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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之窗的迷误——评《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


来源:凤凰江苏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从萨特到布迪厄,知识分子由自恃批判者的立场,而渐渐坐稳了第三者、第三等级的位置,越来越自信于社会科学许诺的基于观察和描述的第三种眼光了。哲学家也成了从书房向度假屋窗外望去的知识分子,滑向具有更严厉的权威话语-思想位置:那个掌握辩证理性、理论武器和解放道路的第三者的眼光。

《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法] 雅克•朗西埃 南京大学出版社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从萨特到布迪厄,知识分子由自恃批判者的立场,而渐渐坐稳了第三者、第三等级的位置,越来越自信于社会科学许诺的基于观察和描述的第三种眼光了。哲学家也成了从书房向度假屋窗外望去的知识分子,滑向具有更严厉的权威话语-思想位置:那个掌握辩证理性、理论武器和解放道路的第三者的眼光。

从哲学之窗真的能看到特别的、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么?从哲学之窗看出去,为什么连萨特和布迪厄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总会看不到阶级政治?哲学之窗的折射会怎样地扭曲我们知识分子自己之间、与劳动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

在《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中,朗西埃比布迪厄更锐利地揭示了知识分子或哲学家的阶级眼光本身的局限和扭曲,尤其揭露了左派知识分子的那种鼠性:第三者或寄生者或趁乱将权力落袋的第三等级,矫情地将阶级政治掩盖起来,装出一副关心民生和下层阶级的样子,其实是要偷偷为自己的特权眼光和地位辩护。在资本阶级和劳动者之间,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常常是那第三者,是作为第三等级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在美学上,他们是要通过平等和解放的说词,来建立起新的等级。

那些乏走狗的第三种眼光,朗西埃认为,典型地表现在萨特所写的《辩证理性批判》中:“从我的窗户看去,修路的民工正补着马路,而园丁在花园里劳动。他们之间是隔着一道顶上插着瓶玻璃片的高墙的,是后者保护着园丁所效劳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财产。这两个人的每一个,都完全忽视了另一个人的存在。” 朗西埃说,玻璃瓶片和资产阶级财产,在萨特的这段描述里的作用,只是烘托气氛。它们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去展示出,在这两个劳动者之间,有一种内在关系;这种关系,是只有通过一个第三者,和第三等级,比如说,哲学知识分子萨特的中介,才能被看出。这第三者的视线,才串起了这相互忽视的民工哥俩。

补路的民工和做园丁的民工之间为什么不能互相看见,看到对方看不到的东西,用一种特殊的,叫做理论或哲学的劳动,来看到对方所看不到的东西?哲学家萨特这时开始沉思起来。为了让这两个人相互发生关系,或团结起来,哲学家就忙开了,而且因此感到了自己的崇高:让这哥俩在我的知觉场里相互发生关系吧!直至让他们超越我的知觉吧!而目前,这哥俩的每一个,都构成了对那个他者(萨特)的忽视。他们不知道被“我”忽视,正如“我”要通过他们,才成为“我”一样。萨特认为,通过这种辩证理性,知识分子就能找到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位置。而朗西埃认为,萨特这是要将那个哲学王、远远操控我们的莱布尼茨上帝,换成一个正在度假知识分子,一个既不懂剪花,也不会铺沥青的小资产阶级(上帝)。 看来,哲学家需要与这些不知自己正在为何物、何人劳动的人们串通和默契,才能成就其深刻。但也只是串通,要他们来当配角,决不肯真的拉平,也决不可搅拌!这种知识分子对劳动者的谦虚,是无用的,或甚至可以说是得意洋洋的。哲学家的行动,在这里,已不在于去融化、打破高墙,将这两个劳动者‘内在化’,而是去拔高这个墙壁,进一步隔开他们,为的是让他们去知道知识分子的辩证法的真谛和厉害。

身陷与民工的身体关系中,哲学家“不是去巩固两者的相互性,反而是用关于被打开的物质的辩证法的钢筋和混凝土,去封固意义。不再承认樱桃树所展示的劳动的历史性,哲学一定要更高地树起那堵被插上酒瓶玻璃片的石墙,来将劳动者押向生产性辩证法的康庄大道。当这可怜的哥俩踏进生产车间,从窗户口向外望的哲学家,就滑向一个更高高在上的位置:那个辩证的第三者的眼光:那是时代的测量者,是那被打开的物质的偶然性的纯洁代表”。 看来,哲学家、资产阶级和劳动者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光学关系。哲学家的这一第三者身份,是不合法的,其辩护,也是站不住脚的。知识分子总仍想证明,没有他们的帮助,劳动者自己是一点都不知道其自由的,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解放自己的。

