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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监狱里的那些事儿


来源:光明网

我饶有兴趣地读完了徐家俊同志撰写的《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这是一部叙述上海监狱历史的专著,但不是刻板的历史沿革的陈述,也不是枯燥的统计数字的罗列,而是通过一系列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物的活动、若干重大事件的发生和演变、众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以及趣闻轶事,呈现“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开卷后让人有一种“放不下”的感觉。

《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徐家俊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4月第一版,78.00元

我饶有兴趣地读完了徐家俊同志撰写的《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这是一部叙述上海监狱历史的专著,但不是刻板的历史沿革的陈述,也不是枯燥的统计数字的罗列,而是通过一系列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物的活动、若干重大事件的发生和演变、众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以及趣闻轶事,呈现“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开卷后让人有一种“放不下”的感觉。

家俊同志是监狱史学研究的“有心人”,出色的专业人士。他坚持自学,博览群书,由杂而专,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长期以来,他着力研究上海监狱历史。据我多年来对家俊同志的了解,他在史学研究方面最大的特点是极其认真,容不得半点马虎。当年一度风传宋庆龄、何香凝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要求特赦汉奸陈璧君,宋、何还联名写信给陈璧君让其悔罪遭陈拒绝。为了防止以讹传讹,徐家俊首先查阅了《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宋庆龄年谱》和《宋庆龄书信集》,均无这方面的记载;后又查阅廖仲恺、何香凝著作合集《双清文集》,也无这方面的资料;接着他又直接找到当年直接管理过陈璧君的监狱工作人员,均表示从未听说过此事;随后又找到受托去监狱探视、送钱物并负责处理陈璧君后事的陈的长媳的弟弟谭文亮先生,也说不知道此事;他又查阅了上海政法各机关的历史档案,特别是陈璧君的改造档案,均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最后,他查到了1995年11月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魏白编著的《南京大审判揭秘——国共两党惩奸纪实》,发现原来是魏白杜撰宋、何的联名信,编造了这段史料,终使真相大白。至于陈璧君是否悔罪,徐家俊则引用了1955年7月陈的思想汇报:“1949年7月1日,我到女监,初期是很不能心平气和的。以为成王败寇。但每天的《解放日报》和我幼子送进来的书,令我心平气和。知道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后来见到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我更心悦诚服了……我是一个自问很努力学习的人,也觉得恍如置身于革命大学,但可惜我的病亦随着我的年龄增加了。”应当说,陈璧君的这段自述是可信的。她在提篮桥关押近10年,先后五次在监狱医院住院治疗,累计达1791天,更使她切身感受人道主义的温情关怀。

家俊十分注重通过独特的视角来探寻新的运势、新的未来。1909年提篮桥监狱即对犯人实行“记分减刑”。具体做法是:将犯人刑期量化为每天6分,经考核,凡表现良好的,每天可得8分,每3天可得24分,等于服刑4天,到一定时间,分数可折合刑期,超出部分即可减刑。当年年底,经审判机关裁定,有137人根据“记分减刑”提前出狱,占押犯总数18.4%。本书公布了1910~1925年犯人减刑统计表,除3年减刑为8%~9%外,其余在10%~32%。为此,作者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山东监狱系统在全国监狱系统较早推行‘以分减刑’的办法,并在工作实践中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有人由于不了解情况,把‘以分减刑’看作是山东监狱系统的首创,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这是有违事实的。我们在尊重客观事实、敬畏历史的前提下,应该恢复‘以分减刑’的‘原生态’。‘以分减刑’的制度是西欧国家的首创,中国最早在犯人中推行‘以分减刑’应该是1909年租界时期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坦率地说,当年提出“以分减刑”是山东首创的就是我,我愿在“尊重客观事实、敬畏历史”的前提下,改变我的看法。当然,今后还应紧密结合国情、狱情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

家俊十分注重以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去印证真实的历史。细节决定成败,一部缺少细节的作品必然是枯燥乏味的。2003年家俊征集到1934年由囚禁在江苏第二监狱(位于上海漕河泾镇)的“政治犯”熊宇忠寄给家住四川邻水的父亲熊达国的一份家信,用的是第二监狱的专用信封。信封的背面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印有“在监人亲属注意”,共6项内容,包括:每月接见一次,切莫谈时事;停止接见时间;信中不得谈时事;替在监人取钱物和信件的有关事宜;等等。下半部分印有“准送物品”,具体分为食品和药品两项,馈送物品的品种和数量的限制。针对当时监狱看守人员为犯人私送物品比较盛行,又在信封上加盖一个“本监发信向系邮寄,如有专送准其拘究”的图章,以示提醒。据此,家俊写道:“这封近80年前由监狱寄出的信件,是一件非常少有的特殊信封,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是探索研究中国监狱史、中国邮政史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家俊还讲述了一名死囚犯在绞刑架下逃生的离奇故事。1934年10月14日,印度籍巡捕阿玛辛格将调戏他妻子的另一名印度籍巡捕巴哇新用刀刺死,被判处死刑。12月29日上午,对阿玛辛格执行绞刑。阿玛辛格身高1.80米,体重160磅。经过验明正身、实施宗教仪式后,将犯人吊在绞刑架下,打开活动地板,犯人双脚刚一离地,突然间“啪”的一声,一根绳索断裂,悬空吊起的囚犯重重地坠落在地板上,头部受伤,鲜血直流。这一事件引起了英国驻华使领馆的高度重视,他们随即将阿玛辛格送往医院抢救,同时封闭现场,暂时限制两名行刑执行人员的行动自由。执行死刑的绞刑架及绳索都是从香港带来的产自菲律宾的产品,执行人员也是从香港派来的,行刑前一天还进行了模拟试验,一切都很正常。经各方人士周密分析,排除了绳索被人掉包和行刑人员被囚犯或其亲属收买的可能性。调查人员遂指定专人按照死囚犯的重量准备一只沙包进行模拟试验,经推开手闸,打开活动地板,沙包悬空吊起时,又是“啪”的一响,绳索再次断裂。最后得出结论:问题出在这根“工”字形的绞刑架上。这根绞架的棱角锐利,吊有100多磅重量的绳索在下滑过程中,与绞架发生摩擦,致使绳索断裂(找到病根后,对绞架棱角进行了更换,随后在对日本战犯执行绞刑时,始终保持正常)。按照英国惯例,死刑犯只能执行一次。为此,1937年1月,经英国驻华大使批示,将阿玛辛格改判为无期徒刑,押往印度孟买一所监狱服刑。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拥有许多红色革命资源。在《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一书中,我读到了革命先烈、爱国人士杜重远,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士英,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王葆真,全国政协委员、彝族女革命家秦德君,著名诗人艾青等人在上海狱中鲜为人知的非凡经历。同时在漕河泾监狱、上海第二特区监狱、龙华监狱、大桥监狱等有关文章中,家俊同志也列举了在大革命时期许多囚禁或遇害在狱中的革命志士的名录及简况。在家俊同志的另一本《提篮桥监狱》中,我还读到民主革命家章太炎、邹容,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皖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江上青,华东海军司令员袁也烈少将,湖南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周立波,中共贵阳市委常委谢凡生,无锡市政协副秘书长王兰亭在狱中坚持斗争的光辉事迹,以及中共党员、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工人王孝和慷慨就义狱中的史实。他们的英勇气概让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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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霞]

标签:监狱 上海 陈璧君 徐家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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