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凯等著《20世纪以来乡贤文化的影像传播》出版 学者韩璞庚评其为“必要的价值寻根”

南京大学博导教授周凯等学者的新著《20世纪以来乡贤文化的影像传播》，近日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江海学刊》原主编韩璞庚研读该著后认为，乡贤文化是一种必要的价值寻根，是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与精神标识，寄托着人民对传统美德和乡村文化振兴的期待。积极探索乡贤文化影视传播手段、策略，不断挖掘史料和现实素材，利用新媒体的综合效应，探索符合受众习惯的全媒体传播路径，对于重建新时代乡贤文化、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韩璞庚说，纵观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中国社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乡村，无论是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精神文化的传承发展，始终与乡村紧密关联。以“乡风文明”“地域文化”“民风民俗”等要素构成的“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是乡村振兴之“魂”。乡村文化既滋养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孕育了现代文化，拥有扎实的群众基础，能够凝聚深厚的情感认同、细腻的情绪归宿、坚强的文化自信。

乡贤文化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文化的标识元素与复合要素，而乡贤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主体与实际参与者。乡贤是指传统乡村中德高望重、才华出众，并借此获得村民普遍敬重与认同的贤达人士，他们的美德和才华造福乡里，为中国乡村的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被当世和后人爱戴与赞赏。尽管时代不同，地域文化各有千秋，但对乡贤的认同标准却仍然有一定的指向性。

韩璞庚分析说，综合地看，判别乡贤的标准：一是身份，即本乡本土之人；二是品德，即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三是才华，即能力过人，才华出众；四是声望，受到同乡人的推崇，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乡贤概念有了进一步的拓展，新乡贤概念呼之欲出。2015—2018年中央1号文件中，新乡贤在有关乡村文化建设论述中频繁出现。由此，新乡贤这一概念正式被引入乡村治理层面。新乡贤作为新时代衔接国家、社会和乡村的人才，是推进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力量。

乡贤文化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首先，乡贤文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精神引领，对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其次，乡贤文化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内容之一。良好的乡贤文化能够滋养乡村的人文生态环境，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推动乡村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再次，乡贤文化是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因素。无论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还是陈忠实笔下的关中白鹿原，都能见到乡村的“自治”，而乡贤作为乡村的精神领袖，是乡村管理的主要力量，民事民议、民事民管、民事民办的村民自治均离不开乡贤。如何将乡贤文化有机融入乡村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提升大众对乡贤文化的认同，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思考的重要内容，影像传播成为被考虑的重要手段之一。

韩璞庚还认为，《20世纪以来乡贤文化的影像传播》就是对乡贤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论著立足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乡村发展实践及社会矛盾运动过程，全景式地铺陈与研究了20世纪中国乡村乡贤文化发展的脉络流变、演进与特色，既高屋建瓴，又细致精准地描摹了20世纪中国乡贤文化发展的逻辑理路与精彩画卷，论著观念新颖，新见迭出。

周凯 博导教授

第一，立体式、全景式、多方位呈现中国乡贤文化20世纪以来影像传播的脉络。从历史性维度出发，全面梳理乡贤影像传播的流变。从1905年电影《定军山》问世到20世纪30年代的《孤儿救祖记》《狂流》《盐湖》《到西北去》，再到抗战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公映，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槐树庄》上映到《李双双》《水乡的春天》《春天来了》《创业史》《花好月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神秧手》《耕云播雨》《青松岭》等发行，电影中的乡贤形象从不甚清晰到逐渐明朗，呈现出现实主义电影对中国农村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乡贤形象的曲折变化，既显示了近现代中国乡贤形象、乡贤文化的演变，也映射出百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复杂图景和社会发展艰难曲折的过程。

第二，记录乡贤文化从纸本语言传播到影像语言传播的轨迹。在前影像时代，纸本语言是乡贤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乡贤文化主要承载在乡贤文学作品中，并以报刊与书籍为主要介质进行传播。像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都采用了小说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转型，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小说应运而生。乡村文学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变化，乡贤作为乡村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形象，在大众视野中立体式地展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乡贤文学传播手段发生革命性变化，传统的纸媒传播方式被新媒体改造并与其融合成新的传播方式，二者相互依存，使受众得到全新的体验。典型的乡贤文学作品如《白鹿原》，1992年《白鹿原》发表于《当代》，使乡贤文化与乡贤文学的传播纸本方式进入大众传播领域；2012年，电影《白鹿原》在全国公映，其故事由纸本语言转化为生动的影像语言，并且使乡贤文化与商业深度融合；2017年，电视连续剧《白鹿原》播出，观众对乡贤文化的兴趣再次掀起。传播手段和方式的提升，对乡贤文化的传播深度与广度产生深刻影响。

第三，揭示乡贤文化新媒体传播的困境与应对策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新媒体的革命性呈现，为当代乡贤文化传播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论著认为，乡贤文化传播主体分散，导致乡贤传播主体规模不足，而政府整合能力的缺乏又不能调动社会力量为乡贤文化传播提供有力支撑，传播能力有待提高。而由于人口城市化过程的影响，缺少在场的知名度的乡贤精英也是一个棘手的困境。传播内容的单调，地方特色缺失，传播形式单一，舆情引领能力欠缺，虚假新闻，信息过载等等，这些都是影响乡贤文化传播的现实困境，如何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的互动性、及时性、反馈性等优势，提升乡贤文化的传播水平与效率，作者提出几个方面的对策：（1）提升乡村干部的新媒体素养，发挥新媒体的引领性；（2）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加强新媒体设施建设；（3）聚焦文本生产质量，凸显微传播优势；（4）组合发声，占领乡贤文化传播的舆论高地。

韩璞庚强调指出，中国乡贤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既要立足当代中国鲜活的农村土地上的生命律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也要运用高技术手段进行传播。

《20世纪以来乡贤文化的影像传播》共同作者为邱其濛、黄一斓、谷鹏。

文/图 金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