对哲学家和民工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上的分岐,成了朗西埃与布迪厄之间的主要分岐。朗西埃想要强调,社会科学为了解放工人,而用来揭示文化场域里的幻觉、异化和压迫的工具和武器,其实也都是从工人阶级身上,也就是从他们的看上去很幼稚的文学式叙述那里偷偷借来的。社会科学本身,也是那一场让民工们冲进来读写的文学革命(诗性革命)的产物。但它却要隐瞒这一来源。审美革命并不只是要像布迪厄强调的那样,去重树民工们的美学眼光和叙述合法性,而是要求我们对艺术和政治实践,抱全新的态度。它还要求我们全新地去看待思想和理论的生成。它要求我们知识分子彻底改变思考的方式。也许根本就没有知识分子用新的美育,来解放工人阶级那么一回事,而是倒过来。

布迪厄曾断言,对趣味作出判断的社会现实,是刚好与康德美学理论背后所默认的社会现实对立的。朗西埃则认为,布迪厄的这个揭露,初看是很马克思主义的,但其实本身是压制性和反平等的。马克思曾将哲学颠倒为社会学,指出哲学家在社会分工中只是那“思想的有闲工匠”,又从席勒的劳动的有闲和神圣的有闲的区分中,指出共产主义是有闲者之间的平等。但是,在有闲者如何在文化和审美趣味上达到平等这一点上,后来的思想家们的看法,就各各不同了。布迪厄好象是急着为经济、文化上的被主导者的文化的自足和自治辩护,而忘了那“共同的感性-审美领域”,和其中的感性分配,忘了在这种共同体的感性共享中去进一步追求平等了。但工人美学自身独立和自治,仍是不够的。它必须加入共同体的新的感性分配中来。

朗西埃批评布迪厄在为工人阶级的美学趣味辩护时,连康德美学的基本原则也没守住。他指出。康德对于感性快乐之美的判断,分成二部分。一是有闲阶级的自由的趣味,二是劳动阶级的生活必需(被生活和所处社会分工所迫)下的趣味。趣味判断的形式,才具有普遍性,而有闲和必需,不是判别普遍性高低的标准。康德从他的批判哲学出发,来定位趣味判断的社会准则,指出了两种对立:一是主导者与被主导者之间的对立,那是要看谁有资本投入到这个象征市场中。二是在主导阶级内部,不同的主导群体之间的对立,由经济资本的内部主导形成的对立,和由文化资本的主导而造成的更高主导者对低一级的主导者的主导。 这一切,被布迪厄颠倒了过来。他从主导者通过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来合成象征资本,实行文化象征统治这一点出发,来揭露康德美学背后的对于这种主导和压迫的掩盖。朗西埃认为,这种批判避重就轻,不但无助于工人们得到审美平等,所抛出的关于工人审美自治的这一立场,反而为这之后到来的进一步主导,打了掩护。

朗西埃指责布迪厄的这种批判社会学眼光,表面上是反柏拉图的灵魂和职业等级的,实际上,是倒过来,巩固了广泛流行于知识分子中间的柏拉图主义美学态度: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文化,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文化,两者都好,一个不比另一个不好,各有各的好,那就相安无事吧;所以,还是请无产阶级继续自己的文化,资产阶级继续自己的文化吧。这,朗西埃认为,是布迪厄落入社会学贵族统治(sociocratie)的陷阱了。

同样,在朗西埃看来,民主,在布迪厄的社会学批判里,也成了一种新社会等级统治:用社会学眼光下分出的社会等级,来重新排序,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各安其位。 这种自治的幌子下,仍是新的等级安排,或者说,只是一种假装给弱势群体以各种优待的审美-政治等级秩序。

所以,朗西埃认为,社会学之王的共和国科学,也类似于柏拉图式的哲学王与神意交媾来生产出的思想。社会学家其实也只是在社会中作着虚假的政治斗争,给人看,却最终在与众不同的文化学识持有者,与自以为是的资产-权力托名者之间斡旋,成了真正的同谋者。 社会学家用边沁来为富人说话,用马克思来为穷人说话,他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呢?而他们给民工们所安排的宇宙,是用防火墙来隔离,被社会学专家仔细分拣过、照阶级和口味分类,为各种社会成员规定了落脚处的。社会学家韦伯曾悲观地认为,民主之拉平中,自由派精英会没有出路。朗西埃认为,其实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民主才应该搞,以新到来的无名者的平等要求为起点。朗西埃彻底否定了韦伯到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在文化和审美上的批判诚意。“社会学成了哲学,这是对于平等思想的哀悼。”

这一立场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用了社会学眼光去批判,最终是想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社会,进入一种什么样的审美-政治?各安其位的平等的文化生产和消费?还是像朗西埃指出的那样,求共同的感性分割,在审美中引入政治,求审美与政治之间的互相激荡?会反思和批判的知识分子,是民工的政治和审美平等或解放的助力呢,还是障碍?

这部著作的正确的意译应该是:《哲学家和他的民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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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霞]

标签:哲学家 文化 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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