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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且借纸遁》


来源:凤凰网江苏站综合

作者:葛兆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定价:49.8元 推荐语: 1、新时代的旧读者。葛兆光教授在学问上求新求变,不断开辟新领域;读书习惯却多少显得有些“保守”,

作者:葛兆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定价:49.8元

推荐语:

1、新时代的旧读者。葛兆光教授在学问上求新求变,不断开辟新领域;读书习惯却多少显得有些“保守”,还在遵循三十多年前所受的学术训练,在日记本和电脑上做笔记和摘抄。在这些读书笔记中,我们既能发现他一些学术观点的萌芽,也会看到专业论文里无法容纳的思考成果。

2、优秀学者的同情心和理解力。真正的历史学家“既要有学理的训练,又要有对人生万花筒的体验”。在葛兆光教授的眼中,每个学科的成果都能为思想史提供独特的启发,而今人的视角也可以拿来观照历史上被忽略的角落。

3、专业史家如何读“闲书”。面对日趋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日趋浮躁的读书心态,葛兆光教授读“闲书”的启发还在于,他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读书,是为了让视野变得更开阔,而不是让心智变得更狭隘。

内容简介:

作者在读书时一直注重用纸笔做文摘、札记和提要,并记录心得。本书是他在1994年到2011年间泛览“杂书”所作的笔记和摘钞,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他对思想史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敏锐地从其他学术领域发现问题线索的能力。作者自谦要借此到专业之外透一口气,实际上却在不经意间打开了一扇窗,让读者得以窥见他的读书生活。

章节试读: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

重读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影印本,1991)。这部书不仅文笔清晰,而且结构很完整。第一部分“以前关于地方氏族或望族的作品”,宛如一篇研究史或学术史概说;第二部分“此种作品的评论”,谈及氏族谱牒记载血缘而忽略婚姻的缺陷,说明自己的方法,这是方法论的一节;第三部分“本篇的资料由来与作法”,是理论与文献的说明;第四部分是“嘉兴的望族”,则是本书的中心,占了五分之四以上篇幅;第五部分是“余论”,其实是结论;最后附上“参看作品”。几乎是一份极标准的学位论文,如果现在的硕士可以这样写论文,就很可以放心了。老辈人学问的规范、文字的清通和论理的明晰,真是有不可及处。

在我看来,潘书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世家”意义的阐发,其“余论”部分说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不确的,因为嘉兴望族有长达二十一世者,平均则为七八代,每代二十六年。他指出的历史现象中有两点十分值得深思,一是传统中国中,血缘网络往往是人才产生的渊薮,二是望族兴衰的原因之一在于遗传和教育,而原因之二在于移徙、婚姻和寿夭等因素。

需要讨论的是,文化品味的高下、学术修养的厚薄、道德精神的强弱,是否也需要这种遗传加上教育,并且保证望族延续的社会秩序条件?近百年来社会动荡、血缘解纽、阶层流动、人口迁徙,加上政治意识形态对于上流社会的摧毁和打压,快餐文化和流行时尚占据主流,已经使望族如初盛唐之贵族一样逐渐消失,需要几代的修养和文化亦不能积累。潘氏在全书之末提到,江浙大族之多,“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一带在历史期内太平的日子比较多些,而并不因为大族中的人物有过甚么特别的自觉的努力”(136—137页),他似乎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门第和阶级决定论。

(1995年5月9日)

郑孝胥《郑孝胥日记》

晨起,读《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前二册所记晚清事,深有感触。

一百年的事件真是不短,说到前清的人事,仿佛已经遥远得很,有时候想起来,不由得会把它当了“古代”。可是读这本日记,却又颇为恍惚,好些事情和场景好像就在前天或大前天。就说他在光绪十七年(1891)出使日本(他先任筑地副领事,后二年充神坂领事)到二十年(1894)归国这一段时间里写的东瀛日记罢,提到的好些地方、事情和话语,就和今天没有什么两样,让我想起去年日本旧游之地,如东京的后乐园:“园极林壑之胜,有小屋祀夷、齐,明王孙朱舜水于鼎革时避地日本所创也”(1891年7月10日,第一册,216页)。如镰仓的神社和大佛“(八幡宫)有三石并列,大如栲栳,云时治则突出土,乱则没入地也,复有一石,高二尺许,绕以栏楯”,“(大佛)高五丈,建长四年上总国大野五郎右卫门铸造之”(1891年10月29日,第一册,243页)。又如京都的四条,“四条桥浪花楼……楼对圆山,前临河,河水湍急,多碎石,汹涌有声。地颇喧闹,车轮屐齿如沸”(1894年2月12日,第一册,396页),仿佛都和我看到的相同,特别是里面不断提到的高岛屋、三菱公司、“帝国伙蝶儿”(帝国Hotel),直让人恍惚中觉得历史好像并没有走过百年似的。

不过,有的世风人情在这百年还是变化很快,那时中国文人的出洋生活,现在是全然不见了,日本人的旧时风俗,如今也没了踪影。郑氏在日本似乎主要是在读书,读的还是《说文》和《通鉴》,也读宋人笔记,偶尔学两句英文,读一读《明治时势史》、《明治开化史》(见1891年6月20日),还对日本的新政大为不屑,像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因为日本之乱而幸灾乐祸,说“天败之以为学西法者戒”(261页),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因了《日本新闻》讽刺伊藤“变法以来,外观虽美而国事益坏……盖伊藤始终学西法也”(第一册,311页)。所以尽管身处变法的日本,仍然长袍马褂,过着如同国内士大夫的生活,狎妓听戏,吃茶饮酒,似乎乐不可支。一天到了浴室,见到“裸体赤立者右男而左女,俯仰自如”,倒也觉得怡然(第一册,211页),这大概是甲午之前中国文人士大夫的风习?他批评日本人森大来肆意贬低中国的诗歌,则说到日本明治学西法以来虽然富强,但“汉学益衰”,所以搞得风俗日下,敦厚之本已亡(第一册,334页)。要到了甲午一战之后,他才在日记中有震惊和愤怒,“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1895年4月18日,第一册,482页)。次日日记中还抄录了唐景崧自台北来电,说“(台湾)一旦授人,百万生灵如何处置?外洋能不生心?宇内亦将解体……铸此大错,曷胜痛哭”(第一册,483页)。看来,不变的是山川,常变的是人情,更容易变的是时势,难怪古人说“秦时明月汉时关”。

(199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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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霞]

标签:葛兆光 闲书 且借纸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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