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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是中情局“攻击”苏联的“武器”吗


来源:光明网

三十多年前,翻译家蓝英年、张秉衡合作完成了《日瓦戈医生》中文译本,今年五月,此书新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是蓝英年重译的,统一了文字风格,了结了他多年的心愿。

《日瓦戈医生》,[俄]帕斯捷尔纳克著,蓝英年、谷羽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5月

三十多年前,翻译家蓝英年、张秉衡合作完成了《日瓦戈医生》中文译本,今年五月,此书新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是蓝英年重译的,统一了文字风格,了结了他多年的心愿。

《日瓦戈医生》中译本问世时,此书的意大利文本、英文本、法文本都早已出版,在世界各地拥有大批读者,其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更在此书出版后不久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可是,直到中译本诞生十多年后的1980年代末期,《日瓦戈医生》才第一次获准以帕斯捷尔纳克用以写作的母语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公开发行。和世界上很多超越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一样,《日瓦戈医生》从创作到出版、流传,经历了重重阻难。

作家们的嫉妒心

1956年,《日瓦戈医生》创作完成时,正值苏联历史上的“解冻”时期,意识形态控制有所松动,这部展现知识分子命运沉浮的作品却还是没能通过审查。帕斯捷尔纳克的红颜知己伊文斯卡娅承担他的一切出版事宜,她把《日瓦戈医生》手稿投到自己任职的《新世界》杂志,主编西蒙诺夫读完手稿,转交给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费定。与西蒙诺夫不同,费定没有参加过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他加入的是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费定很有才华,写了不少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斯大林的作品,后来成为作协的领导人。他与西蒙诺夫二人在退稿信中严厉谴责这本书的反苏、反人民倾向。蓝英年说:“西蒙诺夫不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的文学思想指导下写出的东西。也就是说,他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歌颂苏联、歌颂斯大林的。稍微不一样的,展现人的命运、展现苏联知识分子命运的作品,他不理解。所以西蒙诺夫否定了这部小说。但是费定未必不了解其他的文学流派,他否定可能出于嫉妒。”

杜金采夫的《不单是为着面包》对苏联现实的揭露和抨击要远远超过《日瓦戈医生》,却获准出版。蓝英年认为,是《日瓦戈医生》的诺奖声誉引起了作家们的嫉妒心,让他们联名攻击这部作品。“苏联很多名作家都得过斯大林奖金、高尔基奖金,却没有人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包括西蒙诺夫、费定在内的四位作家联名发表了批判《日瓦戈医生》的公开信。赫鲁晓夫并没有读过这本书,就按照作家们的意见给《日瓦戈医生》定了性。”

《日瓦戈医生》重译版译后记中,蓝英年讲述了此书在世界上首次出版的过程。1957年,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是意共党员,被派到苏联电视台做意大利文广播,他从伊文斯卡娅手中读到《日瓦戈医生》手稿,极为欣赏,决定带回国内出版。苏斯洛夫以联共(布)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身份,亲自飞往罗马,请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帮助阻止此书出版,哪知费尔特里内利抢先一步退党,苏斯洛夫无功而返,很丢面子。当年,《日瓦戈医生》意文版问世,很快又出了英、德、法文版。《日瓦戈医生》在苏联国内没人看过,可人人喊打,但在西方成为了广受欢迎的畅销书。

因担心苏联国内会对伊文斯卡娅和帕斯捷尔纳克迫害或批判,1958年瑞典文学院给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只字未提《日瓦戈医生》,只是表彰其“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述文学领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日瓦戈医生》成了攻击苏联的“武器”?

今年三月,专门讲述《日瓦戈医生》幕后故事的《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一书翻译出版。蓝英年读完,认为其中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当记者问及,蓝先生起身取出一个本子,上面记着他阅读时发现的错误。

“首先是人名的错译。很多约定俗成的译法,都译错了。‘费定’翻译成‘费丁’;‘福尔采娃’是第一个苏共中央政治局女委员,当过文化部部长,书中翻译成‘伏切瓦’;Magdalena没有翻译,应译为‘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赫鲁晓夫的女婿、《消息报》大名鼎鼎的主编‘阿朱别伊’,错译成‘阿丘比’。再有常识性的,比如是‘苏联作家协会’,而不是‘苏联作家联盟’;是‘书记处’而不是‘秘书班子’;吉洪诺夫也不是‘作家联盟’里的‘秘书’,而是‘书记处书记’。当时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主要的报纸是‘《文学报》’,错译成了‘《文艺报》’,而且出现了多次。苏联没有《文艺报》,只有中国才有《文艺报》。”

蓝英年说:“翻译是无法做到十全十美的。但是作为一个译者,必须认真负责,要尽量减少错误,文字尽量优美。”

除了翻译的瑕疵,蓝英年认为《当图书成为武器》存在事实性错误。比如书中说,《日瓦戈医生》意文版出版后,引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注意,他们秘密印刷一批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偷运进苏联,该书由此成为了冷战中“攻击”苏联的“武器”。蓝英年对这一说法不以为然。“这个不可能,书籍一进苏联就会被克格勃没收。特别是1957到1960这几年,克格勃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美国可以印书,但是怎么运到苏联?怎么散发给苏联读者?仔细想想就知道这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蓝英年很反对把什么事都归因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这种“阴谋论”思维:“太多事情,包括苏联的解体,都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中情局哪里有这个力量?”

“禁止《日瓦戈医生》是我们太愚蠢了”

蓝英年在《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红颜知己》一文中谈到,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提起《日瓦戈医生》。赫鲁晓夫写道:

我又想起了《日瓦戈医生》这本书,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它在我国成了禁书。我的错误在于没有像对《蓝色笔记本》(1917年7月列宁为逃避临时政府逮捕,躲在拉兹利夫车站,陪同列宁的是季诺维也夫,而不是斯大林,受到作家同行的批评:这是侮辱列宁。作家卡扎凯维奇在《蓝色笔记本》中道出真相)那样提出问题。区别(尽管不是辩解)就是我读了《蓝色笔记本》,亲眼目睹了书刊检察官的荒唐行为。我让他们向中央政治局做出解释。解释站不住脚,甚至可笑,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战胜了警察式的麻利劲儿。而《日瓦戈医生》我没读过,领导层里也没人读过。把书禁了,相信了那些按照职业应当对艺术作品进行监视的人。正是这一禁令带来了许多祸害,给苏联造成了直接损失。国外的知识界纷纷起来反对我们,其中包括原则上并不敌视社会主义、却坚持言论自由立场的人。”(《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1506页,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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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霞]

标签:瓦戈医生 苏联 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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