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蟠里20号、22号,一处三进九间的江南民居建筑,是现存惟一的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故居。故居门头,只有一块残破的石刻横额,当年魏源亲笔题写的“小卷阿”早已不辨踪迹。
道光十二年(1832),魏源来到南京,入两江总督陶澍幕府,帮助陶澍筹划淮北推行的盐法改革,在乌龙潭边、龙蟠里东侧购地建3进草堂,"湖子草堂"后改名"小卷阿",并在潭边浅水处建有"宛在亭"。同年6月,林则徐由河东河道总督调任江苏巡抚,由于他也支持盐法改革,因而对魏源赞赏有加。林则徐从苏州每到江宁,都爱去请他共议时政,两人成为至交。
陶澍: 清朝晚期政治家,致力于改革当朝政治弊端,在吏治、漕运、盐政、水利、赈灾恤民,有着莫大贡献,一生清廉勤勉,关心民事。陶澍不仅政绩斐然,也是一个能“识人才”的高手。 女婿胡林翼,近代中国战争中统筹能力最强的将领,整顿湖北成为了打击太平天国的基地,慧眼提拔了类似李续宾、多隆阿、鲍超等近代中国最强的一批军事将领。 亲家左宗棠,剿灭了太平天国的残部,击败了西捻军,平定了陕西甘肃的回族之乱,打败了浩罕国和俄罗斯的入侵,指挥军队在越南击退了法国入侵者,成就了中国近代对外抗击史上最著名的战役——镇南关大捷。 下属林则徐,整顿内部,惩治贪官污吏,整顿海防,缉拿烟贩,改变了广东一团散沙的局面,清兵和百姓众志成城一致对外,成为了中国近代的第一位民族英雄。 师爷魏源,一本《海国图志》,将世界展开在中国人的面前,为抗击外国入侵者,提供政治纲领和发展策略,促进国人向洋人学习科学技术,从内部提升自己的科学技术能力。
故居大部分只残存在现在的20号,22号已经了无痕迹。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魏源此时已授高邮知州,离开了小卷阿。天京城破后,洪秀全暴亡,他的妃子熊氏出逃至此落发为尼,被魏源之弟魏耆收留,并把家祠中一个院子改了佛堂,名“普渡庵”。因此,22号原有一个很大的佛堂,但文革时,佛堂里的神像悉数被毁,遗迹难寻。
1841年,因禁烟,林则徐受投降派诬害,被贬派赴浙江,协办海防;旋即又再遭贬谪,发往伊犁。戍边新疆的途中,抵达镇江京口,巧遇魏源,意外相逢之下二人百感交集。林则徐反省国人鄙视远夷、不谙世情,向魏源倾吐了“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的远虑,并将自己在广东收集和编译的《四洲志》、《华事夷言》等西方资料,郑重交给魏源,嘱托他定要进一步搜集研究外国的资料,将一个真实的世界,告知国人。魏源默默接过资料,含泪回到小卷阿,自此后,他潜心研究、编撰,终于,在1843年2月,50卷、88万字的《海国图志》向世人刊行。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这本书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魏源故居相隔不远的“开元新居”,是“教忠祠”的旧址所在。
“教忠祠”是清代“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所建,不同于其他祠堂,“教忠祠”内没有神像,也没有牌位,而是与书院类似的格局,有供休息的清静厢房,也有谈经论道的场所。方苞当年建此祠堂,本意是为南京赶考的族人提供一个歇脚之处。
       方苞祖籍是安徽桐城人,出生在江宁府六合县(今南京六合区)。方家祖上世代读书为官,因避战乱寓居江宁,家道渐渐没落,至方苞出生时只能勉强维持家计。
       方家家道虽落,却一直秉持读书的家风, 4岁能对联,5岁诵经文,聪颖好学的小方苞是方家所有的希望。
16岁回安徽桐城参加科举考试;24岁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被称为“江南第一”;32岁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考取进士第四名。这一路走来,方苞都不负众望,接下来只要参加皇帝亲面的殿试,便能衣锦还乡。然而世事无常,命运总是充满无尽的不确定性,即将殿试,而母亲病重。在承载了全家人希望的功名和孝道之间,方苞毫不犹豫,立即回乡,未应殿试。
这个充满着书院气息的祠堂,因城市建设,于九十年代被推倒,其旧址上建起了新公寓“开元新居”,即现在的龙蟠里14号。走进开元新居,如今已经找不到“教忠祠”的一砖一瓦了,只有附近的乌龙潭公园里还保留着一些“教忠祠”的介绍。
       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不久,押解至京城刑部大牢,定为死刑。狱中的两年,方苞似乎丝毫不知道、也不在乎自己是个将死之人,两耳不闻牢外事,坚持著作,竟完成了《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两本著作。
