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期间，我一直对语言教育抱有浓厚兴趣，大三时曾前往美国访问交流一个学期。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前沿的教学方法，与我过往经历的国内教学场景形成了有益参照。因此，大四时，我决定前往国外深造，希望系统学习更前沿多元的教学理论和教育方法，并将这些方法带回国内。
在英国学习时，我注意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现实落差：英国的第二语言学习环境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学习环境有极高的“异质性”，也就是说，学生的语言背景和水平天差地别。例如有的学生来自欧洲大陆，英语是第二语言；许多学生英语是第一语言，但他们第二语言的选择又各不相同。甚至有的移民家庭中的孩子在家里说一门语言，在学校说另一门语言。如此巨大的差异导致当地的教学和相应的研究都高度依赖“一户一策”的个性化诊断，很难有一套统一成熟的教学手段可循。
虽然我在英国学习到了丰富的知识，也围绕中国的第二语言学习者开展了一些前沿研究，但心中始终存有疑问：我在这里学习到的知识和方法，能够应用到国内具有高度“同质性”的英语学习环境吗？在面对更大的班级规模和更紧凑的教学节奏的情况下，这样实验性的教学方法能够被复制吗？实证研究的成果真的可以在教学实践中得到合理有效的应用吗？
带着诸多的疑问和探究，我迎来了硕士毕业。当时面临多个选择：留在牛津读博，或者前往美国攻读全奖博士。但是，面对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我想到了我最喜欢的一句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唯有亲历一线教学，我才能够更接近答案；如果没有积累一线教学的经验，一切理论都会悬在空中，纸上谈兵。因此，我决定回国，入职了南京外国语学校，希望在这所有外语教学和国际交流特长的学校进一步寻找答案。
在真实语境中教学生“与世界对话”
入职南外后，现实印证了我之前的预判，国外的许多教学模式并不适用于国内学生。我想，“把世界带回课堂”绝对不是照搬国外的课堂到中国来，而是要进行科学、合理的“本土化调整”。对于我这个新进教师来说，精准诊断中国学生在学习时的痛点，并且设计出符合真实情境的教学方案，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针对这种“本土化调整”，我做了大量的思考与重构。例如，我在教学应用文写作的时候，发现学生语法功底扎实，但是写出来的邮件却欠缺分寸感：要么语气生硬唐突，要么措辞过于客套冗长。
这并非因为孩子不认真或能力弱，而是他们不熟悉通过邮件进行沟通的场景。在国内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的远程沟通早已被即时通讯软件占据，无论正式与否；而在国外，邮件是学术交流、职场沟通和正式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我们在使用即时通讯软件时不需要一口气把所有内容都说完，少传达的信息再发一条消息即可；然而，在邮件沟通场景中，信息的完整性、格式的规范性、语言的得体性都有更高的要求。
为了破解这个痛点，我在一堂公开课上与学生一起展开了对于语言得体性的探索。课堂上我展示了一封学生给老师的典型邮件草稿，语法没有任何问题，但明显缺乏礼貌。我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了不同礼貌程度的句子让学生朗读比较，并引导他们思考如何调整才能使表达更加礼貌。
在我的引导下，学生发现：越礼貌的句子，越委婉和间接，它们通常会把读者放在更高的话语位置上，而作者会处在更低的位置上。更为关键的是，我并没有简单地要求学生“越客套越好”，而是带他们对比了针对不同写作对象时而采取的用语策略：如果是给同侪或熟识的同学Jim写信，语言应当直接、平等；如果是给外教Chris或老师Mr.Li写信，语气需要委婉、尊重；而如果是给高二的学生会主席Peter学长写信反映问题，则需要做到相对委婉且富有教养。
在课堂的尾声，我请一位平时课上思维很活跃的同学起来回答问题，发现他的用词比平常正式了很多，我便追问他这是为什么。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回答说，看到公开课上这么多老师来听，他意识到在老师面前措辞要更加正式礼貌。我会心一笑，知道他已经理解了“得体”二字的内涵。
在之后的课堂上，我也不断尝试将不同的教学方法运用到日常教学上：在讲解议论文中观点与例子之间的关系时，我让学生四人一组进行“拼图写作”——每个人写文章的一部分，每一组的学生都要彼此反复交流，才能使得一位同学写的论点能和另一位同学写的例子能吻合；在讲解反战主题的课文时，我想到国外经常有的博物馆课程，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设计出了一个在线展览室，呈现在战争中遭遇不幸的普通人留下的物件，以及背后所承载的故事……
对我来说，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宝贵的实践机会，是将所学理论与方法投入真实课堂的检验。作为一名青年海归教师，我深知脚下的路还很长。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将继续扎根在这方讲台上，守正创新，努力做一名连接理论与实践、连接本土与世界的“筑桥人”。
频道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