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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渡》:清华的学习生活和我的老师们


来源:凤凰江苏

清华校长梅贻琦早就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盖有大师之谓也。”事实上,清华不仅有大楼(当然,同现在几万人规模的大清华相比,这些楼显得小了些,但即使现在,看到科学馆、化学馆等建筑,仍然会肃然起敬),但更重要的是,清华有闻名国内外的大师们。这些大师,既是学术殿堂的缔造者,也是民族堡垒的捍卫者。清华在1952年“以苏为师”,进行院系调整前,工学院固然在国内外颇有影响,但文、法、理,甚至农学院更有过之。看到清华如此学习环境,真是满心欢喜。能够在这样大师云集的学校里求知,真是一生的幸事!

《春风渡》董贻正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清华校长梅贻琦早就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盖有大师之谓也。”事实上,清华不仅有大楼(当然,同现在几万人规模的大清华相比,这些楼显得小了些,但即使现在,看到科学馆、化学馆等建筑,仍然会肃然起敬),但更重要的是,清华有闻名国内外的大师们。这些大师,既是学术殿堂的缔造者,也是民族堡垒的捍卫者。清华在1952年“以苏为师”,进行院系调整前,工学院固然在国内外颇有影响,但文、法、理,甚至农学院更有过之。看到清华如此学习环境,真是满心欢喜。能够在这样大师云集的学校里求知,真是一生的幸事!

但是,我这个人资质平庸,学习方法又不对头,因此面对众多大师如此丰富的知识宝藏,我却未能从中汲取充分的营养,更不能从他们智慧的脑袋中获取探索科学门径的密码。但毕竟在这种强大气场的影响下,也多少学到了为人、求知、做事的正道,使我以后在社会上能坚守底线,奋发求知,虽然没能为母校增添光彩,但也没有辜负母校的期望。

回顾在清华4年的学习生活,确实是平平而已。所以,有的同事在向初次见面的朋友介绍我时往往会说:这是清华的高才生,我会立即否认。这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因为,进清华的,绝大多数确实都是高中学校的高才生;但出清华时,就不一定是清华的高才生了。当然,清华不乏高才生,他们善于思考,钻研问题深,总结概括能力很强。

大一课程工学院各系基本相同,有国文、英文、微积分、普通物理、画法几何、经济学概论。普通物理是理、工学院学生的必修课,学生多,分4个大班,国文、英文、微积分则都是二三十人的小班,物理课分别由王竹溪、钱三强、何成钧、孙瑞藩讲授。其中,王竹溪和钱三强都是教授。按清华的规定,所有教授都要轮流讲授基础课,他们俩也不例外。1947年钱三强回国时,已以其发现核反应三裂变的重大研究成果轰动世界科学界;王竹溪的资历更深。1971年夏,杨振宁第一次回大陆探亲访友时,曾向周恩来总理点名要求拜见的少数几个人中,就有他在西南联大做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竹溪,王竹溪这才从北大在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但据高年级学长介绍,他们认为讲课讲得最好的还是何成钧老师,工科的很多同学都选他的课,我也选了何老师的课。他用四川话讲课,抑扬顿挫,条理清晰。

物理课有两位助教,其中一位是陈篪,中等个儿,长个娃娃脸,说话细声细气,对学生很客气,但要求又很严格,对实验数据的处理就是从他哪儿学到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要求去鞍钢工作,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小潮流,认为搞建设了,还是要以工为主。我们班上两位女同学也是从物理系四年级转到电机系二年级的。以后陈篪又调入钢铁研究院,任物理室主任。在他确诊为甲状腺癌症后,住院期间,还坚持看书学习,进行运算,并表示要写信给党支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但就是这样一位好同志,被当作“白专”典型来批判。粉碎“四人帮”后,冶金部党组把他树为“冶金科技战线的铁人”。

数学课马良老师讲微积分。开学前,高年级学长就向我们介绍了一些老师的特点,总的印象是学识渊博,要求严格,特别是会对新生来个“下马威”。开学后,果真体验到了。马老师上课时经常来个10分钟的小测验,有的在讲课前,有的在课程的最后10分钟。本来,微积分我在中学时就自学过,觉得并不难,但几堂课下来,把我“烤煳”了。好在老师们采取的方针是“考试从严,给分从宽”,有的老师按实际得分的开方乘以10,作为正式成绩,这样算来就是36分算及格,也算是放我们一马。

画法几何由褚士荃老师主讲。他是清华的训导长。在我印象里,训导长都是国民党的党团骨干,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帮手。但褚老师是慈眉祥目的,听说他还帮助黑名单上的学生逃离清华。但这门课一般安排在下午第一节,那时有些发困,但主要是自己对三维图像概念差,因此,这门课也没学好。

好像也是在一年级,有一门金工实习,由机械系强明伦教授主讲。该实习课要求要亲自动手把一块粗钢加工成长方形的钢块,四周要挫得有棱有角。这又暴露出我的动手能力差的弱点。至于车床等机器设备,也只是大概知其操作方法而已。

一年级下学期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清华了,课程也多少有些变动。原本要上的普通化学和工程测量课,电机系的学生就免修了。英文课,凡是考试合格的也免修了。

进入二年级,有两门重点课程:一是电工原理,二是材料力学。前者是电机系的专业基础课,这才开始同电机系接触了。清华电机系是1932年秋创立的,第一任系主任由工学院院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第一个中国博士顾毓琇教授兼任。电机系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甚至教材选择,都采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的模式。早在上海读高中时,我就久仰MIT(麻省理工学院英语的缩写)的大名,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的称号,有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至2009年,先后有78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或工作),在我的心目中MIT甚至超过了哈佛、耶鲁。而在MIT的众多专业中,尤其以电子工程系名声最响。现在,在众多大学排名榜里,麻省理工学院均位列世界前五位。

