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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中的文学巷记事


来源:彭城晚报

徐州大同街原名“察院街”,因清代有主管州府科举考试的都察院(即现在的中山堂电影院)在其中而得名。这条街东西走向,是老徐州的中心,也是最繁华的商业区。当时有这样一句顺口溜:“老天成、真正强,华丰泰、裕泰祥,宝成银楼老凤祥”,除此之外还有“亨得利”钟表眼镜、“一品香”饭庄、“益智”电影社等商家店堂。科举考试时,府辖八县的考生云集在此,就近食宿的巷子久之称之为文学巷。

如今的文学巷。

日占时期,文学巷被分为南北二巷

徐州大同街原名“察院街”,因清代有主管州府科举考试的都察院(即现在的中山堂电影院)在其中而得名。这条街东西走向,是老徐州的中心,也是最繁华的商业区。当时有这样一句顺口溜:“老天成、真正强,华丰泰、裕泰祥,宝成银楼老凤祥”,除此之外还有“亨得利”钟表眼镜、“一品香”饭庄、“益智”电影社等商家店堂。科举考试时,府辖八县的考生云集在此,就近食宿的巷子久之称之为文学巷。

文学巷在徐州大同街中间,呈南北走向。巷子顺着“察院“的高石墙,向北直到河边,是一个有百余家住户的死巷口。河的北岸就是徐州现在的第二中学,能看见学校平台上的大成殿。河沿边有一座八角亭子,西边还有很长的影壁墙,大家都叫“九龙壁”。所谓“河”并不是故黄河,而是一大片水塘,北宽南窄。水塘边常年有妇女洗衣,还有船只在水塘游荡。上世纪50年代后填平改路,即现在的河清路。

“察院”占据当时文学巷的近四分之三。当时没有淮海路,从大同街直至医药公司后边,住户西至张勋祠堂,东至河边,不下百余户,多数是茅屋草棚,富户极少。文学巷的富户,当时有“闫家公馆”、“中国银行”,还有“任家鸡蛋厂”。“任家鸡蛋厂”的厂址就在现在的淮海路上,门楼宽且大。鸡蛋厂不是养殖厂,而是收购鸡蛋。招来的打蛋工人,把蛋清和蛋白分离开,走过那里能听见“噼噼啪啪”打蛋的声响。据说蛋清可做乒乓球(查有关资料,是把蛋黄与蛋白分别加工成膏状及透明胶片,销往上海,售给外国洋行)。

徐州沦陷后,日本人强行开通了淮海东路(当时叫启明路),文学巷即分成南、北文学巷,任家鸡蛋厂也被一分为二,厂房面积南北两隔所剩无几。老板任老头心疼不已,天天拄着棍子四处哭诉,不久死去。

日本人侵占徐州后,大同街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天成公司成了日本鬼子的宪兵队,关押着被他们抓捕来的中国人。每当夜深人静,就能听到里面传来凄惨的悲嚎声,到底死了多少人谁也不清楚。那是人间地狱,大家出门都要避开那里绕道走。“察院衙门”住进了日本兵,大门口拴着大狼狗,吐着血红的舌头虎视眈眈;裕泰祥成了日本人的“洋行”;高高的钟鼓楼上挂着一条白布标语“大东亚共荣”。大巷口里还有日本人开的豆腐坊,大同街成了日本人的天下。老百姓出城要给日本岗哨鞠躬,不愿意就要挨打。我家东院的张大奶奶因为没给日本兵鞠躬,被日本兵打了几个耳光,气不过,回家就要寻死,幸好被人救下。

淮海路开通后,文学巷成了两段,现仅存的文学巷是南文学巷,它位于中山堂电影院的西侧,南邻繁华的大同街,北靠宽敞的淮海路。隔着一条淮海路,就是住户较多的北文学巷。

沦陷时文学巷的街坊四邻

我家住在文学巷的最后面即最北端,一个独院,两间破草屋,屋后离河塘只有几米。徐州沦陷有炸弹掉进河里,溅起的河水流到我家院子里。就这两间屋,还是奶奶找人用垃圾垫河塘才盖起来的。

