这些议论认真思考一下出现这一“景观”的社会原因。因为对鲁迅提出这样那样的议论(或者如过去所说的“攻击”、“贬损”)这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反观已往历史,差不多过一段时间总会有人出来对鲁迅发表一通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这首先反映出我们整个国民素质的低下,反映出我国教育水平的低下,教育的投入太少,教育的成绩太差。这不但与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不相称,更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不相称。教育水平低,国民素质差。必然导致价值观念的混乱和颠倒,分不清楚哪些是应该批判应该摒弃的,哪些是最可宝贵应该珍惜应该爱护的。别的领域且不说,就说文化思想领域,不争的事实是眼下封建迷信抬头,拜金主义盛行,美女大侠吃香,千丑百怪行时。不少人对这些沉滓一律绿色放行,甚至顶礼膜拜,而对待鲁迅则对不起,还需重新关检搜身,看看有什么东西不合时,不合适。

关于鲁迅的为人为文,过去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此处我不想多说。此处我只想再引用一次著名作家郁达夫在鲁迅逝世时说过的一段话,是:“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段话分量很重,但确实是警世之言。我曾在莫斯科地铁车厢里,在该市公园树荫下和长椅上,常见到一些人(无论是青年人或是有点年纪的人)抓紧时间专心读书(似乎多是文学作品)。俄国朋友告诉我,他们对普希金,对契诃夫,对大小托尔斯泰,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等作家,无不怀有敬爱仰慕之心。我听了十分感动,觉得这说明了他们整个民族较高的文化素质。而我们以之为参照系反躬自问,会不会感到我们确实缺欠了一点什么,是否在提高全民素质教育方面向人家学点什么吗?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写议论鲁迅文章的人不都是文化人,是有文化者吗?说他们素质差岂不有点冤枉了他们?确实,这些议论鲁迅的人都是有一定文化者,有些人还可能有较高的学历和令人钦羡的头衔,简单说他们文化素质差是不对的。然而通过他们对鲁迅的议论,不仅可以看出他们对鲁迅是如何认识不足,更暴露出他们对中国近代史和文化思想史是如何缺乏了解。这决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表明我国当前的素质教育水平。如果我们整个国民教育素质较高,一般人从小就对我国历史文化能有较好的了解,对鲁迅这样那样的议论肯定会比现在少得多和好得多。不信可以看王朔的文章,从他真实地叙说自己小时是如何接受教育并且是怎样开始知道鲁迅的,就会觉得我这样说不无道理。

出现形形色色对鲁迅的议论,恐怕也与我们现在言论开放的程度有关。我们现在说话确实是比过去自由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贯彻正因此,对于鲁迅的一些不同看法和意见都可以说出来。这要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正像有人说的:“如今毛泽东都能说得,何以鲁迅说不得?”但这似乎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今天还有不少禁区,还有很多问题不让谈论或曰不提倡讨论。其实对毛泽东,并不是“都能说得”;也正因此,一些人就把许多在别的问题上“说不得”的话集中在鲁迅身上说,颇有点对着和尚骂秃驴的味道,实在是因为别有一番意思而旁触于鲁迅。如说什么鲁迅被神化,为专制所利用,成为扼杀自由思想的工具等。其实如果我们有些话可以放言无忌,恐怕就不会有这么多对鲁迅的议论和不满。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今天在前苏联已经解体后的俄国,并没有人因为列宁赞扬过列夫•托尔斯泰而时不时对托翁发点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因为那里人们说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包括对“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尽可不必绕着弯子。我觉得这样反会更好些。如果我们这里的禁区还能够少些再少些,言论开放的程度还能够大些再大些,其实依我看,对于鲁这样那样的议论恐怕就会比现在少得多,情况也会比现在好得多。

近年刊发出的这样那样对鲁迅的议论,也反映出我们鲁研界自身的一些问题,这就是我们总说要学习鲁迅,宣传鲁迅,要让广大人民群众知道鲁迅,但真有人(通常是鲁研界之外)说出一点自己对鲁迅的看法,鲁研界即表现出过分的紧张。鲁研界一直有个很动人的口号是“我心中的鲁迅”,意即在不同人心目中鲁迅千差万别十分正常。对于“鲁迅是谁”这样一个问题鲁研界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理解和解释。对于这些,大家都没有觉得是一回事,甚至还互相说是探讨创新开拓突破,而当鲁研界之外有人发表一点不同看法,则立即引起人们的“警觉”,往往是“群起而攻之”。这是否真有点表现了我们鲁研界的“垄断话语”和“话语霸权”?在一些议论鲁迅的文章中,不止一人提出了对鲁研界的批评,说正是鲁研界把鲁迅封锁起来,不让人接近(这当然不是说不让人读鲁迅的书,而是不让人从内心真正靠近鲁迅)。王朔的话更是尖刻,说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话虽然难听,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自己也算吃了多年“鲁迅饭”(虽然不敢说吃了很多),却不想逃避这样的指责,倒是甘愿从中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我想,只要大小环境都更好些,文学界学术界以及一般舆论界都能更宽松地对待各种各样的议论,我们也就会更好些,说能说明我们真正有了进步,到时候就不必要以“说道”鲁迅来证明我们的进步,悲剧和闹剧都将收场,一幕正剧才得以真正演出。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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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霞]

标签:鲁迅 张恩和散文 灰羽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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