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集章卡，几个趣味闯关游戏，在2026年无锡市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游园嘉年华”现场，网络安全课变成了套圈、连连看和AI互动体验。小朋友们戴上轻便的脑电设备，用专注力“召唤”AI喷泉；还有人操控AI机器狗完成竞速、避障。
与往年不同，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重点锚定AI安全、智能体安全、数据安全三大前沿方向。反诈防骗、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被拆进一个个可感可玩的日常场景。
图片来源：网信无锡
热闹之外，有一个问题值得追问：当AI、智能体成为孩子触网的“新界面”，他们脚下的法律红线，是否也同样清晰？
在2026年“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深入推进的背景下，7月31日，无锡市委网信办召开全市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推进会，明确要“深化网络普法宣传，紧扣未成年人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引导未成年人正确用网，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和网络法治观念”。
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治理逻辑正在浮现：护苗，不只是把孩子护在身后，也要让孩子自己看清脚下的红线。
毕竟，技术迭代的速度正在快过孩子对规则的认知，一句嘲讽、一张P图、一次出借银行卡，甚至一次“帮忙点红包”，都可能越过法律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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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玩笑”的代价：网络欺凌不是玩闹
新学期伊始，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干警林楷曾在《开学第一课》上向全市学生抛出一个直白的问题：“把同学照片做成表情包群发，是开玩笑还是侵权？”
在不少孩子眼里，群聊里的“玩笑”、视频下的“跟评”都算不上“做错事”。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给出了答案。
小学生小李与同学小王发生矛盾，小李将班级群昵称改成“小王你好可怜”、个性签名改成“小王你散架了”，还在其他平台账号主页标注“主挂小王”，在有同学的群聊中以贬损、嘲讽口吻发布双方矛盾信息。小王因此在网络与校园中遭受嘲笑，承受极大心理压力。
法院认定小李的行为导致小王社会评价降低、构成侮辱，侵害其名誉权；小李系未成年人且父母未尽监护责任，判决其父母以书面形式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同时明确小李有财产的从其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父母赔偿。
这个判决传递的信号很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未成年人在网上发表言论受法律约束，未成年人侮辱、诽谤他人的，同样构成名誉权侵权。
更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工具箱今年明显升级。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以独立条款将学生欺凌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畴，其中明确把“通过网络或者其他信息传播方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散布谣言或者错误信息诋毁他人、恶意传播他人隐私”列为欺凌行为之一种。
同时，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一年内两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或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以及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法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可执行行政拘留；不满14周岁不予处罚，但须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并采取矫治教育措施。
换句话说，一句“他还是个孩子”，已经挡不住法律的评价了。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则从另一头压实平台责任：不得通过网络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对未成年人实施侮辱、诽谤、威胁或恶意损害形象等网络欺凌行为，平台应建立健全预警预防、识别监测和处置机制，并提供屏蔽陌生用户、限制信息可见范围、禁止转载评论等防护选项。
这意味着，孩子遭遇欺凌时不是只能“忍着”，保存记录、通知平台、告知家长老师，每一步都有法可依。
出借一张银行卡：“我只是帮了个忙”
网络欺凌的问题在于低估后果，而另一类风险更棘手：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帮”谁。
在无锡锡山区的一起案件中，学生高某在网上看到“出租银行卡、帮转钱款就能拿报酬”的招募信息，进一步了解后已经意识到这是给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的渠道，但在金钱诱惑下仍然参与。
他还邀约同学顾某、师某一同参加，并组织两人各自开立并出租3张银行卡，短短两个多月，两人的银行卡总计流入诈骗资金50多万元。
最终，主犯高某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
同样，类似的庭审不止一次开进校园。2024年5月，无锡惠山法院把一起帮信罪案件庭审搬进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校，200多名学生现场旁听。被告人陈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0万元，违法所得7万元没收上缴。
法官在现场解读时直言：“信息网络对未成年人生活的渗透程度越来越高，未成年人要切实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远离帮信，坚决不做违法犯罪的‘工具人'。”
帮信罪的诱惑点在于它的“轻”——不需要偷、不需要抢，只需提供银行卡、手机卡、支付账号。但在法律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情节严重即构成犯罪。
换句话说，只要一个理性人对明显异常的情形本该起疑而没有收手，法律就可能认定其“明知”。不知法，不是免责事由，但对异常缺乏判断力，恰恰是未成年人最典型的弱点。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帮信犯罪会盯上孩子。此类犯罪被告人呈现“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特征，有的电诈犯罪团伙甚至已将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几分钟的操作换几百元报酬——这种明显不合常理的“便宜”，在成年人眼里是警报，在部分孩子眼里却成了“机会”。
正因如此，划这条红线不是为了吓住孩子，而是要在他们遇到这种“好事”之前，就先被告知：在帮信罪里，“我只是帮了个忙”从来不是辩解。
从“开盒”到“模仿犯罪”：被低估的第三种风险
前两类风险都有清晰的“行为人”，要么是孩子自己发了侮辱性言论，要么是孩子自己交出了银行卡。但还有一类风险更复杂：孩子既不是单纯的受害者，也算不上主谋，而是被卷进一条他们并不理解的链条里。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另一起典型案例，把这个链条拆得很清楚。
被告人李某某、穆某某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不良信息，了解并习得获取他人钱财的方法，进而实施敲诈勒索。法院认定二人构成敲诈勒索罪，综合考虑穆某某系未成年人、退赃退赔等情节，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穆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案件审结后，法院查明涉案短视频平台的未成年人模式未能发挥实质保护作用、内容审核存在疏漏、可检索到大量不良信息、违法风险提示机制不健全，依法向平台制发司法建议。
这条链条的可怕之处在于：孩子是先被“喂”了不良信息，再模仿着去实施犯罪。从看到到学着做，中间隔着的是一个失效的未成年人模式。
在“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推进的语境下，这类风险至少有三个具体形态。
一是参与“开盒”与隐私集纳。专项行动第一阶段点名的“开设‘表黑墙’等版块，集纳曝光未成年人隐私信息，提供有偿代骂服务”“以‘找闺蜜’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正是典型。
所谓“开盒”，即通过非法手段搜集他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学校等隐私信息并公之于众，继而引发电话轰炸、恶意下单乃至线下骚扰。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八部门发布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已将“不当披露和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列为四大类风险信息之一，明确未经监护人同意不得展示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等场景。
二是卷入饭圈极端应援。《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四十五条明确，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服务提供者不得设置以应援集资、投票打榜、刷量控评为主题的网络社区、群组、话题，不得诱导未成年人参与上述活动。而在现实中，已有学生因粉丝“互喷”被“开盒”网暴、被网友制作造谣视频。
三是看似平常的“私下交易”。以“谷子”周边、定制图片、学习搭子等名义诱导未成年人大额消费、网络借贷、私下交易，已成为新型涉诈风险。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部分直播间以限量发售和绝版溢价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也被专项行动列为营销环节问题。
这三种形态有一个共同点：每一步都披着“圈子规则”“帮忙”“追星”的外衣，孩子往往不觉得自己“在做坏事”。
因此，对这类风险的普法，光讲“不能做”是不够的，真正要教给孩子的是识别语境的能力：当一件事需要你偷偷做、需要提供他人隐私、需要先垫钱、需要避开家长和老师——这本身就是最明确的警报。
护苗的最后一公里，不只是把有害内容挡在屏幕之外，更是让孩子在被卷入之前，有能力认出那条链条的形状。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句话对成年人成立，对未成年人同样成立。保护孩子的最好方式，不是把他们挡在规则之外，而是让他们早早知道规则在哪里、代价是什么，然后放心地去拥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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