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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启蒙时期的哲人


来源:凤凰江苏

在阿兰•布罗萨的描述下,我们得知福柯在对康德关于法国大革命言说的解读里,曾深刻地把握到了此一言说的某种精髓,那就是他完全不将这个旷日持久的事件单纯地看作一场革命。康德的视角,毋宁说是将法国大革命置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中,并且由此将其视为人类进步的一个符号。

《福柯危险哲学家》 阿兰·布罗萨 漓江出版社

在阿兰•布罗萨的描述下,我们得知福柯在对康德关于法国大革命言说的解读里,曾深刻地把握到了此一言说的某种精髓,那就是他完全不将这个旷日持久的事件单纯地看作一场革命。康德的视角,毋宁说是将法国大革命置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中,并且由此将其视为人类进步的一个符号。

关于前者,康德的一段话难免不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所见到的,人民革命的精神是否在今日被实践,无关紧要;革命成功或失败,无关紧要;革命是否会带来恐怖灾难,革命所累积的恐怖灾难是否能使明白事理的人们带着无穷的希望,在重新进行革命时记取教训,无关紧要。”进而言之,现实意义的事件之初衷、后果以及进程的波折,在抽象意义的一个人类进步的符号面前,乃是无足轻重的。

涉及后者,本书作者指出,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于康德来说,重要的是事件内部包含了人民所需的政治权利与司法道德原则,而这则激起了人们的热情,“激起了当下人性中的道德禀性,更明确地说,让他们走向了自由的禀性。”因此,这热情不是别的,其重要性正等同于政治情感。康德——或者更准确地表述为福柯眼中的康德——将法国大革命视为一个人类学意义的剧场,此中展现的是人类自我培育道德的能力,也就是说,展现了人类得以主动进步的天赋,并且这进步不可逆转。于是,康德的观点在此也呼之欲出:法国大革命与启蒙运动具有一种紧密的内在关联。

阿兰•布罗萨教授提醒我们,福柯在阅读康德的过程中,最有兴味的发现是康德认为法国大革命既赋予人们以创造的指令(“当个成年人!”……),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为主体的创造而创造了条件。简而言之,法国大革命在康德看来最伟大的贡献便是它教导当代人成为现实的主体,命令人们成为人民。这就是“以我们的作为而肯定认同我们是主体”的“我们自己的历史本体论”。

但是,福柯为什么对这些指令感兴趣,作者并没有直接明示。继《康德读者福柯——现实问题》之后,集中所收的另一篇文章《鄙民、政治与事件》大概能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内在心理动机。这篇文章谈的是福柯对鄙民与人民的理解,作者举出了两个为福柯关注的政治事件,第一个事件是1961年10月17日,为了抗议法国政府的强迫宵禁,数千阿尔及利亚人走上巴黎街头示威抗议。在那几天里,警察在街头杀害示威者达两百人之多,但是直到今天,受害人数不仅未被查清,更没有出现在任何纪念碑与档案册里,如同被历史抹去一般。

第二个事件是1961年2月8日的“夏洪抗争”,共造成九人死亡。作者如此写道:“在夏洪的警察罪行中,从1962年2月起,许多的纪念活动、示威游行、书籍、文章、大理石纪念碑等都标示着这段历史,并对受害者进行着永久的纪念。表面上,这些受害者被归为了某一群人民——共产党员、反殖民主义者。但事实上,在这九名死者背后所清楚显示的乃是一群可被描述与看得见的人民,他们不但被其所属的团体所塑造,被他们的工会或政党的领导阶层所结构,也被……英雄烈士所代表。”(P89)

福柯在1972年谈起这两件事,并且将它们放在一起谈论,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那些走上街头抗议的阿尔及利亚人,便是福柯言说中的鄙民。何为鄙民?或许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没有身份的人”,但他们没有身份,却归根结底是权力中枢从未基于“一个历史主题上赋予其地位”。因此,“根据秩序的逻辑,鄙民总会被定义为废弃物、无法归类、无法纳入,甚至是龌龊下流之物。”(P88)这一点决定了他们的所作所为注定要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不留一点痕迹,换言之,那些阿尔及利亚人的鄙民身份决定了他们要经受前所未有的忽视与遗忘之命运。鄙民的另一方面,是他们往往因反抗强权而能够产生(与遗忘之命运毫不相配因此显得倒错的)巨大能量。简而言之,这些难以辨识身份的无名氏是一个社会方程的变量。

可以想到,“夏洪抗争”中的那九位受害者,无一例外都是“人民”。他们会被遗忘吗?人民不会被遗忘。因为他们正是如康德所说的法国大革命的恩赐:历史的主体。因为他们“有管道进入叙事与记忆,它是纳入的行动自身”,从而也与国家、历史或传统绑定在一起的产物。但是鄙民不同,他们是场合的产物,是无法归类也不被接收的废弃物。他们与事件本身亲密无间,促发一个行动的因由也从不出于宏大的叙事意义,而可能仅仅为了反抗特定的镇压。阿兰•布罗萨教授这样总结道:“鄙民所进行的乃是某种对权力的规定分配进行拆解的运动,而使得原本建立的情况失效或遭致破坏。”(P91)与此同时,在本书较为靠前的篇幅里,作者还指出了福柯的另一观点:“群体是为了被引导而存在。由此观之,其被管理的意向(服从与顺从)乃被刻画于其本质中。”(P50)

行文至此,抑许可以清楚地看到由福柯刻画的一组悖论:鄙民是没有身份的人,因此被历史付之遗忘,但他们拥有真正的主体性;人民因其拥有的身份,所以被视为建构历史的主体,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丧失了主体性。因为,真正的主体性是不能被赋予的。作者在《康德读者福柯——现实问题》那篇文章里曾特意区分开“康德式的热情与斯宾诺莎所描绘的狂热主义”,毕竟其来有自。

如果说康德是启蒙时代的哲学家,那么福柯立足的时代本身就向这个时代的哲学家提出了反思启蒙的要求。如列奥•施特劳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重提,其核心即是为了避免情感狂热所引发的后果,因此,“人对政治之期望必得中庸”(《什么是政治哲学?》);亦如鲍德里亚对1968年5月法国学运的思考,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要比福柯更为激进:革命是否仅是一场幻景?他提出的问题不是人民与鄙民的分离,也不是收编与遗弃的对峙,而是:反抗者是否自始至终与反抗的对象、体系存在着共谋关系?毋庸置疑,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哲人所共有的特质。

本书的作者也未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为抽象地说,那就是他们“不会遵守再现系统的描绘,更不会遵守行为的图式和态度”,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本身就是向问题发问,是一种问题化的过程。这并不说解答无关紧要,但人们必须首先确保答复基于问题的核心,而不是一种故作姿态或敷衍了事。在我看来,此一方法论也是对哲学原始定义的接近,即对思维前设的质疑。即如作者所说:“我们必须重新对思想的历史性条件进行提问。单纯地思考历史并不足以理解被安排在历史先验之上的论述秩序与实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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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霞]

标签:哲人 康德 福柯 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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