我家西隔壁是殷奶奶家。听说殷爷爷是南方人,早年来徐州在大同街开“一品香”饭庄,当时在徐州还是颇有名气的,但他英年早逝,饭庄的餐具等物品一夜之间被偷个精光,殷奶奶只好靠租赁房子为生。殷奶奶和我母亲相处甚睦。后来由她做媒,把她的外孙女嫁给了我弟弟,两家成了亲戚。

东院住的是孔家老四房。孔家几位老人去世时,没钱买棺材,全是我父亲为他们赊棺木安葬,以后又帮他们处理房子还账。因为在世的孩子们年龄尚小,没有能力和经验来处理这些问题。时至如今,孔家的后人还时常说“孔家的事全亏了王家大哥啊!”

我家东隔壁是刘家,因为院里有座土地庙,大家都叫庙院。房主刘大爷是裁缝,也是我爷爷的拜把子兄弟。他留三间东屋住,其余全部出租,所以他这个院子里住户很多。

庙院西屋是丁大爷,他是电厂的技工,为人正直。那时家家点煤油灯,只有他家用上了电灯。四邻有红白事,他都鼎力相助。我爷爷死时,他顿足大哭并痛骂汉奸,还把他的电灯拉到我家院子里帮助办丧事。

南屋的王家小二姐,十五六岁就挑着两个大鸡笼帮着父亲去卖鸡,她母亲去世的早,17岁时嫁给了一个没爹没娘给人剃头的男人,住在一个只有7平方米的小草屋里。后来小二姐连生了五个孩子,家里挤不下,天略暖和一点,大点的男孩子就拖条破席子睡到中山堂的屋檐底下。为养活这五个孩子,小二姐经常去卖血。后来孩子们都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她仍住在那7平方米的小屋,直到文学巷拆迁。

察院后墙到河边,住的都是混穷的小生意人:卖油条的、炸糖糕的、挑卖水的、开茶炉的、卖青萝卜的、炒卖花生的,还有裁缝铺、木匠铺、理发铺、杂货铺等,我家当时开油漆店算是好些的人家。

徐州沦陷后,家家跑反。数月回来后,家家更是一贫如洗,我曾和邻居家的孩子们,到大巷口日本人开的豆腐店捡过豆渣,看有中国人来捡豆渣,那日本人就往豆渣里扔煤渣。就那样,还是扒回家来,捡掉煤渣再吃。因为家家户户没有粮食吃,饥饿像死神一样威胁着每个人。

后来日本人搞“配给面”,即按人头给计划面,面里渗了大量沙子,常把牙咯掉。那时也有“洋面”,即大面坊机器磨的面,但没人能买得起。常在巷子里叫卖的面叫“本面”,就是农民自家种的麦子推的粗面,用箢子挑着到城里遛街串巷的卖。卖“本面”的同时,也卖杂面,多数是绿豆面,因为这种面压饿。母亲用“本面”作皮,内包绿豆面烙成饼,最后烙两张全“本面”的饼给老人或幼儿。那时没有哪家能吃上全“本面”的饼,当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吃上白面饼。

两件守旧迷信的旧事

旧时人们普遍没有文化而且守旧迷信,发生在文学巷的两件事,在老徐州人的印象中犹深。

河沿边有家卖炒货的小生意人,他二闺女在徐州二中(当时叫铜山中学)上学时,和一个男同学谈恋爱,那男同学是河东岸大户人家的少爷。男家嫌她家穷自然是不同意,女方家怕女儿受气也不愿高攀。这二闺女为此精神失常。那时把精神病叫“痰迷心窍”,都说只要把痰吐出来病就能好。于是她的父亲不知从哪儿弄来了药,女儿不喝就强行灌,一家人按住她的手脚,捏着她的鼻子,把一大碗药灌了进去。只见那二闺女两脚乱蹬死命挣扎,慢慢地就不动了。等到发现情况不妙却为时已晚,她娘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哭声震动了整个文学巷。

