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梁平｜两千年前“盐渎”如何运转？冯雁军新著以考古拼图还原汉晋沿海社会

日前，中国教育科学出版集团推出江苏民间学者冯雁军的第二部汉晋期间盐渎古县系列学术专著《盐渎社会聚落与经济发展》。这部逾40万字的著作，距其上一部《盐渎》出版5年后再次面世，将目光从政区沿革的纵向梳理，转向了社会肌理与经济脉动的横向解剖。

学术专著《盐渎社会聚落与经济发展》

如果说首部作品回答了“盐渎从何而来”，那么，新作则试图回答一个更具现场感的问题：在史前至晋代的长时段里，这片依海而生的土地上，人们如何聚居、营生、交往，又如何在多元文化碰撞中形成独特的地域文明？

考古实证撑起“看不见的盐渎”

与依靠文献注疏的传统历史地理研究不同，冯雁军在书中明确标举“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历史地貌学与文献学四重证据互证”的方法论。全书以盐渎地区历年发掘的百余处遗址、数千件出土文物为第一手骨架，将散落在田野报告与方志角落里的碎片，拼接成一幅可以步量、可以触摸的社会图景。

从射阳河口约5万年前的蜂窝化石，到龙冈果林场2万年前的楠木化石，再到建湖上冈镇全新世海侵时期的长须鲸骨架，书中用古生物证据先行铺设了盐渎的自然底版。而在新石器时代，东台开庄遗址的柱洞与灰坑、阜宁东园遗址的房址与墓葬、盐都龙墩头遗址叠压的龙山与东周文化层，被串联成一条“依沙岗而居、傍水系而存”的聚落生长线。冯雁军特别指出，贝壳沙堤不仅是古海岸线的地理坐标，更是先民规避海潮、获取淡水的生存屏障——这种“岗为盾、河为脉”的选址智慧，从史前一直延续至汉晋，塑造了盐渎政区稳定的空间骨骼。

“因盐而兴”的经济逻辑被实物链锁定

全书的聚力点之一，在于对盐业经济的系统还原。作者没有停留在《汉书·地理志》“盐渎有铁官”的只言片语上，而是将东台三灶镇出土的汉代铁镬（口径1.2米、重300公斤的煮盐牢盆）、亭湖三结庄遗址的淋卤坑与盐结晶、建湖利群遗址东周时期的淋卤灰池，以及沙井头西汉县城遗址东北部蓄卤坑，串联成一条“刮土淋卤—铁镬煎盐—河道外运”的完整生产链。

书中据此判断：秦汉时期盐渎已形成“官营大型铁镬+民营小型煮锅”的二元生产格局，盐业不仅是区域经济支柱，更直接决定了县治的行政职能——沙井头遗址内高等级官署与制盐设施紧邻而置，证明盐业管控已是县令案头的头等政务。冯雁军对比了同期内陆县级政区的遗址构成后提出，盐渎是汉代沿海“资源型政区”的典型标本，其“以盐立县、因盐兴县”的模式，在江淮东部具有唯一性。

四至边界得以“考古闭合”

政区边界的模糊，长期困扰着盐渎历史研究。冯雁军在书中以“空间可定位、时代可对应、文化可印证、边界可闭合”为准则，首次提出基于考古遗址分布的边界方案：北界以阜宁羊寨汉墓群、芦蒲高裴遗址为锚点，抵淮水南岸；南界以溱东开庄遗址、大丰友谊遗址为坐标，卡在新岗贝壳沙堤南端；东界沿亭湖新岗古海岸线展开；西界则由建湖大同铺、乔罗遗址等串联，临射阳湖而止（具体边界可能是以射阳湖中某条南北走向航道与射阳为邻）。

这一边界划定并非纸上画线——其排他性支撑在于：边界外未发现任何同期盐渎特征的文化遗存，而边界内汉代聚落、盐灶、墓群形成连续分布带，所有遗址出土的陶器、铜镜、钱币与沙井头县城遗存保持高度同质。这意味着，盐渎县的行政管控范围在汉代已完全定型，并且与新石器时代聚落联盟的分布范围高度重合，呈现出罕见的长时段稳定性。

“以物见人”的社会剖面

在社会聚落层面，书中将葬俗演变视为社会变迁的“地下日记”。史前东园遗址的简单土坑墓，随葬石斧、陶釜，反映平等而质朴的部族生活；商周时期龙冈古墓仍无棺椁，但随葬中原风格的石刀与陶鬲，暗示外来文化渗透；至汉代，草堰口汉墓群以楠木椁室、朱漆棺木、成套釉陶随葬，朱家墩汉墓更出土玉璧、玉璜30余件，等级分化泾渭分明。晋代东海王家族墓则以纪年砖室墓和青瓷器物，延续了汉式丧葬框架，又透出过渡期的简约之风。

冯雁军认为，这种“由薄葬入厚葬、由简朴入礼制”的嬗变，恰好对应了盐渎从聚落联盟向编户齐民社会的转型。而墓葬中并存的大汶口文化陶鬶、良渚文化玉琮、楚式郢爰、中原式铜镜，则是多元族群在此交融的无声证词——书中统计显示，汉代盐渎墓群出土器物中，本地因素约占58%，楚文化23%，中原文化19%，恰如其分地测出了“和而不同”的文化配比。

研究方法上的突破

在学界共识中，盐渎地区史籍零散、考古材料虽丰却缺乏系统整合。《盐渎社会聚落与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在于发现了某一处惊天遗址，而在于以问题意识统摄散落的考古报告，将“死材料”转化为“活历史”。作者对出土文物按“时期-大类-器型”三级分类，建立起可检索、可对比的数据库；对千余处灰坑、灰沟、水井的统计，不再止于现象描述，而是归入生产、居住、排水、祭祀等不同功能系统，使静态遗迹还原为动态社会场景。

作者冯雁军

这种“从物到人、从点到网”的写法，也让普通读者能够跨过专业门槛。例如，在讲述汉代农业时，书中不单罗列铁犁、铁锛，还引大同铺遗址碳十四测年的稻——旱混作证据、东闸新村汉墓出土的粟黍碳化种子，说明2700年前已形成的多元种植体系如何支撑起县域人口；在讲述手工业时，则将沙井头陶管套接排水系统与郭家墩汉墓的铜钱龙形棺饰并置，让人看到技术精度与审美趣味同步生长的汉代气象。

为“沿海早期文明”提供区域样本

近年来，长江下游文明探源工程持续推进，但江淮东部沿海段落的系统性研究仍显薄弱。冯雁军在新书后记中坦言，书写盐渎并非为了构拟一部地方通史，而是试图提炼一种“海岸带文明”的生成逻辑：它不依赖大型水利工程或都城政治，却通过盐业资源整合、多元技术吸收、政区边界稳定，在千年尺度上完成自我迭代。

沙井头遗址2023年被纳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年度重要发现”，高裴、龙墩头等遗址的抢救性发掘仍在继续。冯雁军的系列研究，恰好在考古新资料爆发的前夜，为盐渎搭建了一个开放的历史解释框架。正如他在书中所言：“从贝壳沙堤上的第一缕炊烟，到范公堤畔的城郭相望，盐渎用泥土与时光写就的史诗，终在多元共生的智慧中找到了永恒坐标。”

《盐渎社会聚落与经济发展》的出版，不仅为盐城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里程碑式的参考，更以“考古实证+政经视角”的融合范式，为中国沿海区域历史书写贡献了一份沉实样本。据悉，冯雁军汉晋盐渎系列研究的第三部，目前也已进入史料整理阶段，预计将聚焦于盐渎存续期间的制度演变与信仰世界。

（被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