教“电工原理”的是孙绍先教授。新中国成立前这些课程都是英文讲课,原版教材;可是到了二年级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了,在新时期,在“一边倒”的思想指导下,要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教授们都是用中文讲课,“电工原理”当然不能例外,也是自编中文讲义了。孙绍先是东北人,1945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他讲课语速较快,对所讲内容烂熟于心,十分重视概念的理解。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陷为美国特务,曾两次自杀未遂。有意思的是,他的儿子孙立哲却被毛泽东亲自圈定为5名知青先进典型之一。孙立哲“文化大革命”中从清华附中到延安插队,成了赤脚医生,自学成才,在农村做了上千例手术,治愈了不少乡亲的病。1983年,他获得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学位。

这门课配了4名助教,足见其重要性。他们平时对学生进行辅导、答疑、指导实验。考前帮助同学进行复习,对同学很关心,也很有耐心。四位助教都不是泛泛之辈,他们后来都是教授。其中王先冲当时已是讲师,是中国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之一,还有一位吴佑寿,他们两人后来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另一位南德恒,我们给他起的外号叫“难得很”;金兰,同学们也是取其谐音,取外号“真难”。从中也可看出同学们对这门课程的敬畏之情。三位老师也回校参加庆典,竟然还能叫得出很多同学的名字。

遗憾的是,这门课我没学好,学期末了的考试,我居然成为极少数几个不及格的人员之一。虽然同学们没有任何轻视之意,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在学习上遭遇滑铁卢,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这年暑假,我没有回家,我把这事写信告诉了父亲。从上学以来,父亲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成绩,我也从来没有给他看过成绩单。这次我把成绩告诉了他之后,他回信毫无责备之意,只是要我总结学习方法,加以改进而已。

这次滑铁卢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过去中学那一套学习方法,主要是靠死记硬背,靠多做习题,对基本概念缺乏深刻理解,不能把各种观念融会贯通。而有的同学,老师讲完一章,就把这章内容归纳成一张图表,各种概念之间的联系说得一清二楚。于是第二年重修时,也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次得了80多分,多少有了些进步。

二年级的另一重头课是材料力学,有两个班,分别由钱伟长和张维教授讲授。一般机械系的都安排在钱伟长的班上,非机械系的则是由张维教授讲授。钱伟长是无锡人,个儿不高,戴副眼镜,言谈温雅,风流倜傥。虽然不担任我们的课程,但他的名气很大。他是有“火箭之父”美称的美籍犹太人冯•卡门教授的弟子。1937年他考入清华时,国文和历史都是100分,而数学则是接近零分。九一八事变后,他决心弃文学工,经过一番严格的考核,终于转系成功,最终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张维教授是柏林工业大学的博士。他不仅讲课讲得好,而且关心同学的全面发展。虽然他是机械系的教授,但是唯一在春假带领我们电机系学生外出郊游的老师,记得地点是在黑龙潭,现在我们同学中还保存有郊游时的照片。他的夫人陆士嘉是航空系的教授,也是留德的博士,他们是在德国留学时结为伉俪的。他们夫妇都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院士。

三年级开始分组了。那时没有专业之分,电机系下分三个组:电机制造、发电、电讯。我选择了发电。三个组的课程不尽相同了。发电组的,本系的课程有章明涛教授的“交流电机”、钟士模教授的“电机原理”、杨津基教授的“高压工程”、黄眉的“输配电工程”,还有范崇武、唐统一教授等的课程。外系课有刘仙洲的“机械原理”、庄前鼎的“热力学”、张光斗的“水力发电”,都是这方面的权威。此后的课程,就不那么吃力了,分数也上去了。

章明涛是电机系系主任,也是浙江鄞县人,和我该是小同乡吧。1929年22岁时,他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1932年清华电机系成立时,25岁的他就被聘任为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2年,朱镕基的一篇短文《为学与为人》,就记录了章先生的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习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学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这番话,掷地有声,终生难忘。

钟士模是MIT电机工程系的博士,教授“电路原理”。他身材比较魁梧,圆圆的脸,肤色黝黑,讲课条理清晰,课后同学生互动较多,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以后他奉命筹建全国第一个自动控制系,并被任命为系主任。1971年5月11日在一次会议上,他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逝世,时年仅60岁。

杨津基教授是留德的,讲授“高压工程”。希特勒执政时,他正好在德国。他私底下同我们闲聊时,说起当时德国的经济发展,还是推崇有加。这些话,如果晚几年被人听到,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

刘仙洲教“机械原理”,在这些教授中他的年龄最大,执着于研究中国机械史。1952年春节,我们几个同学去他家拜年,他的书桌前摊放着一些线装书,正在专心研究。他说,他年纪大了,过年的事无所谓了;他当时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的委员,我们谈起刚被处决的刘青山、张子善,他也不加表态,给人感觉是一位“只做学问,不问政治”的忠厚长者。1955年他加入了共产党,在教授们中影响很大。

也有的教授因为在国民党时担任过一些职务,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不到任用,未能发挥其专长。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焕发其青春。

到四年级下学期时,已经是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五反”开始了,四年级大部分同学都抽出来搞运动,所以上半学期还是按正规上学,下学期除还有极少的课程外,主要是做毕业论文。后来,课基本上都停了,毕业论文也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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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霞]

标签:老师 学习 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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