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汉府街，六朝博物馆。游客在瓦当和石刻之间穿行时，很少会注意到脚下这片土地的另一种可能。
2007年，这里曾计划盖一栋总部大楼。拿地的是一家南京药企，圣和药业。后来它放弃了商业开发，用八年时间把这块地建成了六朝博物馆。
2026年9月19日，圣和成立三十周年。三十年间，圣和从南京一间实验室起步，成长为拥有2000余名员工、400余名研发人员的创新型药企，并连续六年入围“中国医药创新企业100强”。
这些数字背后，是几次关键选择。最早一次，在1996年。
一间实验室，一款原创药
1996年，27岁的王勇创办圣和药业。创业初期的窘迫，他后来并不避讳：“刚创业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资金也紧，设备、平台都有限。”
选择南京，王勇看中的是这里的“土壤”：“南京高校、医院、科研人才的密度高，对一家以研发起步的药企来说很重要。”
这个判断，后来被证明是对的。南京为圣和提供了临床和科教资源，圣和也证明了一件事：南京的“土壤”能长出原创药企。
2002年，圣和迎来第一个转折点。彼时，中国医药市场还是仿制药的天下。做仿制药，来钱快、风险低，是大多数药企的舒适区。而创新药，周期长、投入大、成功率低，几乎无人问津。
在年主营收入不足3000万元、科研人员不到10人的情况下，王勇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不太理性”的决定：收缩仿制药业务，把全部资源押注创新药。
从2002年转型，到2009年首款创新药优诺安获批上市，圣和走了整整七年。七年间，没有创新药收入，完全依靠自有利润滚动投入。
也是从那时起，圣和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每年把销售收入的20%以上投进研发。
关于优诺安的研发，有一个细节值得一说。针对硝基咪唑类药物普遍存在的神经毒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拆分药物旋光体、开展动物对照实验，成功筛选出左奥硝唑，将药物神经系统不良反应从17.98%降至0。
这个故事被圣和人反复提起，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当年那个“不太理性”的决定，是值得的。而南京，也因此有了一款真正从本土实验室走出来的创新药。
优诺安规避了硝基咪唑类药物的神经毒性风险；圣诺迪、圣瑞沙在2023年、2024年先后获批上市；圣和如今50多个在研创新药，集中在抗肿瘤等临床需求迫切的领域。这些产品的背后，是圣和用七年做一款药的耐心，也是南京容得下这种耐心的能力。
诺亚方舟：原创药孵化基地
在圣和，有一个名字很特别的实验室——“诺亚方舟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专攻全新靶点的抗肿瘤药物，走的是FIC——全球首创赛道。
全新靶点意味着没有前人经验可循，也没有临床数据参考，失败概率极高。这是一条全球大药企都不敢轻易涉足的路，但王勇的逻辑很简单：做真正原创的药。
诺亚方舟实验室里的人，很能说明圣和为什么敢把宝押在年轻人身上。
实验室主任刘琪，2021年从山东农业大学毕业后加入圣和，五年间从普通研究员成长为上海研发中心负责人。“公司很敢用新人，对应届生来讲是非常好的平台。”
“敢用新人”，这句话在圣和不是口号。副主任龙文静，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博士，2025年通过校招入职。“圣和对FIC创新药研发的战略投入和耐心比较好，给应届生更多机会，能自己立项、担任项目组长。”
支撑这种“敢”的，是圣和从2013年就推行的“203040奋斗者计划”：鼓励员工用20年的职业生涯，创造相当于30年的业绩价值，获得匹配40年收入水平的回报，配套股权激励。
在圣和，这套“203040”的逻辑，先从董事长王勇自己开始。他没有独立办公室，和所有员工一样坐在开放办公区。虽已年近花甲，他常年不午休，全天保持高强度的工作节奏。
扎根南京：一条产业链与一座城的共生
三十年来，圣和在南京生长出一条覆盖药材溯源、原料药生产、制剂加工、研发销售的完整产业链。2001年新港基地建成，承担制剂生产；2015年六合基地建成，承担原料药生产和中试；2016年麒麟科创园总部基地投用，成为公司总部及研发中心。
这条链的上游，还延伸到了两千公里外的云南。2012年，圣和在蒙自启动通关藤种植示范项目，建设科研基地、良种繁育基地和野生抚育基地，既保障了药材质量，也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
人才的一端，则落在南京的高校。公司与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联合培养170多名硕士、近20名博士，建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
南京的人才政策，也让这种“校企联动”有了更实在的落点。刘琪2021年入职时，应届博士每月有2000元租房补贴，连续发放五年，“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让我能在这个城市更好地落脚。”药化设计高级研究员单恒悦的感受更直接：“有了补贴之后，能居住的环境差异非常大。”
王勇与南京这些高校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更早。他1987年考入中国药科大学，1991年本科毕业后留校从事四年科研工作，2012年，他与夫人捐资在母校栽种樱花苑，如今已成为校园标志性景观。
三十年来，圣和向中国药科大学累计捐赠数千万元，也把一批批药大毕业生留在了南京的药企实验室里。
一座城和一家药企的三十年
三十年的企业，在中国医药行业不算年轻，但也远未到“老店”的年纪。
圣和面前的路还很长。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这家企业做选择的逻辑，三十年来没有变过。
2002年，放弃仿制药的稳定收益，选择创新药的长周期。2007年，放弃汉府街的商业开发，选择建博物馆。
这些选择单独看，都不算“划算”。但三十年后回头看，它们指向同一种逻辑：不追快钱，做长周期的事；不只看营收，也看产品到底解决了什么临床问题。
三十年间，南京见证了圣和从一间实验室到一座产业园的成长，圣和也参与了南京从“医药大市”向“创新药城”的转身。这样的企业与城市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落户”与“纳税”，而是彼此参与了对方的成长。
南京需要更多这样的企业——愿意用七年做一款药，用八年建一座博物馆。而圣和也需要南京这样的城市——有高校的底蕴、有政策的耐心，也有让长周期研发沉得下来的空间。
三十而立。圣和的故事，是南京故事的一部分。过去三十年，南京容下了一家药企用七年做一款药。下一个三十年，这座有高校底蕴、有政策耐心的城市，还能容下多少这样的企业，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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