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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忆父亲:儒、释、道,我父亲是哪一家?


来源:凤凰江苏

钱穆先生《忆锡予》中说:“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这就是说,钱先生认为我父亲立身行事为儒家。1956年在郑昕教授出任哲学系主任时,有次他说:“汤先生过去主持北大哲学系时,行‘无为’而治,现在我来主哲学系事,希望能做到‘有为’而不乱。”似乎我父亲在治事上,又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

《我们三代人》汤一介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钱穆先生《忆锡予》中说:“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这就是说,钱先生认为我父亲立身行事为儒家。1956年在郑昕教授出任哲学系主任时,有次他说:“汤先生过去主持北大哲学系时,行‘无为’而治,现在我来主哲学系事,希望能做到‘有为’而不乱。”似乎我父亲在治事上,又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

在90年代初我访问吴宓前夫人陈心一伯母时,谈到我父亲,她说:“你父亲有个外号叫汤菩萨你知道不知道?”这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似乎我父亲又像个没有出家的佛教徒。那么我父亲算是儒、释、道哪家呢?我认为,如果从一个道统的观点看,也许他哪一家都不是,只是一位在学术研究上颇有成就的学者,甚至他并没有想创建一个自己的独立学派来继承哪一家。他为学的路子,是希望对古之圣贤(包括中、西、印)的学说以“同情之默应”于“心性之体会”中,“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俾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

从他一生看,早年他倾向儒家思想,作有《理学谵言》,盛赞宋明理学;中年研究中国佛教史,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为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新的方向,成为传世之作,接着又研究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魏晋玄学”,为这门学问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将近“知天命”之年,他又从中国文化的总体上更多地肯定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而且他还对古希腊哲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以及西方宗教均有论述,而特别欣赏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伦理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用彤先生又对印度哲学和佛学甚为重视,不仅著有《印度哲学史略》、《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还从巴利文中翻译了佛教经典《南传念安般经》等等。

就用彤先生在各大学开课的情况看,他曾讲过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西洋哲学史、英国经验主义、大陆理性主义、哲学概论、逻辑学、实用主义、社会学纲要以及巴利文等。对此,我认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似乎是综合儒、道、释,并利用了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以印度哲学为参照,“融会中西”、“接通华梵”的学者。据他的学生汪子嵩、张岂之说:“汤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就像中国哲学,讲的西方哲学就像西方哲学,没有让人感到有什么勉强处。”如果加上一句也可以说他讲“印度哲学就像印度哲学”。

这就是说,他在学术上少有门户之见,例如他回国后曾是“学衡派”成员,但他几乎没有批评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据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一位亲戚乐克说,他在该馆收藏的文物中看到当时十余位留学学生发表的一份支持“五四”运动的宣言,其中签名的有汤用彤和乐克的伯父乐森璧(在美国学化学)。

后来,我让他找这份宣言,他一直没找到,真可惜。我父亲在《学衡》杂志上共发表了五篇论文,二篇译文。译文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和《希腊之宗教》;论文中一篇是《叔本华的天才主义》,三篇是关于印度哲学和佛教的:《印度哲学之起源》、《释迦时代之外道》、《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关于中国文化的只有《唐太宗与佛教》一篇。这几篇文章是在1922年至1931年发表在《学衡》杂志上的。只有发表于1922年12月号《评近人文化之研究》对我国当时学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也在此同时,因为用彤先生正在研究中国佛教史,于1928年用彤先生开始就与胡适通信,后有多封信来往讨论中国佛教史问题。

用彤先生交游不广,但从他交往的情况看,学术路数也往往不同。他和钱穆、熊十力、蒙文通有颇多交往,又和胡适、傅斯年有着密切的关系,还和维也纳学派的洪谦先生也颇能谈得来。在这方面,我也许多少受到我父亲的影响,在我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中,我聘请的导师,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激进主义派的包遵信等,又有自由主义派的李慎之等,还有较为维护传统文化的梁漱溟老先生,以及崇奉马克思主义的谢龙教授,新左派的汪晖和“告别革命”的李泽厚等等。而且,我希望请哪位学者参加中国文化书院,作为导师,没有人拒绝过。在学术上我也没有门户之见,我比较注重的是他们的学问和人品,现在中国文化书院共有108位导师,除了中国大陆学者外,还包括了二十几位海外学者。我想,我父亲和我都是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的积极拥护者。

我父亲为人行事或是一儒者而兼有道家作风。我和我父亲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这些孩子,骂也几乎没有,对我发脾气只有一次,就是为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的事(事见后)。家里的事都由我母亲管,他不闻不问,只是对我母亲出门与亲友打麻将,他不大满意,但他也不说什么。父亲对祖母很孝顺,我祖母脾气很大,有时动气骂人,父亲往往一句话不说地坐在旁边听着,或倒茶送水,或代被骂的人赔不是。据我所知,我父亲一生也许只得罪过一个人,这人就是蒋廷黻。1926年,父亲任教天津南开大学,时蒋廷黻也在该校任教。一日在宴席上,我父亲批评留学生回国后与原配离婚现象,而蒋廷黻恰是如此的留学生。

我想,大概我父亲并不知道蒋廷黻与原配离婚事,如果他知道是不会发此议论的。钱穆先生在《忆锡予》中说:“孟子曰:‘柳下惠圣之和’。锡予殆其人乎。居今世,而一涉及学问,一涉及思想,则不能与人无争。而锡予则不喜争。”“锡予之为人为学,与世无争,而终不失为一性情中人,亦正见其为一有意致中和之中国学人矣。”钱穆先生对我父亲的了解无疑是深入的。但我父亲为人行事或也有道家的“无为”作风。我记得他当哲学系主任只管两件事:一是聘请教员,二是指导学生选课。其他事他大多不闻问。这可能也是他少与人发生矛盾的原因之一。当时哲学系只有一个半时助教,管管日常收发;文学院也只有一个办事员。我认为,这样精简的机构是比较适合学校的运作的。人员少了矛盾少了,就可以行“无为之治”。

北大哲学系在1956年之后,越是“有为”越乱,致使“文化大革命”之火首先是在北大哲学系燃起的。钱穆先生说:“锡予之为学似是一事,其为人则又似一事,而在锡予,则融凝如一,既不露少许时髦之学者风度,亦不留守旧之士大夫积习。”我父亲虽推崇中国文化,但他于琴、棋、书、画都不涉猎,且不信中医。在我们住南池子缎库胡同三号时,六号曾租给一周姓中医,我母亲有时找他看病,我父亲总是反对,而相信洋医院。他带我们这些孩子外出吃饭,总是带上酒精、棉花之类,要我们擦手。确乎无“守旧之士大夫积习”。

在昆明时,他还常带我们去南屏街买美军剩余物资,如黄油,奶粉之类,还找一些英文侦探小说,并和金岳霖先生交换着看。他在国内从来只穿长袍,布鞋,冬天戴顶呢帽,上课时拿个蓝布包。虽然他在美国四五年,真的没有“时髦之学者风度”。在纪念用彤诞辰百周年的会议上,北大同仁,自党委书记到一般教员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认为他是一位“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慈祥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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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霞]

标签:父亲 汤一介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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