       关押的两年间,李光地极力营救都未果,后来,因灾民冲击牢房,方苞才从大牢中逃出,过着四处逃窜日子。当时康熙帝微服出行,化名龙德海,在骆马湖镇边上一棵大树底下的茶摊休息,恰巧方苞化名欧阳宏正在附近与一帮草根谈笑,引起了康熙的注意,于是邀请方苞到驿馆畅叙。谈话中,康熙发现这个欧阳老先生,学问渊博,才思敏捷,见解独到,是个难得的人才;方苞也意识到,眼前这位 “东宫洗马”的龙德海,不但不像是个养马的,反而像当今皇帝。由此机缘,方苞不仅被赦免了死罪,还成就了布衣宰相上书房行走的恩遇。
       年已75岁高龄的方苞,告老还乡回到南京,居住在清凉山下乌龙潭边,想起自己年幼时,家境贫寒的求学之路,他建起了方家宗祠——“教忠祠”,内设有厢房,为供赶考的族人休息研读。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专心著述,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八日(1749年9月29日)病逝。年82岁,葬于江苏六合。
《南山集》:由清戴名世撰。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弹劾戴名世,表面原因就是《南山集》。后来此案牵连人数达三百人之多,是清前期较大的一桩文字狱案。此后,南山集被封,直至清中叶道光以后,南山集才多留传于世。
龙蟠里的这座陶风楼高屋飞檐,雕花窗棂,基石台阶,青砖小瓦,建于1909年,是“老图书馆”的南图古籍部藏书楼,前后两进两楼及两厢的两层大楼,共收藏辛亥革命以来至1949年的图书、报纸和杂志共35万余册,其中很多是珍贵的海内外孤本。
       陶风楼的前身为两江总督陶澍所建的四松阁,后改为惜荫书院。惜阴书院是清末南京的八大书院之一。“惜阴”二字,原出自东晋陶侃“大禹圣人,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
       书院的规模颇大,聘请当时名儒薛时雨为书院山长,挑选优秀学生入学,培育了不少人才。咸丰年间,书院曾毁于战火,曾国藩积极筹措专款,抢修金陵各书院。1867年曾国藩予以重修扩建,规模颇为宏大。
       光绪年间,西风渐进,洋务运动兴起。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在“图书乃教育之母”思想的影响下,深感名都巨埠没有“人类益智,增进文明”的图书馆,即向光绪皇帝奏议,呈请在惜阴书院原址兴建江南图书馆。于是,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在1907年正式诞生。
       现在,陶风楼的门楼已经不在,但经过翻修的陶风楼,依然古朴典雅,透出历史的沧桑气息,两棵百年银杏,立于朱红色的楼前,叶子虽早已落光,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抖动,但只要春天一到,那积蓄了一冬的力量,仍然会使它焕发出勃勃生机。
       那时,帝国主义列强疯狂掠夺我国各种各类资源宝藏,其中日本在强掠大藏书家陆心源“百百宋楼”大量珍宝藏书后,又觊觎大藏书家丁丙
“八千卷楼”的60万卷藏书。为防国宝流失端方缪荃荪立即主持,由朝廷拨款,买下了当时号称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的杭州“八千卷楼”嘉惠堂的藏书8000余种60万卷书和武昌“月槎木樨香馆”藏书4557种,以及其他大量宋、元、明、清历代珍贵版本。那之后,江南图书馆多次改名,但“八千卷楼”藏书基本保存完整。
       1928年为了纪念江南图书馆首任馆长缪荃荪,同时发扬陶侃珍惜光阴的苦读精神,时任江苏省国学图书馆的柳诒徽,将藏书楼命名为“陶风楼”,并请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延闿题写了匾额。
缪荃荪: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中国近代藏书家、校勘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家,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鼻祖。 八国联军入侵后,为推行洋务、改革教育,亲自赴日本考察学务后,主持创办我国南北两大图书馆——江南图书馆(现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 后因创办江南图书馆的需要,奔波于江苏、浙江的藏书家之间,抢救了一批即将流入日本的藏书善本。时江南藏书家有常熟瞿氏、归安陆氏、钱塘丁氏,号称江南三大家,陆心源藏书被日本购去后,国人痛惜。而丁氏藏书亦中落。他担心丁氏藏书重蹈陆心源藏书的覆辙,遂以7万元购“善本书室”、“八千卷楼”的藏书,补充江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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