租房在西河沿边住的母女俩,在农村招个穷小子作上门女婿。徐州沦陷后,这穷小子当了日本人的狗腿子,是一个专门抓人杀人的小头目,一夜之间竟暴富起来。他妻子连生了三个男孩,最大的有8岁了。那年两个大儿子突得急病,不去就医反而请了几个神嫲嬷大操大办的搞“换童子”(这种迷信活动在当时很流行,但也只限于富户人家,穷人想办也办不起)。那五六个神嬷嬷,用各色纸剪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贴满一屋子,又扎两个小纸人叫“替哥”。还要把两个纸人的眼扎个洞“开光”,说是到夜里,神嬷嬷就会天神符体,像发疯一样出去“拿性”,即抓一个活孩子灵魂放到纸人身上,然后烧掉去替死。这家的孩子活了,被抓的孩子就要死掉。人们骂神嬷嬷太缺德了,兴一家灭一家!但晚上都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出去,所以各家各户都把孩子看得牢牢的。因为大人们也是半信半疑,生怕孩子被“拿性”的拿去。

神嬷嬷连续跳了三四天神,天天酒席侍候。但就是这样隆重铺张,也没挽救两个孩子的性命。不到一个月,两个男孩都死了。文学巷的人都说是孩子的爹太缺德得的报应!就是这个汉奸女婿,后来嫖娼得了梅毒,被日本人赶走,浑身溃烂,死在老家。

汉奸儿子为敛财为爹做寿

苦难的日子里,偶尔也会有些欢乐,或许就是苦中作乐吧。

记得邻居魏奶奶娶儿媳妇,她儿子在大同街上打烧饼,家境并不好,但一些规矩却是不能少的。婚礼前一天,大红轿子先进门,女方过(进)嫁妆。

嫁妆也称盒子。盒子有穷富之分,少则两盒,多则十几盒不等,上面摆着女方的各种陪嫁物品。晚上要找儿女双全之人,点着大红纸搓成的捻子和香,把轿子里里外外照一照,嘴里还要唱着吉祥歌。第二天去接新娘子空轿子不行,里面要坐一个小男孩,叫“压轿童子”。新娘子抬到婆家门口停下,婆家要“关财门”,这叫“拒性”。门开后鞭炮炸响,两个未婚女子前来“架新人”,经过跨火盆等程序,然后才拜天地。然后再由一对年轻夫妻陪同新娘子入洞房,这叫“领新人”。

那天鼓乐班子不停地吹奏着“百鸟朝凤”一类喜气洋洋的曲子,文学巷比过年还热闹。第二天新娘子娘家来瞧闺女,婆家要摆酒席招待。第三天回娘家,要当天去当天回。

在那时不论穷富,婚事都要这样办。婆家不办,女方不发嫁。有的人家房子小就要借人家的大房子娶。有的愿意无偿借,有的却要付租金。有个规矩叫“借娶不借嫁,借死不借生”。

做寿大多是有钱人家才操办的事,穷人家很少做寿。文学巷有家房客给老爹做过寿。这家的老寿星老态龙钟,平时穿得破破烂烂可怜巴巴的,成天在外头溜达,见到路上有什么东西都要捡起来。忽然有一天他家大门口锣鼓喧天,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屋子正中央挂着大寿字,门口点着大红烛。那破烂老头穿上八团花缎长袍马褂,坐在太师椅上,接受客人的磕头和寿礼,俨然一个“老寿星”。

原来是他当汉奸的儿子为了敛财,才大操大办为爹做寿的。文学巷的人背后都说:“这汉奸儿平时不养爹,为了两个钱,真丢人!”

当年的文学巷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一朵浪花传递着大海的气息,一条街巷映照出一个时代的更迭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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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霞]

标签:文学巷 日本 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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